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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97年之前，以具体统计事例为载体的西方统计知识和统计观念已经传入中国，1897年后，经日本消化吸收的社会统计学理论开始系统地引入，这对清末和民国统计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清末时，梁启超等人把统计材料汇编为历史，陈黻宸等人明确主张以统计法来研究和表述历史，他们固然受到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但现代统计知识、观念和外来成果所施予的直接刺激也不容忽视。当时已有人在史书编纂、地方史志纂修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尝试使用统计分析法，这构成为清末中国新史学有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统计观念 西方史学理论 清末新史学 梁启超 陈黻宸 统计分析法 作者简介：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章鹏，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西方现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统计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受日本和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清末中国新史学的兴起，亦与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及早期应用有着不解之缘。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清末新史学的研讨已经很丰富，但关于统计与清末新史学的历史关系，仍然缺乏专题论述，学者们只是在讨论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贡献或相关问题时，稍有涉及而已。本文打算在简单考察现代统计知识、观念在晚清中国传播过程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探讨一下其与清末新史学的关系问题。 一、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 中国的传统统计史可以追溯到比较久远的年代。据《禹贡》记载，早在夏禹时期中国就已发生统计现象，但《禹贡》乃战国时的作品，故有学者指出，中国最早的统计应该发生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关“登人”的记载为其明证。周代每三年清查一次户口，即所谓三年一“大比”，户口编查已形成制度且具规模。战国时期，韩、赵、魏、秦等国推行上记制度，对民户、垦地均进行登记调查。此后，各个朝代也均有人口统计的事实发生，有些朝代甚至出现过统计制度化现象。另外，中国传统社会还存在较为丰富的调查统计思想，如《管子·问篇》就被学者视为有关当时全部社会状况的一篇调查统计提纲，商鞅主张欲强国必知十三数，认为“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商君书》“去强第四”）。不仅如此，古人还发明过一些统计工具，如战国时期谱牒已经出现，据说职方氏还发明了统计图表。至于说古人曾零散使用过类似今天的一些统计法来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更是难以否认的现象。如李惠村就认为，中国古代曾经使用过分组法、图表法、平均数法和估算法等四种统计方法。 不过尽管如此，传统的统计调查终归与现代调查统计存在重要差别，它通常只是将事实进行简单的罗列而已；传统的统计思想，也往往只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总结，缺乏学理的深度。而现代调查统计，则以统计学为其理论基础，统计方法也渐成一种专门的学问。莫曰达教授曾比较中国传统统计思想与欧美统计学的差别，认为“欧美统计学说，从古典统计学到近代统计学，再发展到现代统计学，它的发生与发展，继承与发扬，脉络清晰、线索分明、层次井然、有章可循。而中国的统计思想，片断分散，研究者相互独立”，“几千年来似乎一直在一些简单的概念上徘徊，发展缓慢。”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在西方统计学系统传入中国之前的晚清时期，以具体统计为载体的现代统计知识和统计观念，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如1859年海关册的编制，就常被后来的学者们视为中国现代统计事业的开端。事实上，此前中国境内也已有现代统计调查产生，如早期西方人出版的期刊里，就刊登过大量的统计事例。 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和上海图书馆“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1897年前在中国发行的期刊所载的统计事例情况，可以1868年《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前身）的创刊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68年之前的统计，多以简单的统计报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缺少分析，即使是海关册，发表在报刊的内容，也大多如此。其内容多集中于与贸易有关的事项上，其关注的地域多以中国和英国为主，尤以中国为重；1868年之后的统计，关注的地域则非常广泛，其内容所涉范围亦十分宽广，人口统计受到较多的注意，表现统计的形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出现了一些具备一定深度的统计分析报告，以及少数利用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来分析有关问题的文章。如1873年，艾约瑟就以比较详尽的统计数据，绍述了英国的铁路发展史，分析了铁路在客运、货运两方面带给英国的便利，以及铁路公司所负担的成本和获得的利润，认为中国如果修筑铁路，必能促进煤铁等大宗产品的运输，降低运输成本，从而推动商业的发展，扩大人民的就业，国家税收也因此能得到增加。又如1877年发表的《大英国事：前后三十年比较兴旺清单》一文，则列表比较了英国1844年和1874年的人口数、收入支出和进口出口总值及其人均价值，用以说明英国这三十年的发展状况。该文还强调一国所生产的财富足敷国民使用，即使人口增加了，国民人均使用之价值不见减少，此种财富方可称为“取之不穷、用之不竭之财”。此文不仅运用了统计分析法，而且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关于国力竞争、国民财富的观念。 应当说，当时国内早期报刊所刊载的类似统计事例，确实程度不同地反映了西方的现代统计理念，但其所传载的统计学理论和知识却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不过，这样的理念和知识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播，使得部分中国人受到了影响。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报刊之外，当时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译著，也成为传播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重要载体。