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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构自然：外来文化对佤族的生态影响 由于环境的限制，佤族长期处于较为闭塞的生活状态。随着中原政权和西方文明对西南边疆的先后介入，佛教和基督教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传入佤族社会，这对佤族以往固有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动摇。佛教和基督教作为具备成熟理论体系的制度性宗教，与佤族社会固有的民间信仰差异极大，甚至存在诸多冲突矛盾之处。但它们为了能扎根于佤族社会，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适应本土文化的调适，被不同地区的佤族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原有的民间信仰中，对佤族的生态观念及行为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佛教、基督教与佤族原有的生态理念有相通之处。佛教较早进入佤族地区，清代中期左右便在佤族较为集中的阿佤山地区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佛教本身就强调众生平等、慈爱万物，在其“公认的550个佛本生故事中，有整整一半（225个） 将动物作为主要角色”，隐喻了宇宙、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佛教所提倡的“山川草木悉有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又与佤族尊重自然万物的观念不谋而合，其教义中强调的众生平等、慈爱万物，用戒律规定保护万物生命的行为要求，直接影响了佤族的生态理念。基督教自20世纪初才由缅甸传入佤族聚居地，经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以沧源、双江、澜沧为中心的活动区域。基督教固有的教义本就包含有爱护自然的要求，上帝造物与佤族神话中“木依吉”造物造人颇有类似之处。如《圣经》创世纪中说道，上帝创造了白天黑夜、山川河海、日月星辰，及其他生命体，又按照自己形象创造了人，“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创1:31）。同时，上帝赐福于人并赋予人管理万物的责任——人只是替上帝照管万物，而非成为万物的主宰。上帝在造物过程中一概按照“各从其类”，这也说明，无论何物种都是按照既定的法则存在，故世界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价值，万事万物间理应保持平等平衡，和谐共存。而拥有神的形象和灵性的人类，更应该管理好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这与佤族认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彼此依赖的观点有相合之处，因此也得到了佤族的认同。 其次，佛教和基督教重构了佤族的生态理念，并影响了其具体的生态实践行为。佛教的“因果”说与佤族尊重自然的要求相结合，在佤族社会中形成了善待自然便会有好报的观念，反之，如若贪婪放纵，便会招来灾祸。因渴望积德行善，“汝嘎嘣” （指行阴德） 成为佤族的习惯之一。他们认为，“栽阴德树”是积阴德的主要方式，只要在村寨的主要道路两边栽种榕树，便可求得全家平安，为后代积德。待树长到人高时，便会请佛爷择吉日贡树，经佛爷贡过的树，任何人不得砍伐或攀折。因此，许多佤族村寨路边都能见到茂盛的古榕树。直至今日，沧源勐角乡翁丁村的神林，糯良乡南撒寨的林地、单甲乡大寨东北面的原始森林和班洪乡南板村的榕树林都是现存的例证。基督教的“天堂地狱”说也有类似要求。如果人不注重自己的行为，任由贪心的欲念肆意伤害自然，便是本世的“罪”，会影响死后的生活。佛教和基督教关于现世行为会影响后世生活的观念巩固了佤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维护生态平衡有一定效用。佛教与基督教中倡导的节制、适度的理念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佤族对自然的开采和利用。佛教与基督教中均包含节制、适度休息的理念。基督教《出埃及记》中说道：“你六日要作，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 （出34:21） 在实际中，安息日也确实让劳作者和自然都得到短时间休息和恢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自然的开采和利用。佤族原始的轮耕垦休制度也应和了基督教中“安息”之意。佛教中也有类似举措，关门节和开门节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分别在佤历9月15日和12月15 日举行，其间的三个月空闲让作物和劳动者得到了休整，某种意义上达到了生态平衡的效果。 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一定程度上提倡克制人的欲望。它们根据民情各自制定了许多戒律和戒规，限制杀牲祭鬼等行为并明确禁止猎头祭祀。以往，拉木鼓、祭谷魂、祭祖先等祭祀要求在仪式过程中必需举行猎头才显隆重，在佛教和基督教的教义规劝和强制要求下，猎头祭等野蛮的行为大幅减少。此外，传统的祭祀活动多为集体性的，每次需准备诸如鸡、猪、牛、粮食、水酒等大量牺牲和祭品，造成了巨大浪费，佛教、基督教主动与佤族原有的祭祀仪式相结合，使其变得简便。如，“叫谷魂”祭祀中，基督教认为只要在心内虔诚地向耶稣祷告，无需祭品也能够得到耶稣的护佑；而佛寺的佛爷、和尚甚至承担起主持仪式及念经的责任。即使惯有的祭祀仪式照常举行，杀牲祭鬼的行为也大大减少了，缓解了祭祀仪式中的浪费行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佤族社会的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的积累。 