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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群众路线、小农社工与协商共治 若笼统地说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官僚主义，甚或诛心式地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想把工作搞好，那显然不是事实。笔者在调查中看到，在一轮轮的乡村建设活动中，农民也确实并非完全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无论是美丽乡村建设，还是全面升级的乡村振兴工作，又抑或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得更好。“外人”尚且投入如此之多的人力、财力，村民更理所当然地值得为自己的事情付出。 言及此处，即涉及了小农特殊的社会性质问题。用常理难以说通，乃是因为小农的行为逻辑并不遵循此“理”。费孝通对此曾有过通俗而精彩的论述，他说：“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36]殊不知，这样“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37]。从林镇的乡村建设工作看亦是如此。笼统地说， 村民并不否认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把农村搞好，这些工作也总体上对他们有益；如果公家不需要他们私人付出成本，就将村庄建设得美丽起来，那么他们自然是欢迎的；但要他们参与行动，则至少不能由单家独户为村集体付出成本。 质言之，若要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工作当中来，首先得让他们接受一种穿透其原有公私界限的道理。而要农民不仅在认知上笼统地认可此道理，而且愿意在行动上为此道理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家的“私”，恐非一纸行政命令即可办到。农民需要动员，但动员首先得教育，教育不好农民，就动员不了农民，这是小农社会的特性决定的。而教育农民，绝非板起面孔说教，甚至刷刷标语或在电视里滚动播放领导讲话、口号，就能解决问题。历史证明，这是一项系统改造、团结小农的社会工作。近代的梁漱溟、晏阳初等在倡导和开展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也都曾遇到此问题。其中，晏阳初尝试以西式文艺、生计、卫生及公民教育，治疗乡民“愚穷弱私”之病[38]，但收效寥寥。梁漱溟尝试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39]，大办乡学、村学，改造农民之“私”，使之“慢慢开展成一个大的社会”[40]，但正如他自己总结的，最后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41]。 真正将农民动员起来，对乡村进行根本性改造的，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因为议题所限，这里不必详细列举其针对农民的根本需求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只就乡村工作方法而言，即可见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与梁、晏之简单教育农民有本质的不同。对此，毛泽东曾总结道：“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42] 从林镇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实践看，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动员，显然既非梁漱溟、晏阳初那样着眼于乡村的教育工作，也缺少起码的社会调查和与农民的沟通，不是走群众路线的群众工作。为何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丢弃我党一贯强调的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法成为常见现象，这里暂且不去细究，其结果则非常明显：在未对农民进行充分教育、说服和未与其沟通的时候，单向度的标语、电视宣传无法引起农民的共鸣，没有让农民从心底里接受乡村建设中公私利益、轻重缓急相协调的道理，没有让农民把乡村建设变成他们自家事情的一部分。以至于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疲于奔命，乡村建设却依然面临着“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局面。 而面对此局面，一味怪罪农民思想保守，难以转变观念乃至自私，可能既不公允，也不具有改善乡村建设之实际价值。正如在笔者调研的过程中，有基层干部套用时髦语所表示的：此类说法只是“甩锅”（推卸责任）。面向实践的乡村建设工作者，不能奢望有思想观念已经高度符合工作需要、一呼百应的群众，而只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了解其利益、习惯和想法，同时也教育他们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若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不是密切联系群众，而是密切联系大户、公司老板，将工作成绩和“亮点” 寄希望于后者，则群众防备后者侵占其利益尚犹不及，还何谈主动参与到此类工作中来，并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 当然，时代在发生改变，并不是说群众工作方法只能一成不变。形成此种局面，其实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将之简单归结为基层官僚主义，进行道德批判，并非建设性的思路，也无太大的实际价值。尊重、发挥农民自身的主体性，对于乡村建设而言的确必不可少。在此基础上，面对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的格局，加入现代社会工作和协商治理的理念，也是必要的。依托于专业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工作，可以弥补政府直接参与行动的不足，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政府通过口号、标语和电视、广播等渠道作宣传，远不及让活生生的人深入村庄面对面做社会工作，能有效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同样，无论在乡村建设方案的制定中，还是在执行中，如果农民不同的利益、想法能通过村民自治、村民代表或人大代表等渠道得到表达，农民就势必不至于如此被动，乡村建设的成本与收益也势必更合算。这首先要将基层决策的乡村建设视角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民间视角结合起来，看待问题和探索对策。有了这种复合视角，农民中有德望的治理力量方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发挥作用， 而这本身又是村民自治的题中之义。如此方能形成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多方参与的共同治理格局，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力量，共同致力于乡村建设，而其效果势必优于地方政府的独角戏，抑或基层干部与大户、公司老板的“双簧”。 参考文献 [1] 李周.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含义、实施策略和预期变化[J].求索，2018，（2）：44-50；魏后凯 .如何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J].