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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水尺,是高丽、李朝时期对其境内一些外来族群的泛称,内含契丹、女真、蒙古、回回等不同族裔。他们不事农桑,以屠宰、编柳器、贩卖及倡优为业,与古代朝鲜半岛的传统农耕社会格格不入,地位低下。自高丽末期,出于儒家治国理念,政府开始对杨水尺加以管理。至18世纪初,杨水尺基本处于定居状态,但因不忘旧业,社会地位依然卑下。至20世纪中叶,扬水尺已逐步融入朝鲜民族。历史上,杨水尺对朝鲜半岛的文化、艺术、经济及社会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朝鲜半岛; 杨水尺; 外来族群; 民族交融; 自13世纪初,高丽1境内活跃着一个被统称为“杨水尺”(  一、杨水尺的渊源 关于杨水尺的起源,最早见《高丽史节要》高丽高宗三年(1216)九月的叙述:“杨水尺者,太祖攻百济时所难制之遗种也,素无贯籍赋役,好逐水草,迁徙无常,唯事田猎,又编柳器贩鬻为业,凡妓种,本出于柳器匠家。”4其中“百济”即甄萱建立的后百济,5《朝鲜史略》有“杨水尺者,太祖攻甄萱时难制之遗种也”6的补充。可见,早在高丽初期攻打后百济时,杨水尺已经存在,《朝鲜睿宗实录》故言“姑以东方风俗言之,杨水尺者,前朝初有之,江都时亦有之”,7虽然《高丽史》及《高丽史节要》均未有高丽初期杨水尺的相关记录,亦未明确杨水尺是否隶属于后百济,但并不排除其存在的可能。 笔者推测,此时的杨水尺可能是一个独立群体,因其习性“好逐水草,迁徙无常”,故难以被编入户籍固定在特定区域进行统治。曹中屏先生指出:“自新罗时代起,国家在疆域的对外扩张中,已将坚持敌对态势的部落集体变为奴隶,编入部曲,集中从事各种贱役,没有任何迁徙自由。”8而杨水尺“素无贯籍赋役,好逐水草,迁徙无常”,显然令高丽政府颇为棘手,故而称其为“难制之遗种”,这说明杨水尺一直以外族身份生活在朝鲜半岛。 杨水尺称谓的由来。在早期韩国古文献中,“尺”字的应用范围较广,《三国遗事》曾提到海尺;9《三国史记》载“罗时乐工皆谓之尺”,10如笳尺、琴尺、舞尺、歌尺等,又有法幢火尺、钩尺、弓尺、木尺、大尺等职官;11现存的新罗碑文中还出现匠尺、文尺、书尺及斧尺等技术称谓。12高丽及李朝时期,“尺”字衍化为对从事某项职业者的专有称呼,如墨尺、刀尺、津尺、杨水尺、山尺、杂尺等。至于杨水尺称谓的含义,要从北宋孙穆的《鸡林类事》说起,崇宁二年13(1103),孙穆奉命出使高丽,所撰《鸡林类事》一书中,用汉字写音法收录三百多个高丽语词汇,按“尺曰作”14和“倡曰水作……倡人之子曰故作,乐工曰亦故作”15的记录,可将“杨水尺”对译为“杨倡”,稍后“凡妓种,本出于柳器匠家”的叙述,可知杨水尺与柳器匠、倡优关系密切,再结合李学逵《洛下生集》“沿水采杨柳为器,杨水尺之名,必因此始”16的断言可知,杨水尺之得名,与其生活方式及从事职业有直接关系。 自高丽末期始,杨水尺被称作“禾尺”( 从李朝前期起,禾尺被改称“白丁”( ),22从此“白丁”与“才人”常同时出现,23如“才人、白丁十常八九”24“强盗率皆才人、白丁所为”25和“京外才人、白丁尽刷”26等。根据其从事职业,又有“栲栳白丁”“古里白丁”等称。27后因其盗杀牛马,民间遂以“新白丁”“才白丁”“禾白丁”“两色白丁”等蔑称之。28二、杨水尺的族属辨析 从杨水尺“或称禾尺,或称才人,或称鞑靼,其种类非一”29记述看,杨水尺是对古代朝鲜半岛不同外来族群的泛指,其中涵盖诸多族类。笔者结合史籍文献辨析,杨水尺中主要有契丹、女真、蒙古、回回等民族。 (一)契丹人、女真人 无论比照文献记述,还是从地缘角度分析,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与杨水尺关系密切。 先从文献记述比较三者的生活习性。《辽史》记契丹人“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30“契丹旧俗,其富以马……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31《金史》载女真人“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32《契丹国志》言契丹国“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统制,好为寇盗”和“(契丹)风俗与奚、靺鞨颇同”;33《元史》记述元初松花江南北傍水而居的女真人“其居民……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以涉猎为业”。