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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水尺的职业构成 契丹、女真、蒙古、回回等民族的固有生活及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朝鲜半岛杨水尺的生活习性及从事职业。梳厘高丽、李朝史籍文献,笔者发现杨水尺主要以屠宰、编制柳器、贩卖、倡伎及奴婢为职业。 (一)屠宰、织柳、贩卖 杨水尺在打猎维生之同时,屠宰、贩卖猎物。高丽政府曾将杨水尺编入妓籍征纳贡物。朝鲜初期,政府拟将杨水尺逐步编入户籍,宣布“给闲田与多占陈荒人田,使之业农。除畋猎之役,蠲柳器、皮鬣筋角之贡,以安其生”,67严禁“无识之人,以农牛卖于鞑靼禾尺”,68但这并未使杨水尺抛弃屠宰业。随着蒙古、回回人的融入,杨水尺的职业化倾向更加明显,逐渐由猎人演化为屠宰牛马的“去骨匠”,69他们宰杀牛马并将兽皮制成鞍笼等贩卖,70一度形成“不事农业,专以柳器皮物资生”71的局面。在此期间,政府虽然三令五申加以限制,但杨水尺似乎置若罔闻,笔者推断,杨水尺除了向民间收购淘汰的农牛外,或私自蓄养一定数量的牛马,以致在政府严禁收购农牛的情况下,屠宰不辍。此外,杨水尺中一些人专以捕虎为业,他们骁勇善射,如才人韩卜连曾捕获四十多只老虎。72 同时,杨水尺传承着编制、贩卖柳器的职业,以致“数百年来,自成一俗”,73对此,李学逵(1770—1835年)在《洛下生集》中有“今之织栲栳者,皆沿水采杨柳及屠牛为业,必是遗种而旧俗相沿,贱之至今也”74的推测。因其织柳的职业特征,被时人称为“栲栳白丁”74 或“古里白丁”。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对此解释道:“至今屠者称白丁。编柳器者,称古里白丁。古里者,柳器之俗称也。贱之甚于屠者,州县有死囚,辄使刑之。”75可见“古里白丁”不仅编制柳器,还兼任各州县的刽子手。 金鑢(1766—1822年)的《古诗为张远卿妻沈氏作》,描述了李朝后期全罗道一户已定居的白丁之家,并对其家庭成员的职业作了详细交代: 君家诚易识,幼少住湖南。湖南五十州,长溪味最甘。祖世杨水尺,惯爱浦边柳。柳丰令人肥,柳歉令人瘦。阿父妙手工,精致世无比。南市卖矮笼,北市鬻箕子。锥刀日中集,皆言制造美。大兄邑贸贩,小兄营悬坊;中兄业胃脯,长夏烹狗酱。里社冠昏礼,往宰猪与羊。……阿父柔且善,胖黑颇有须。……桥尽映柴门。……屋前清溪绕,屋后乱石蹲。……入门先左顾,所见多所怪。髼松麂眼篱,累累牛皮挂。修庭堆氋氄,土轩颇闳宕。满堂者谁子,匝坐高手匠。或垂奔蓬鬂,或曳犊鼻裆;或挼瘦卫鞹,或织柽条箱;或立鸣銮刀,或坐烂羊胃。……小屠家虽窭,幸免常苦饥。甔石略庋储,畜牧颇腯肥。……由来下贱者,先头数白丁。人奴尚不如,倡优反为荣。76 诗中,阿父及三兄弟从事编制柳器、屠宰、贩卖、畜牧、鞣皮等相关职业。可见,杨水尺的传统职业被作为特殊的技能传承下来,他们中一些人始终以手工业者和商贩的身份活跃于古代朝鲜半岛。诗中的“悬坊”即悬房,是由成均馆泮人经营的屠肆。“祖世杨水尺……小兄营悬坊”的叙述,反映出白丁与悬房泮人的密切关系。对此,韩国学者田耕旭先生认为,泮人应该就是首尔城中的白丁之类。77泮人(  )是隶属于成均馆的贱民78集团,从事杂役与宰牛卖肉,成均馆为丁祭专设悬房,命泮人将祭祀所剩牛肉出售获利。后为增加财政收入,允许泮人独立经营悬房,悬房数量增多,由首尔逐渐扩展至京畿一带,泮人人数亦不断增加,李朝后期已达4000人之多。79(二)倡伎、奴婢 一些杨水尺凭借出众的歌舞演技从事倡伎职业,按《高丽史节要》,早在杨水尺“凡妓种,本出于柳器匠家”的记述前一百年,高丽已出现“倡优杂伎以至外官游妓”,80应该与杨水尺密切相关。或许正因杨水尺世出倡伎,后来才被名正言顺编入妓籍,隶属官妓紫云仙。