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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间视角、主体需求与行动参与 当然，如此明显的问题，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并非看不到，只是他们偏重以干部为中心。例如，在C区2018年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总结报告中就写道：“我区农村供排水、厕所、教育、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大，长效机制还不健全。基层干部、群众主体力量没充分发动起来，存在‘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现象；村民思想观念没有彻底转变，缺少主人翁精神和自觉意识，对农村‘脏、乱、差’现象熟视无睹，监管整治难度大，整治效果时有反弹。”①然而，同样在这份报告中，开出来的药方似乎与症状关系不大，依然是漠视普通小农户主体性的老思路。报告中提出的“下一步工作措施”，诸如加强督查、干部划片包干、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打造龙头企业、增加村级保洁员、典型带动等，几乎没有一条是针对“村民思想观念”“主人翁精神”的。 而若在兼顾干部看问题视角的同时，保留些许“他者”眼光，换位思考，从“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看，无论是问题还是对策，则或许不无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按照政策要求，美丽乡村建设当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治理“三线”（电力线、电视线、通信线）乱搭乱接的状况。从安全与美观的角度看，将之列入美丽乡村建设并非没有道理，不过，从群众生活的民间视角看，这项工作远非村庄所能办到。户外的“三线”既非村民私有财产，也非村庄公共财产，它们分属电力、广播和信息等部门或企业，即使是镇（街道办）、区政府也无权径直更改线路，否则就会打乱它们各自的整体规划。此可谓，问题呈现在乡村，但打开整治之锁的钥匙并不在基层。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以行政命令简单责成基层整治即可有收效。 另一类问题是，从民间视角看，同一个问题却在行政专业分工中属于多个不同部门的问题，被推诿而解决不当。例如，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厕所革命”，要求全部淘汰旱厕，建立现代标准的公共厕所或各家独立的卫生厕所。从笔者重点调查的林镇看，绝大部分居民的家中确实已经建起了卫生厕所，但排污问题并未很好地得到解决。除了个别样板村庄建立了覆盖大部分居民家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之外，绝大部分村庄的做法是将厕所污水排往了附近的鱼塘，而并没有进一步作无害化处理。从村庄生活的角度看，厕所使用和排污毋庸置疑应从整体上考虑，而在政府部门分工中，负责牵头搞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农业局官员认为，建卫生厕所是农业局、卫生局的事情，而如何处理排污是水务部门的事情。水务部门认为，有限资金首先得用于人畜安全饮水，暂无法满足标准化集中处理排污的需要。 于是，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乡村生活污水是否只能与城镇一样，管网收集，集中无害化处理？甚至于将视野再扩大一点，似乎还值得追问：美丽乡村建设，能否套用城镇标准？事实上，根据现在的技术条件，采用一些生态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就近对生活污水作简便无害化处理的目的，而采用城镇标准集中建化粪池等设施，则因乡村居民分散而必然成本很高。但在水务部门视角下，似乎只有暗渠化、管网化集中处理这一套城镇污水治理模式。而在成本过高，难以实现暗渠化、管网化集中处理的情况下，干脆以农民习惯难以纠正为由搪塞之。类似的思路还表现在，注重外人观赏效果的农村工作者坚持认为路边的杂草必须除掉。可在农民看来，那些杂草既不妨碍美观，也不妨碍其生产、生活，实在没有必要花费人力、财力去清除。基层政府出资聘人用除草剂清除路边的杂草， 从民间视角看，就不仅是在做无用功，甚至还有做秀的嫌疑。至于官方标准要求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不得随意堆放，也显得过于笼统。事实上，从农民自身生活的角度看，这些有用的物件置放于何处自然要有利于其生产、生活的方便，只要其摆放未占用公共空间，总体上比较整洁，没有妨碍公共卫生和他人生活，地方政府作为“外人”何必去干涉农民的私人生活？ 再一类问题是因为缺乏民间视角，未深入群众作调研，整齐划一的规划打乱了民间利益格局，损害了部分农民的利益，致使其不理解、不支持乡村建设工作。例如，林镇某村临近国道，经营小餐馆、旅馆是部分在家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为吸引过往顾客，村民在国道边摆放或悬挂广告牌。在2018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此类广告牌即在被整治之列，被要求全部清除。部分村民的住所直面国道，镇政府为其制定了风格统一的招牌， 钉在朝国道的墙面上。如此一来，那些住所并不直面国道的村民，则因为无法面向国道打出自己的招牌，失去了一个招揽顾客的重要方法，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如此乡村建设方案制定出来，本已有问题，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其决策机制以干部为中心，傲慢而固执。村民曾多次向村、镇干部反映此问题，得到的答案是统一规范的要求不能变。 此外，村民的传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是导致建设工作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林镇在执行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时，遇到的最大阻力即是拆除村民的危旧房。在政策视角下，危旧房与废弃的猪牛栏、茅房及违章建筑一样，都有碍于美丽乡村建设。但是，村民对于“危旧房”“违章建筑”等概念，与地方政府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危房和旧房完全不能混为一谈，旧房未必是危房，真正的危房也不会住人或放置重要物件。而有相当一部分住房或农用房，因修建之时政府尚无城乡规划制度，未获得产权证书，政府亦从未要求登记，现若全部算作违章建筑需要拆除，村民无法接受。另有一部分房屋确实已属危旧房，但因为是村民的公共堂屋或祠堂，平时虽不住人，管理亦不善，但在婚丧嫁娶仪式场合，仍有特殊的意义，因而村民不愿拆除。还有部分房屋实在破旧， 甚至已经开始坍塌，村民却也反对政府将之拆除。究其缘由，是因为当地宅基地很紧张，村民担心破房被拆后，连宅基地也不被承认了（G市近年出台过只允许拆旧、不允许新建农村居民点的政策）。 由此可见，如果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不是首先以干部为中心，将农民当作客体，而是在深入农民调查的基础上，带着“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将农民当作主体，就不难发现其需求在相当程度上与美丽乡村建设并不相悖。而且，也只有考虑他们的正当需求， 才可能让他们认识到美丽乡村为他们而建，并有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就笔者所知，在距林镇不远的G市南区、北区，即有具备鲜明参照意义的经验。它们均由区政府为村民的危旧房颁发证书，证明其面积及宅基地所属，承诺虽然拆除了这些建筑，但将来若进行改造、征地涉及补偿，以此次拆除的面积为准②。村民在没有担忧后，绝大部分积极配合拆除工作。这也证明，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可视性政体”中，如果以农民为主体，调整 “好看”的视角，未必只有与资本保持亲和关系、排斥小农，才能打造“亮点”，搞好工作，呈现政绩。 ① C区农业局书面材料《C区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工作汇 报》，2019年1月15日打印稿。 ② 访谈南区龙镇C姓党委委员的记录。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26日，访谈地点为南区龙镇莲村老年人协会（D姓宗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