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帝王之鉴与以史资治 从统治者角度出发，《明实录》的编纂重在记录先王事迹以供后世君主借鉴，包括先王用人、理政等各方面。《明孝宗实录》中不乏经济制度、经济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如屯田制度，盐法、钞法、钱法、漕运之法的变革，田赋、徭役政策等，这体现了实录编纂中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此外，武宗朝君臣在修纂《明孝宗实录》时，将孝宗治国理政之道记载得特别详细，以此体现孝宗的丰功伟绩，这也为后来史籍记载“弘治中兴”局面奠定了史料基础。 既然要提供借鉴，则先王政绩必须突出，武宗在《孝宗敬皇帝实录序》中言：“庄诵累朝实录，而知祖宗列圣神功圣德之大矣。”描述孝宗“事天法祖，以纲常为治，用人行政，御世理民之道，罔不具尽，是以人安物阜，海宇晏然。”李东阳在《进实录表》中则列举孝宗在礼仪、用人、恤民、经筵等方面的具体表现，“礼隆郊庙，尤严祧袷之仪，养极宫闱，每谨晨昏之节。爱人材，不轻于废弃，恤民情，恒切于咨询，讲筵勤经史之功，苑圃绝游猎之好。”《明孝宗实录》编纂人员塑造孝宗形象有明显的美化倾向，其目的正是为了给继位的明武宗提供帝王模范。这突出体现在对孝宗处理政务方面的记载上。 一是突出孝宗虚怀纳谏，善于听取大臣的意见。《明孝宗实录》记载了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总结孝宗大开言路之事：“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大开言路，先朝言事之臣如汪奎、萧显、徐镛等次第叙迁，如林俊者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歌颂圣德皆以为尧舜复出。”弘治六年（1493）九月，明孝宗令四川光相寺番僧领占竹赴北京大慈恩寺居住，遭到礼部及言官的强烈反对。《明孝宗实录》记载礼部尚书倪岳等言：“幸门一开，夤缘效尤，不可杜塞，则于皇上初政之清明不无亏损，伏望暂寝新命，免令行取。”最终孝宗听取了众臣建议，收回成命：“工科给事中柴昇复上疏，极论其蠹政惑世之害，乞正其罪以雪众愤。既而科道等官论列不已。上曰：‘领占竹妄诞欺罔，夤缘来京，其罢行取之命。’” 此外，《明孝宗实录》还收录了很多劝谏孝宗开言路的奏疏，如马文升所奏得到了孝宗的认可：“礼部覆奏吏部尚书马文升所言开言路以防壅蔽事…… ‘请自今凡科道官及内外诸司所上章疏，留神省览，有关治体者即赐施行，事未有当及言或过激者曲赐优容，其因言事谪降外任者，许推举升用，庶下情通、人心悦，而奸邪知所警畏’。从之”当然，弘治一朝并未彻底消除因言获罪的现象，大臣们为加罪的言官求情之词也被《明孝宗实录》如实收录。如侍讲学士李东阳、吏科都给事中张九功、礼科都给事中林元甫、巡抚张琳、巡按郑惟桓等请求给彭程、任仪复职的奏疏皆被收录，虽然这些情况相对于孝宗纳谏如流来讲微不足道，这也体现了《明孝宗实录》没有因美化孝宗而违背据实直录的原则。总体上看，孝宗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善于纳谏的，而且士风敢言：“我孝宗敬皇帝临御十有八年，养成忠正直谅之风，士大夫不以言为讳，以不酬所言为耻。” 二是突出孝宗善于用人，爱惜人材，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局面。如刘健、谢迁、李东阳、刘大夏、戴珊、马文升、王恕等，在孝宗朝都得到了重用，可谓“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佞幸之门。”《明孝宗实录》详细记载了众臣任命升迁的过程，如“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丁忧服阕，升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讲学士，以前侍东宫讲读恩也。”又内阁大学士徐溥等奏：“今惟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文学优赡，兼且历任年深，乞量升一职，令在内阁专管诰敕。”得旨：“李东阳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专管诰敕。”另外，孝宗每次婉拒王恕、马文升等重臣辞任的批复也被收录。如卷十记载：“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两疏乞致仕……上曰：‘卿职铨衡，方隆委任，毋为过虑，遽欲退休，所辞不允。’”