关于杨水尺从事倡优业的渊源,有学者推测,杨水尺可能是从印度流徙到欧洲的罗姆人后裔,81这批能歌善舞的罗姆人经由西域、中国进入朝鲜半岛。邱雅芬女士则认为此说尚无佐证,只能作为假说。82笔者认为,杨水尺之所以以倡优为业,除了游牧民族善歌舞的自身因素外,还因其活动区域周边政权的领土扩张及争战,导致生活空间急剧缩小,游牧渔猎严重受限,原有生活模式招致破坏,他们为了生存被迫沦为倡伎。从事倡优的杨水尺被统称为才人,83据《高丽史》记录,才人中除了一小部分供职于宫廷管弦坊任太乐才人,84绝大多数以流浪艺人的身份活动在朝鲜半岛各地,以歌舞表演行乞维生。 高丽时代的音乐歌舞深受外国影响,早在1117年,契丹投化人就曾为高丽国王表演“契丹歌舞杂戏”,85此后,“安国伎”“高昌伎”“天竺伎”等西域、印度歌舞纷纷传入高丽宫廷,86高丽忠烈王年间“元优人呈百戏”,87高丽忠惠王时“有人作乞胡戏”,88高丽禑王善吹胡笛、跳胡舞,89每逢出游“辄奏胡乐,令倡优呈百戏”。90另据韩国学者研究,高丽忠烈王时的歌谣《霜花店》,体现了中亚音乐对高丽音乐的影响。91活跃于朝鲜半岛的才人(倡优)作为高丽音乐歌舞的主要表演者,无疑在异域歌舞的传播与推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晬光(1563—1628年)《芝峰类说》中也有“我国呈才人,本中国之俳优幻术者流,世传丽末鲁国大长公主来时随来”92之辞,此说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从中可看出朝鲜半岛才人群体与元朝宫廷歌舞之间的密切关系。韩国学者田耕旭先生也将高丽时代的艺人集团分为北方民族系统水尺、西域系统艺人、才僧系统艺人三部分,93笔者认为西域系统艺人也与杨水尺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推之,随着各个历史时期契丹、女真、蒙古、回回等民族的融入,杨水尺以倡优艺人的身份,将契丹乐、蒙古乐、西域胡乐等异域歌舞传入高丽宫廷与民间。 李朝时期,在《朝鲜王朝实录》和《承政院日记》中,皆有大量关于招集各道才人到汉阳(今韩国首尔)、平壤为官方祭典或迎送中国使节表演杂戏的记录,当时为官方表演的才人被称为“呈才人”或“戏子”,94又按伎艺高下被细分为“上色才人”和“杂色才人”等角色。95为确保国家傩礼、迎送敕使等事宜圆满,朝廷专设傩礼都监与迎接都监等职官,负责提前入送各道才人的工作。96才人为敕使表演杂戏后,通常被赏赐米布、生猪、酒等物品。97杨水尺虽然社会地位卑贱,却能以才人的身份突破等级界限,直接与李朝王室及中国使节接触,为此他们感叹“人奴尚不如,倡优反为荣”。李朝后期,政府在京畿、忠清、全罗三道设置才人厅,该机构一直持续至1920年,隶属才人厅的才人们平日在民间表演,每当官方举行傩礼、接待中国使臣等活动,则进京献艺。98 另外,一些杨水尺在身份上世代为人奴婢。韩国学者李基白指出:“在李朝,奴婢是贱民的最重要成分,奴婢主要有官奴和私奴……根据孩子身份随母亲的法律,奴婢的身份是严格世袭的,像牛马一样,奴婢按官方的标价买卖。”99丁若镛(1762—1836年)《与犹堂全书》记述:“水尺者,官妓之别名也。今官婢汲水者,犹称巫兹伊,以文译之,即为水尺,巫者水也,兹者尺也,非因汲水而得名也,妓之古名移于婢。……高丽李义旼之子至荣,以杨水尺编于妓籍,征贡不已,自兹以降,男生为奴,女生为妓。”100 此时的杨水尺兼有官妓和官婢的含义,李学逵(1770—1835年)《洛下生集》也有杨水尺“生男为人奴,生女为人婢”之说,但在正史中未见杨水尺“男生为奴,女生为妓”之制。另据《朝鲜中宗实录》记载全罗道“南原品官强悍,府内才、白丁本二千余人,皆为品官所使。一品官率三四十人,而使居于其家围内,衙前未得督出,守令若推寻,则必中毒”,101可见,当时李朝一些地方官大量影占才人、白丁等非编户人口,笔者分析,杨水尺中世为奴婢的那部分人,很可能像上述才人、白丁一样被隐匿与役使,从而成为失去人身自由的奴婢。