34由上可知,契丹、女真(靺鞨)皆为逐水草徙居的游牧、渔猎民族,这与杨水尺“好逐水草,迁徙无常,唯事畋猎”的特征颇为相似。再从金国武将毕资伦“我出身至贫贱,结柳器为生”35的叙述,推测柳器很可能是辽金时代契丹、女真等游牧族群的生活必备品,编制贩卖柳器则是底层贫民的寻常谋生手艺,这与以“编柳器贩鬻为业”的杨水尺如出一辙。 《高丽史节要》对杨水尺的最早活动记录于1216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一年),此前一年,蒙古军已攻陷金中都。361212年,金国北方千户耶律留哥反金降蒙,从此金廷统治东北的局势一蹶不振,蒙、金为争夺对辽东的控制权战争频发,曾臣服于金国的契丹人趁势作乱,建立后辽政权,为躲避耶律留哥率蒙古军的追杀,一路向东迁徙,直至侵入高丽境内,历史学家称之为契丹遗族军、契丹遗种或旧辽国人。37韩国学者卢启铉指出,契丹遗族军队能长驱直入高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丽北方的“杨水尺充当契丹遗族军队的向导,使契丹遗军对山川要害和道路远近相当了解”,38笔者分析,此事或许能反映出杨水尺与契丹关系微妙。《高丽史节要》对此有详细记述: (1216年)初,李义旼之子至荣为朔州分道将军……至荣曰:“汝等本无赋役,可属吾妓紫云仙。”遂籍其名,征贡不已。至荣死,崔忠献又以紫云仙为妾,计口征贡滋甚,杨水尺等大怨。及丹兵至,迎降乡导,故山川要害道路远近悉知之。39 (1217年)杨水尺等帖匿名书云:“我等非故叛逆也,不堪妓家侵夺,故投丹贼为乡导。若朝廷杀此妓辈及顺天寺主,则可倒戈辅国矣。”忠献闻之,乃归其妓紫云仙、上林红于其乡,顺天寺主亦恃势自恣与妓为乱者也,闻之亡去。40 (1218年)蒙古、东真两元帅攻丹兵于岱州,屯州城西秃山。良镜领兵往见之……良镜使才人列军前鼓噪,作杂戏,又使善射者二十余人一时俱射,矢入州城,贼登城望者皆奔避。41 杨水尺轻易投靠契丹遗族军队,除了不堪忍受“妓家侵夺”以此来要挟高丽外,同时表明杨水尺对高丽尚未形成国家认同感,被视为异族的他们,或与契丹有着更密切的关系。随着紫云仙、上林红、顺天寺主等人的离去,杨水尺又迅速转换角色,倒戈辅助高丽,为自身利益捭阖于契丹遗族军队、高丽政权之间。再从契丹军人放松警惕登城观戏的细节看,他们可能视杨水尺为同类故不设防,或许表演杂戏的杨水尺中有契丹人。 再从地缘角度分析。当时高丽境内共有二十一条驿道,其中“掌二十九驿”的兴化道和“掌四十三驿”的云中道都位于高丽西北部,42这两条驿道都通向高丽与辽金统辖区接壤的“西界”,是辽金陆入高丽的必经之路,由李瀷(1681—1763年)《星湖先生僿说》中“契丹之亡,流民亦东……故西氓大抵皆伉健好武,旧俗不泯”43之辞可知,朝鲜半岛西北部应居住有相当数量的辽金流民,方能影响该地风俗。再根据《高丽史》“杨水尺多居兴化、云中道”44及《朝鲜史略》“杨水尺……多居云中道”45的记述,早期杨水尺亦主要分布在高丽西北部兴化、云中两条驿道沿线一带,而这正是辽金流民在高丽的活动区域,因此不能排除一些辽金流民成为杨水尺的情形,这些流民中的契丹和女真等游牧、渔猎民族,因未能被高丽政府妥善安置,或不适应朝鲜半岛的农耕社会,为生计而继续编制柳器与贩卖猎物,游荡在高丽西北两条驿道周遭,遂形成杨水尺。与此同时,“北进一直是高丽的基本国策,王建后期就曾驱逐半岛北部居住的女真人,西北至清川江,东北扩展至永兴”。46曹中屏先生也指出,“在高丽向北方扩张领土的过程中,那些被征服地区的不愿归附并四处游荡的群体,被称作杨水尺或禾尺”,47照此说来,杨水尺中应包含一部分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战俘。 (二)蒙古人、回回人 据《高丽史》及《高丽史节要》载,高丽恭让王时,杨水尺中出现“鞑靼水尺”或“鞑靼禾尺”这一群体,直到李朝前期,他们依然存在。48古代朝鲜半岛人对鞑靼一词的所指对象,赵秀三(1762—1849年)《秋斋集》有“在宋为元铁木真,明兴散归沙漠,今蒙古四十八部”的解释,49再结合《高丽史》等其他文献记录,鞑靼或达达是古代朝鲜半岛人对蒙古人的泛称,按照韩国学者李俊九的说法,丽末鲜初的鞑靼当指蒙元时期侨居高丽的蒙古遗种,50之所以将“鞑靼”与“禾尺”两词揉捏在一起组成“鞑靼禾尺”,或因该群体兼有蒙古人与杨水尺的某些特征,说明鞑靼禾尺中有相当比例的蒙古人。