如1873年由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组织翻译的《列国岁计政要》一书，就是一个典型，全书共12卷，英国麦丁富得力编撰，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口译，中国人郑昌棪笔述。它分卷叙述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人民、土地、商业、军事、交通等各方面的情况，且带有大量统计数据，可以说，该书就是通过这些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些国家的情形、体现其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该书对清末知识界和思想界，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曾获得时人较高的评价（后文还会详述此点）。如1908年，新史学先驱人物之一陈庆年就认为，该书“体之善，义之精，用之大”，令人感佩。而贵州学政赵惟熙则认为，该书为“言西政极要之本。” 1897年，《农学报》在上海创刊，它对现代统计知识和统计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该刊大量刊登了日本人所做的统计报告，这预示着中国人学习日本统计的开始；另一方面，一些人通过该刊及与日本作者的联系，对现代统计方法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现代统计调查的尝试。如黎宗鋆就比较早地进行了现代意义的统计调查活动，罗振玉也提倡土产调查等，这些都与《农学报》所传播的、来自日本的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有关。 义和团运动之后，大批中国人赴日留学。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迅速掀起了一股现代调查统计的潮流，统计学从此开始系统地输入中国。单是孟森翻译横山雅男的名著《统计通论》，就先后出版过10次。这一时期，统计学还逐渐走进课堂，如京师大学堂、京师法政学堂等，就都开设有统计学课程，1904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须开设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为了顺利推进统计工作，一些地方甚至还开办了统计学培训及研讨机构，如吉林就建立了统计学会，直隶、奉天也开设了统计讲习所，湖北则计划创建统计学研究所，等等。 按照统计学界的一般看法，现代统计学有两大源头，一是英国的“政治算术派”，它比较重视数字材料的搜集和分析；一是德国的“国势学派”，它不太重视数字，相对注重以记述和比较的方法对各国领土、人口、财政、军事、政治和法律制度等进行分类描述，进而探索其与国家兴衰的因果关系。后者因其调查统计内容几乎涉及一个国家的所有方面，所以有学者将之称为“国家的描述性的科学”。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势学派往往把历史和统计等同起来，其代表人物阿亨瓦尔的学生斯勒兹就曾声言：“统计是动态的历史，历史是静态的统计”——这早已成为一句名言，流传甚广，影响了人们关于历史与统计之间关系的看法。后来，德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克尼斯、恩格尔、梅尔等人融合国势学与政治算术观点，并借鉴国际统计学的新近发展，开创了一种社会统计学派。不过，国势学派的传统所施予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仍根深蒂固，德国社会统计学对数字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如与“政治算术”关联较为密切的数理统计学。 清末中国，统计学深受日本的影响，而日本的统计学又受德国社会统计学的直接影响。以横山雅男为代表的日本社会统计学派，虽然也认识到统计数字的重要性，但其更强调对国家重大事情的记述，同数理统计学派相比，他们对数字的重视程度要弱得多。以横山雅男的《统计通论》为例，该书只以不到二十页的篇幅介绍一些数学问题，而同时期问世的英国学者鲍莱的《统计学原理》，则几乎以全部篇幅探讨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 日本社会统计学的此种特点，导致深受其影响的清末中国调查统计和时人的统计观念具有更多的“记述”特色，也就毫不足怪。值得指出的是，对清末中国统计影响巨大的横山雅南，在《统计通论》中曾对统计学与各个学科的关系作过介绍，其中关于统计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即认为从巴克尔的研究中可知统计学有助于史学，而根据统计学家斯的而纳之有关论述，研究统计学又必需有历史的眼光。这已涉及本文的主题。 清末时，人们之所以大力提倡统计学和统计调查，除了与维护利权、新政改革需要直接相关之外，也与人们对统计学功效的认识关联密切。当时很多人都认识到调查统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面对国人不谙国事的状况，湖北留日学生即大声疾呼：“殆哉，殆哉，岌岌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其危急熟过于是哉?”“读美著支那人气质之书，阅法刻支那势力圈之图，譬之山鸡对镜，自见其形，其安能不忄嵗心慄魄，大声疾呼，而告我四万万同胞以自谋也乎?”由此可见，了解国情的需要，成为人们呼唤现代统计学知识的社会基础。在《统计不可再缓论》一文中，作者更是从统计与政治、统计与经济、统计与学术等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其关于统计的认识。在讨论统计与学术的关系时，该文将学术研究分为纯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认为纯理研究必须“材料丰富、整齐比较”而后有所取资，而欲求得丰富材料、整齐比较之资，又非借助现代统计不可。他甚至同意“统计为现在之历史，历史为过去之统计”这样的观点。应该说，该文作者对于统计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其关于统计与历史的关系的认知同前述统计学的国势学派代表斯勒兹的看法也基本一致，而其知识背景，又与日本的影响密不可分。在《统计不可再缓论》中，作者盛赞日本的统计，可见其对日本的国情和统计状况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值得指出的是，在清末，有些中国人对统计的认识已达到相当深度。如涂景瑜（生平不详）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他曾根据现实统计经验及统计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统计工作的一般要求，对现实工作中的统计方法作出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批评、讨论和总结，其成果汇成《统计学讲义》公开发表。甚至可以说，涂景瑜的《统计学讲义》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统计学的中国化努力，或可称之为“实践统计学”。清末新政期间，涂景瑜曾在直隶统计讲习所开讲统计课程，其授课的资料构成《统计学讲义》的基础。实际上，清末新政也为现代统计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实践，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换言之，现代统计实践也构成清末新政的有机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