按李种徽(1731—1797年)《修山集》中“杨水尺,此其男女子孙,世为公私贱,以至于今,而今上辛亥,始革其制”102的叙述,直至1791年,杨水尺世为公私奴婢的制度才被废除。 四、李朝官方对杨水尺的管理 自1216年后一百多年间,高丽官史没有关于水尺、才人的记述,随着高丽末期社会的动荡,杨水尺一改昔日安宁,聚集一起冒充倭寇,先后两次寇掠:1382年,“禾尺群聚,诈为倭贼,侵宁海郡,焚公廨民户”,103次年六月“交州江陵道禾尺、才人等,诈为倭贼,寇掠平昌、原州、荣州、顺兴、横川等处”,104这两次寇劫“始起于江原道,蔓延于庆尚道”,105虽然史书说杨水尺冒充倭寇劫掠,朝廷在平乱中亦无捉到倭寇的记录,但在当时倭寇猖獗的朝鲜半岛东南部,106不排除杨水尺勾结倭寇的可能。在其第二次寇掠(1383年)之前,《高丽史》有“倭寇丹阳、堤州、酒泉、平昌、横川、荣州、顺兴等处”107的记述,其中平昌、横川、荣州、顺兴正是稍后杨水尺劫掠所及处,这两桩事件似乎存在某种关联。李廷馣(1541—1600年)就将杨水尺的首次打劫列入《倭变录》,108虽然不知其参考依据为何,但这证实了杨水尺与倭寇相互勾结的可能。此外,按照樊树志先生《晚明史1573—1644》一书“倭寇的构成人员是以对马、一岐、松浦地方的名主、庄官、地头等为中心的海盗群、海上流浪者群、武装商人等,还有朝鲜称为禾尺、才人的贱民。日本人在倭寇集团中所占比例为10%—20%,大部分的倭寇集团是日本人和高丽人、朝鲜人的联合体”的说法,109杨水尺就是倭寇集团的一部分,其两次寇掠自然属于倭寇行为。 高丽政府严酷镇压杨水尺的两次寇劫,并制定出刑法措施:“禾尺、才人,不事耕种,相聚山谷,诈称倭贼,不可不早图。愿自今所在州郡,课其生口成籍,不得流移,择旷地勒令耕种,与平民同,违者,所在官司绳之以法。”110该法规宗旨是将杨水尺编入户籍,可视为官方对杨水尺实施管理的开端。在此前后,因鞑靼禾尺大量屠宰耕牛食用,与古代朝鲜半岛“谷由牛出”的农耕观念相悖,朝廷令禁杀都监111严加督防。 李朝建国之初,推崇“事大慕华”,文化上以明朝为本位,借鉴中国传统儒家治国理念,采取崇儒抑佛、独尊儒术的政策,将程朱理学作为国家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儒家提倡大义名分,反对犯上作乱与分裂割据,成为李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巩固政权的有力思想武器”。112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杨水尺作为李朝传统农耕社会的异端,自然成为李朝政府重点治理的对象。1392年,李朝司宪府113建议:“无识之人,以农牛卖于鞑靼禾尺,卖者买者,皆以宰杀律论。”1141419年,李朝议政府115又提议:“禾尺、才人不事农业,唯以弓马为事,不与良民婚嫁,自成一群,聚散无常,宰杀牛马,良民受害。愿令分置,与平民相婚,俾令安业。其有尚循旧习者,没其所畜头匹,并罪里正长。”116 上述两项提议,随后被列入李朝的基本法典《经济六典》中,117在禁止杨水尺屠杀牛马之同时,政府对其治理的核心仍是将其编户习农,与平民通婚,以期融入农耕社会。在此期间,除数千名杨水尺被编入驱军,118多数未被编入军籍的杨水尺不适应农耕,又被禁止重操旧业,无奈“暗行奸盗,或至杀人”,119严重影响着社会治安。 1423年,朝廷颁布更为缜密的治理方案: 才人、禾尺本是良人,业贱号殊,民皆视为异类,羞与为婚,诚可怜悯。乞改号白丁,令平民相婚杂处,籍其户口,给闲田与多占陈荒人田,使之业农。除田猎之役,蠲柳器、皮鬣筋角之贡,以安其生。其家计丰实有武才者,为侍卫牌,其次守城军,其中武才特异者,令都节制使取才,移报本曹,更试甲士职叙用。若因仍旧业,不事农桑,彼此流移者,依律论罪,仍考户籍,即令还本,其中私处奴婢,听本主区处。