鞑靼禾尺的显著特征是“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州郡各站,宰牛馈客而莫之禁”,51这似乎又与蒙古人不同。《元典章》曾指出,“凡耕田备战,负重致远,军民所需,牛马为本”,52耕牛是当时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重要工具,马匹是驮运与征战的必备物资,元朝政府为此严禁私杀牛马,规定“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征钞二十五两,付告人充赏”。53然而,鞑靼禾尺不仅以屠牛代耕食,甚至还款待客人,且屡禁不止,其行为不能单纯视为亡元遗民摆脱法律束缚后的任性,它表明在当时的鞑靼禾尺中混有相当数量的回回人。 喜蕾女士《从高丽文献看元代的回回人》一文指出:“随着蒙古贵族的西征和东征,13世纪欧亚大陆的种族流动空前活跃,回回民族就是在元代中外民族文化交融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新族群,当时高丽就有许多回回人,他们属于元朝社会的第二等级色目人,与属于第三等级的高丽人相比,得到元朝蒙古贵族更多的信任与庇护。”54 据韩国史料记录,这批回回人涵盖高丽社会各阶层,如公主“怯怜口”张舜龙55、权臣闵甫56、回回鹰坊人57、勇将达比58、富商崔老星59、平民金鼻回回60等,随着元朝势力在高丽的衰亡,回回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其中不乏桀骜不驯者。此外,元末明初仍有回回人迁入朝鲜半岛,如投化人李玄61、被流放的文姓回回世子62等。他们中一些人很可能为谋生而融入杨水尺,因伊斯兰教信仰与食肉禁忌,大量屠牛食用,以致“宰牛馈客而莫之禁”。另据韩国学者高慧善考证,《高丽史》中的“双下”(又译作“霜花”)源自波斯,是一种三角形的煎饺,用薄面粉皮包裹牛肉馅料制成,由元朝回回人从西域传入高丽;63韩国学者鱼江石从高丽歌谣《霜花店》歌词“想去霜花店买霜花,回回大叔把我手抓”( )塑造的倡伎(杨水尺)、回回大叔及霜花等元素的关联性考察,认为杨水尺与回回人关系密切。64而《高丽史》对鞑靼禾尺“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的记述,无疑勾勒出元明鼎革之际蒙古、回回流民东来高丽的路线,相比早期杨水尺多居兴化、云中道一带,此时的流民亦必由这两条驿路东入高丽,多数散居高丽西北,形成鞑靼禾尺。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推测鞑靼禾尺中应以蒙古人与回回人为主。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进入朝鲜半岛的契丹、女真、蒙古、回回等族群都成为杨水尺,例如杨水尺中的女真、回回人,是脱离政府管理和处于非定居状态的群体,与被李朝政府纳入编户过着定居生活的女真、回回人有所区别。此外,有学者推测,杨水尺中或许有印度人、吐蕃人,甚至可能有“壬辰倭乱”中的日本战俘,却均未得到史料证实。65但有一点值得肯定,杨水尺中融入种类繁多的不同民族,他们均非朝鲜半岛的原生民族。正因如此,杨水尺在体貌特征上与朝鲜半岛人有着显著差别,1898—1904年间,任美国驻首尔公使馆头等参赞和朝鲜国王顾问的威廉·富兰克林·桑兹(William Franklin Sands,1874—1946年)曾目睹朝鲜半岛的杨水尺后裔(即屠夫与贱民猎人),并对其与众不同的体貌特征记录如下: 他们(屠夫)身材高大,一些人胡须相当浓密,许多人长着浅棕色、灰色或蓝色的眼睛,头发呈红色,面色红润。乍看上去,会认为他们是混血。66 这些贱民猎人,他们身高远超过六英尺(合182厘米以上),其中一人具有红润的面庞、红头发、红色浓密的胡须、明亮的蓝眼睛。66 梳理杨水尺的发展轨迹,随着各历史时期契丹、女真、蒙古、回回等外来民族的迁入,一些游牧、渔猎民族的原有生活及生产方式难以融入朝鲜半岛农耕社会,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重组与整合,逐渐形成人数更多、族源更丰富的新群体。在这个新群体中,各民族间经数代杂处、通婚、混血、交融,繁衍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种族后裔,即属于北方民族系统的杨水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