卷九十七记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乞致仕，上曰：‘卿累朝旧臣，方切委任，宜尽心职务，岂可引年求退，所辞不允。’”卷一百七十三记载：“总督两广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刘大夏乞致仕，上曰：‘刘大夏才望老诚，特兹简用，宜尽心职业以副委任，所辞不允。’”嘉靖时期大学士费宏曾担任《明武宗实录》的编纂官，得以阅览《明孝宗实录》，从中了解到孝宗任用贤臣的诸多事迹，其赞扬孝宗朝人才之盛道：“孝宗敬皇帝临御十有八年，敬天法祖，任贤使能，中国乂安，四海宾服。其继体守成治化之美，上嫓圣祖，驾車夫帝王，一时辅臣则有若太师晦庵刘文靖公、西涯李文正公、太傅木斋谢文正公。” 三是突出孝宗勤于政务，励精图治。明孝宗的勤政主要集中于其即位初期的新政，以及在位后期的频繁接见大臣。孝宗新政在于大刀阔斧地革除成化弊政，裁汰佞幸，遣散僧徒，澄清吏治，停止地方贡献等，这些举动在《明孝宗实录》中皆有记载。实录载大臣所言：“皇上登极之初任耆旧、斥凶邪、屏玩好、抑贡献、止买办、节浮费、禁传奉、黜异端，天下莫不鼓舞相庆。”明孝宗在位初年还减省个人娱乐以及嗜好，勤于阅读史书。《明孝宗实录》记载其曾经退还藩王所贡献的猎鹰，并致书与王，表达了自己勤政务学的决心：“朕以凉德嗣承大统，深惟祖宗创业之难，夙夜忧勤，惟恐弗堪负荷……海青为物，不过以供田猎之用，朕万几之暇，惟留心经史，讲求政治，盘游田猎何敢经意?” 弘治十年以后，尤其是十七年这一年明孝宗恢复了被宪宗中断的召对，视朝之余频繁召见大臣，商讨政事，甚至当面批阅奏章。《明孝宗实录》将孝宗接见大臣的详细情形大多记载下来，大段记述者至少有12条。这些记载正是针对武宗朝初期出现的诸多殆政现象而发，希望武宗以孝宗为榜样，勤于接见大臣，远离宫廷宦官。如弘治十七年(1504)三月，孝宗召见刘健等大学士商议英宗钱皇后与孝宗周太后陵庙事宜，《明孝宗实录》在记载该事的结尾处赞叹道：“明习国事、洞察义理，惓惓以宗庙纲常为己任，有非臣下所能涯涘矣。”该处赞颂了孝宗召见大臣时表现出的执政能力和责任心。明孝宗正励精图治之时，却溘然长逝，令大臣无比悲痛。“上在位久，益明习国事，亹亹数百言动中节会，有不能悉记者。议事之召讫于是日，不阅月而大渐之命至矣，呜呼痛哉！”《明孝宗实录》的记载渗透出希望武宗能继承孝宗之精神，常召贤臣，勤政爱民。 嘉靖以后，随着《明孝宗实录》传向民间，孝宗事迹更广为传播，其圣君的形象随之放大，刘若愚曾称孝宗为“中兴圣帝”，孝宗皇帝成为了明代帝王虚怀纳谏、宽厚爱民的表率。王世贞以“法祖宗”为名详细陈述了孝宗皇帝的德政：“臣窃惟我祖宗功莫盛于太祖高皇帝，德莫盛于孝宗敬皇帝……孝宗皇帝承列圣之贻范而丕显之，深仁厚泽，沦浃民志，迨于今过一甲子，而讴谣之不衰。臣不佞请举其一二以告，孝宗皇帝简素恬穆，后宫无偏私声艳之宠；节俭敦谨，后乘无狗马趫肥之嗜。御极十八年贡献裁损殆尽，行幸稀简，昧爽视朝，退御经筵，咨询治道，暇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与讲析政要，较求画一，以故圣聪日启，万机益练。”陈仁锡在天启六年(1626)的日讲中提到孝宗皇帝的认真负责：“孝宗敬皇帝日御讲筵，询政事字字商榷。”以上对孝宗皇帝的赞誉，以及对其具体事迹的描述主要来源于《明孝宗实录》的记载。 《明孝宗实录》除了为武宗树立帝王楷模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理政措施供武宗及后来其他皇帝借鉴，成为皇帝处理政务需遵循的各种规范，包括各种“例”“令”以及奏疏的批复、颁布的诏令等内容。例如孝宗有关奏疏处理时间的规定，成为其后各朝提高办事效率的重要参照。陈仁锡曾劝谏明熹宗：“(孝宗敬皇帝)凡天下奏事，有旨令看详者限三日，令即看详者限二日，他司行查不过十日，重大事情量宽五日，一时诸臣皆能竭力賛襄。伏望皇上申饬中外臣工，不求安饱各做实事，方不负祖宗明训。”余继登认为这是孝宗勤政的表现：“孝庙励精政事，恐诸司题覆耽延，特谕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覆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事干他司须行查者无过十日，遇有军机重务及重大事情宽五日。”考察该规定的记载，源于《明孝宗实录》中：“先是上谕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覆奏毋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毋过三日，若事干他司须行查者亦不过十日。至是兵部以议奏‘军机重务，恐覆奏期速或有乖误，请赐宽假’。命诸覆奏日期遇有重大事情各宽五日，余仍旧。”以上都体现了《明孝宗实录》纂修中的垂训后世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