120 “白丁”一词在高丽时代指自由农民,121李朝初期的“良人”大多是从事农耕的平民(或称百姓),122因此白丁与良人皆指农民,政府强调“才人、禾尺本是良人”,并有意将杨水尺改称“白丁”,笔者认为,其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将杨水尺编入户籍,最终成为像“高丽白丁”或“李朝良人”一样的农民,进而实现国家对其监督掌控及征发赋役;123二是以“白丁”作为杨水尺在朝鲜半岛的社会定位,借以消除广大平民对杨水尺的心理隔阂,增进彼此间的交流。次年,政府又规定:“外方散住新白丁(杨水尺),令各道敬差官同其道监司,夫妻子息,备悉推刷。其原有农业,居计有实者,三丁为一户;始为农业,居计不实者,五丁为一户”,124如此,被编入户籍的杨水尺与平民一样丧失迁徙自由,这也是李朝政府为防止人民逃亡与回避国役125的措施。十余年后,从“新白丁,非皆作贼,安业而居如平民者颇多”126的叙述看,政府对杨水尺的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些杨水尺逐步融入朝鲜半岛礼教体系,如清州孝子杨水尺,127可见儒家文化中“孝”观念对其产生的影响。但对相当一部分杨水尺而言,“农本不为之事,岂易学之”,128他们习农为苦,无法适应农耕与定居生活,迫于生计重操旧业,或“专赖马力,不事农务”,129或“杀牛如前,无有悛改”,130甚至“与平民间居,相与作党为盗,宰杀牛马之利”。131 李朝平民对杨水尺的行为深恶痛绝,不与之通婚,将其蔑称为新白丁、才白丁、禾白丁、两色白丁等与良人相区别。一些地方官见状亦玩忽职守,不给他们发放田宅,甚至公然役使他们田猎并征收柳器,132这些偏见和歧视严重影响着政策落实。为求生存与躲避奴役,杨水尺不得已“自相屯聚,自相婚嫁,或杀牛、或诉乞、或行盗贼”。133在当时盗贼中“才人、白丁十常八九”,134此后,其盗劫更加猖獗,一度发展至“强盗率皆才人、白丁所为”。135 为防止白丁盗劫与宰杀,更为能促使全国各地的白丁编户、习农及与平民通婚,政府特将此事列为“殿最”加以考核,136但成效甚微。无奈之下,有人提议将白丁“皆定为甲士、侍卫、镇军奉足,使之一一侠居。仍禁其往来他郡,其独处山谷,或自相婚娶,或行宰杀,或行寇贼,或作乐丐乞”,137这种过激的建议虽未施行,但足见白丁盗寇宰杀之猖獗。此后近三十年,朝廷虽屡颁禁令,但白丁怙恶不悛,他们中一些人以泮人身份成为职业“去骨匠”,公然在市集上屠宰与贩卖牛肉,这让李朝官方更为担忧: 牛畜,生谷之具也。……昔者白丁、禾尺宰之,今则京外良民皆宰之。……白丁有数也,而良民无数;筵宴有数也,而贩卖无穷;盗杀有数也,而买杀无穷。……昔为宰牛贼,今称去骨匠。闾阎处处,杂居为之,大小邻里,专不为怪。如有用肉之事,如取诸市,持价而往,求无不获。138 可见,除白丁、泮人外,也有良民从事宰杀与贩卖牛肉的职业,这反映出李朝平民对牛肉的食用需求,国家禁杀耕牛的政策显然有悖民情。农耕社会虽以农业为主,但经济不可能完全单一化,商业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末流始终存在,民间的食肉需求和商业利益,一并促使白丁将屠牛的职业传承下去。即便如此,李朝政府仍未放弃对白丁的管理,1485年,国家颁布的法典《经国大典》中,有名为“才、白丁团聚”的刑法: 京外才人、白丁尽刷,分保各坊、各村成籍。有职及安业居生者,不在此限。本曹、汉城府、本部、本道、本邑各藏一件,每年考其生产、物故、逃亡,启闻置簿。逃亡者,依徒、流、付处人逃亡例论。139 《经国大典注解》解释为“才,才人。白丁,无役之丁也。团,亦聚也。所以禁其为盗也”,140值得注意的是,与先前李朝官方“籍其户口”的政策不同,此时政府仅将各地的才人、白丁集中安置并登记在册,不再赋予其户籍,此后直至1894年,白丁才获得户籍。同时,没有户籍的白丁也被政府免除税收、兵役及强制性劳役。