佛教和基督教被佤族社会所接受和信仰，首先源于佤族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佤族民间信仰所代表和依赖的生产力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佛教与基督教进入佤族人民精神世界的同时，还为落后的阿佤山带去了较先进的技术和理念，部分佛教和基督教传播较广泛的佤族地区已经率先脱离粗放的生产模式，佤族人的生产水平、对自然的理解和利用、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此外，相对于注重现世生活、追求直接回报的佤族民间信仰，佛教和基督教更为注重来世生活，脱离了传统信仰的功利性，意图通过建立某种超验的目标，帮助人们把现实的痛苦置换成来世的幸福，填补了彼岸世界的空白。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佤族社会结构、文化规范、个性的发展需要。 总的来说，作为进入一个较封闭社会的“外来者”，佛教和基督教在不同阶段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适应性，融入了佤族民间信仰系统之中，将自己的理念与佤族的生活各方面衔接起来。佛教和基督教对自然的观念和对人行为的要求，加深了佤族对自然的理解与认识，在保留原有信仰系统中既有生态观合理内核的同时，摒弃了不合理的宗教消费，补充并重塑了佤族生态智慧及理念。 四、讨论 随着严峻的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人们开始转换角度思考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近半个世纪以来，有西方社会学者认为用“一神论”代替了敬畏自然的泛神论、万物有灵论、对自然的“去神圣化”，使自然丧失了以往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控制不受任何宗教和道德的约束，促使了人对自然的掠夺。这种观点存在值得思考之处，但强调信仰对实践行为的绝对权威未免过于武断，毕竟在宗教信仰占据人类生活核心地位时期所进行的人类活动，还未对自然生态造成显著的、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和威胁。同时，民间崇拜中自然的“绝对地位”也需理性分辨与扬弃。但是，无论认识自然的方式有多南辕北辙，作为被认识对象的“自然”，其本质是一致的——满足人类生存需求及发展延续的关键之关键。毕竟，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一旦受损是无法修复的，即便可恢复的自然资源也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也正因为如此，更加深入地去理解和分析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发展中，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对于重建良性的生态系统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佤族作为一个进入现代社会不足百年的民族，在特定自然生态条件下谋取物质生活资料、与生态环境进行交互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征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土认知，展现了其在适应自然过程中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形成了独特生态文化模式，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与佤族民间的生态智慧相融互渗，重构了佤族社会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指向和生态习惯，使其更趋于合理，并继续被集体认同和遵守。而无论其中信仰对象如何变化，表达崇拜的行为方式如何更改，究其本质，都是“以神灵的名义积极主动地进行一项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活动”，并通过超自然的信仰权威于实践中约束和调适人们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的行为。所关注和传达的皆是人对自然的依赖、对自我行为的反思，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关怀与责任，这些都源于佤族人内心对自然的珍视。 简言之，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佤族构建了本民族的生态智慧，用于指导、组织与自然交往的实践行为。而后，受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佤族社会这块土地上打造了多维的信仰空间，重构了佤族民间信仰系统，同时也通过与佤族社会活动、道德规范、民俗习惯等融合，进一步整合了佤族的生态价值体系，使其始终保有对自然生态的“敬畏之域”。佤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包孕的生态理念是朴素而深刻、富有合理性的辩证思想，在佤族社会持久存在并促成人们对生态的自觉保护，特别是将“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等生态价值观念与民族社会的生活习惯及道德评价融合的诸多举措在当今仍持续发挥着效用，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现代的生态环境已更加复杂。在构建新时代民族生态价值系统的过程中，并非原封不动地继承和保留原有生态智慧的理念和经验，而必须从内容和形式上与现实结合，实现对传统生态理念的超越和转换，脱离地域和信仰层面的限制。深挖佤族民间信仰中富含的生态智慧，重点分析其中的合理内核，吸收、继承并将之运用于指导现当代与自然相处的行为活动，努力探求科学的生态实践模式，这对建设当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探寻本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