理论参考，2018，（4）：34-36. [2] 林聚任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文明建设[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1）：158-167. [3] 刘祖云等.城市利益让渡：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命题[J].社会科学，2018，（5）：3-12. [4] 朱启臻.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J].理论参考，2018，（4）：45-48. [5] 王景新等 .中国乡村振兴及其地域空间重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7-26. [6] 温铁军等.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J].中国软科学，2018，（12）：1-7. [7] 温铁军等 .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J].理论探讨，2018，（5）：5-10 [8] 贺雪峰.谁的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J].探索与争鸣，2017，（12）：71-76. [9] 吴重庆等.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4-81. [10] 徐祥临.小农户靠“三位一体”成为乡村振兴主体[J].中国合作经济，2017，（12）：27-28. [11] 王思斌 .社会生态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兼论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建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5-12；王晓毅.重建乡村生活实现乡村振兴[J].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1-4. [12] 吴理财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社会建设应先行[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15-19. [13] 张晓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抓手[J].人民论坛，2017，（11）：72-74. [14] 樊平 . 以科学范式理解乡村振兴战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17-126. [15] 傅国华等.分层精准施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J].新东方，2017，（5）：15-18. [16] 王春光.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J].社会发展研究，2018，（1）：31-40. [17] 魏玉栋.乡村振兴战略与美丽乡村建设[J].中共党史研究，2018，（3）：14-18. [18] 贾双跃.更好发挥社会参与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8）：60-63. [19] 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8，（4）：2-12. [20] 朱启臻.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J].理论参考，2018，（４）：45-48. [21] 罗康智等.论乡村振兴主体的缺失与回归[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4）：91-97. [22] 李静.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投资的效应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7，（21）：356-359. [23] 王敬尧等.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J].中国行政管理，2018，（4）：91-97. [24] 党国英.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依据与实现路径[J].社会发展研究，2018，（1）：9-21. [25] 张红宇.乡村振兴战略与企业家责任[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3-17. [26] 郭亮等.农业商品化与家庭农场的功能定位[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87-91. [27] 赵月枝等 .被争议的与被遮蔽的：重新发现乡村振兴的主体[J].江淮论坛，2018，（6）：34-40；麻国庆.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J].求索，2019，（2）：4-12. [28] 叶敬忠等.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14；蒋永穆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小农户发展[J].求索，2018，（2）：59-65. [29] 叶敬忠等“. 小农户”与“小农”之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12. [30] 韩长赋.积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J].农村实用技术，2018，（3）：22-24. [31] 韩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19-26. [32] 陈锡文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12. [3] [美]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C]//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编.企业的经济性质.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8. [34] 谭俊鹏.资本市场大量注入乡村旅游的后果：大部分无盈利[EB/OL].http://www.china.com.cn/news/2016_01/07/content_37484983.htm,2019-10-27. [35] 王斯福.直视不可见：中国与西欧地狱审判中的两种“可视性政体”[J].肖坤冰，谭同学，译.民俗研究，2014，（3）：27-34. [36][37] 费孝通.乡土中国[C]//费孝通文集（第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32.344. [38] 晏阳初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C]//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247. [39][40][41] 梁漱溟 .乡村建设大意[C]//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653. 330.573. [42]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C]//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