141另外,上述法规也不再有“使之业农”及“令平民相婚杂处”等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李朝官方对白丁“不事农务”和“自相婚嫁”的默许,也意味着政府对杨水尺管理政策的落实不力。随后国家法典《大典通编》及《大典会通》皆重申“才、白丁团聚”法令,进入18世纪,1706年颁布的《典录通考》中仍有此法,142此后不再重申该律法,说明政府已基本完成对白丁的集中安置。由流徙转为定居生活的白丁,沦为李朝社会中的最底层,143曹中屏先生也指出:“在贱民队伍里,最遭受歧视的是出身异族战俘的白丁。”144《朝鲜纯祖实录》记述: 闾巷之间,所谓白丁者,至甚贱者,而不敢与常人同矣。今闻该府有白丁者婚娶,而着冠服、张日伞,故邑中之人,因是起闹,乱打借官服之人,毁撤白丁之家。145 可见,杨水尺虽然在官方口径中变为白丁(农民),但在民间仍被看作“至甚贱者”遭受歧视与欺侮。不仅如此,作为白丁,名字中不能使用“仁”“义”等字,日常生活中禁止使用周衣(外套)、装饰品、丧服、女性头簪、结婚花轿、葬礼丧舆等物。146白丁死后必须葬在被隔离的墓地,以免污染良民的墓地。147白丁、才人世代传承的屠宰、倡优、乐工等职业被视为“八般贱役”。148这使他们不得不“单独形成十数户乃至数百户的独立部落,以经营其特别集团生活”。149各部落多位于城镇和村庄的边缘,白丁不许在其领土范围外自由活动,在人口与房屋数量激增时期,部落占地面积亦未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拥挤。150这些部落逐渐发展为近世朝鲜半岛各地的“才人村”( )或“白丁村”()。1511894年“甲午更张”,152李朝军国机务处下令“驿人、倡优、皮工,并许免贱事”,153这标志“白丁”在法律上获得身份解放,但此后他们的社会处境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虽然被赋予户籍,但户籍被标注“白丁”的字样,仍受到歧视。154此后,政府颁布《屠兽规则》155及各种附加税收,加重了白丁的经济负担。日据朝鲜时期,据朝鲜总督府统计,全国白丁总人口33712名(但衡平社统计,白丁共40万人),除其中一部分已从事农业外,大多数白丁仍沿袭屠宰、制革、编制柳器等被认为卑贱的职业,主要分布在三南地区(即忠清、全罗、庆尚三道)。15620世纪20年代,白丁因不堪长期忍受歧视与压迫,爆发“衡平运动”( ),157继而发展为全国性社会运动,其中加入了社会主义性质和运动形式,对消除种族差别与职业偏见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58尽管如此,社会上对白丁的歧视依然存在。随着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中社会失序及战后社会重建,朝鲜半岛出现大规模人口迁徙,致使延续数百年的种族与职业歧视逐渐消失,白丁最终融入现代朝鲜民族。纵观李朝政府对杨水尺的治理过程,不难发现,其与政府对女真159、回回160、向化倭人161等外来族群的管理措施略有不同,究其原因:女真、回回、向化倭人皆处于定居状态,政府便于制定具体政策实施管理;而杨水尺是流动的非编户之民,因而政府对其治理的核心,在于先将其固定下来,再像对待其他外来族群一样,施以儒家礼教,逐步促成其文化礼俗上的转变,并令其与本国百姓杂居通婚,以冀数代之后,融入朝鲜民族。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不等同,政策是理想状态下严格空泛的条文,执行时则受诸多社会因素影响与制约,往往导致政策难以落实,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李朝政府对杨水尺的管理显然难逃圭臬:从早期政府对杨水尺编户管理,到退而求其次的“才、白丁团聚”政策,李朝后期,逐步进入定居状态的白丁仍传承旧业,因此受到社会的蔑视与排斥,以致平民不与之通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朝政府对杨水尺生活习性掌握不足,导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杨水尺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从有记录起,至李朝后期,杨水尺在朝鲜半岛经数百年繁衍生息,其人口数量及分布区域发生很大变化。辽金更替、金末蒙初、元亡明兴,每当中国历史上政权兴衰更替之际,就是朝鲜半岛杨水尺族群壮大之时。其活动区域亦由半岛西北海岸的沼泽地,162逐渐扩展至整个朝鲜半岛。早期杨水尺多活动在高丽云中、兴化道一带,族群规模很小,从其被统编入妓籍即知。高丽末期,杨水尺足迹南至杨广道(今韩国忠清南北道、京畿道及江原道西南地区)与全罗道,163但半岛西北部仍是其活动中心,这从鞑靼禾尺“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的记述可知,按照郑道传164对当时朝鲜半岛“工商巫觋之徒,才人禾尺之类,计亦不下十万”165的估计,李朝初期全国共有18万户,166若每户按5口人计算,全国总人口有90万人,禾尺才人及工商巫觋占总人口的11%,假使人口依照这个比例增长,1732年李朝全国总人口1360万人,167那么,此时禾尺才人与工商巫觋至少有151万人。李朝前期,杨水尺“亲戚姻党,连绵八道”,168分布遍及整个朝鲜半岛。1512年,仅全罗道南原府(今韩国全罗北道南原市),就有才人、白丁2000余人。169如此,杨水尺逐渐成为朝鲜半岛的少数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杨水尺经对抗、磨合、趋同,直至完全融入朝鲜民族。他们在不断学习朝鲜族先进生产方式及儒家文化之同时,亦将契丹、女真、蒙古、回回等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渗透到朝鲜民族之中,对朝鲜半岛的文化、艺术、经济及社会等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在饮食文化上,杨水尺中游牧、渔猎民族将各自独特的饮食风尚带入朝鲜半岛,丰富了朝鲜民族饮食文化内容。如金鑢记述杨水尺“中兄业胃脯”和“或坐烂羊胃”,据《史记·货殖列传》“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及司马贞《史记索引》“作沸汤燖羊胃,以末椒姜粉之讫,暴使燥,则谓之脯,故易售而致富”的解释,170“胃脯”是先将羊胃用沸水烫熟,再经花椒姜粉腌渍、晒干制成的食物。由此可知,杨水尺在蓄养、屠宰牛羊之余,还擅长加工畜产品出售。随着杨水尺的逐渐融入,许多异域饮食成为朝鲜民族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杨水尺中的回回人将西域食品“霜花”(samsa)传入高丽,今天朝鲜半岛名为“开城片水”或“卞氏馒头”的饺子,外观呈三角形,其制作显然受“霜花”影响。171 其次,在文化艺术上,杨水尺中的才人将西域、天竺、蒙古、契丹等异域歌舞带入朝鲜半岛,数百年间,一代代才人以出色的演技为官方和民间献艺,东西方音乐歌舞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交融,大大促进朝鲜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发展。韩国学者李杜铉先生指出,“他们(才人)自李朝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走农村串渔村,为农民渔民演出农乐、转碟、翻跟头、爬竿、假面剧和木偶戏等,活跃了民众娱乐”,17220世纪30—60年代,朝鲜半岛依然存在“才人村”,如黄海道殷栗郡车隅洞,该村在1933年仍有23人以歌舞表演为业。17320世纪60年代末,朝鲜学者朴殷用考察了平安南道龙冈郡马尔灭才人村,村人以演奏音乐为主业,血统似与杨水尺有关。174 第三,在经济上,朝鲜传统农耕社会与古代中国一样,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官方推行“农本商末”的政策,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175在这种经济结构下,作为非农耕人口的杨水尺被视为与“工商巫觋之徒”同类,176虽然他们由流徙转为定居,逐渐“安业而居如平民”,177但许多杨水尺(白丁)仍然经营屠宰、编柳器、制作皮物、贩卖等旧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朝鲜传统工商业的发展。一些白丁以泮人身份经营悬房,在屠牛卖肉获利之同时,按期向政府上缴“悬房赎钱”,178从《朝鲜王朝实录》1764—1892年间的记录看,“悬房赎钱”是李朝后期国家财政税收的一部分。近代以来,一些白丁逐渐演变为屠夫、皮鞋匠人及手工业者,20世纪30年代,据日本学者对黄海道才人村的考察:安岳郡清溪洞,村民以制作柳器和朝鲜传统皮鞋为主业;瑞兴郡白村,村民以编制柳器为业,互助精神尤为突出;殷栗郡车隅洞,村民主业制作石器,在乡下贩卖。179 第四,近代白丁发动“衡平运动”,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与职业压迫的革命运动,后来上升为反抗日本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运动,对近代朝鲜半岛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4月25日,白丁出身的富商李学赞在庆尚南道晋州创立“衡平社”,创社宗旨是“打破阶级界限,废除侮辱性称号‘白丁’,鼓励接受教育,努力使白丁成为真正的人”。180此后,衡平运动得到朝鲜工农总同盟、朝鲜青年总同盟等社会运动团体的广泛支援。1926年,衡平社与大韩正义府等反日团体联合组建以发动反日独立运动为目的的“高丽革命党”。181衡平社通过删除“白丁”身份的户籍和消除公共场合中的歧视等运动,使一些城市屠夫及其子女的社会处境得到改善,但在乡下,屠夫仍遭受歧视。1821930年代后,衡平运动势头逐渐减弱,被社会主义运动或其他社会运动吸收,该运动始终以实现自由、平等为终极目标,堪称“自由主义的身份解放运动”。183 此外,杨水尺中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在长期应对各种自然环境中,练就得体魄强悍,骁勇尚武,其体能、耐力都远胜过朝鲜半岛的农耕民族,《朝鲜成宗实录》对此有具体描述:“我国家才人、白丁,其先胡种也,非徒善驰射,性皆骁勇,徒步捕兽,习以为常。跋涉险阻,履如平地。饥寒不以为病,奔走不以为苦。”184另外,杨水尺的饮食结构以食肉为主,他们大量屠杀牛马食用,甚至一度“以屠牛代耕食……宰牛馈客而莫之禁”,185因而其体质远比以五谷杂粮为主食的朝鲜半岛人强壮。从崔润德和李长坤的成长经历,亦能看出杨水尺的勇武矫健:崔润德(1376—1445年)是李朝前期武臣,他幼年寄养于杨水尺家,被培养得“膂力绝人……七岁,能挽强射坚”,一箭射死老虎。186李长坤(1474—1519年)是朝鲜中宗时文臣,为躲避燕山君187迫害,他“变姓名,佣役于咸兴地杨水尺家”,数年练就得“魁健多力,能堪贱事”。188近代以来,随着白丁与朝鲜族人通婚、混血,客观上增强了朝鲜民族体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