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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输入史学理论中有关统计与历史关系问题的论述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一些史学书籍、史学理论就已逐渐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传播。十九世纪末，日本的史学著作也开始传入中国。庚子之后，对中国新史学思潮发生影响的主要是经日本消化吸收的西方史学理论，不过，这个时期也有西方史学理论著作直接被翻译引进中国，一些中国学者深受其影响。 众所周知，1900年章太炎在《哀清史》后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提出了修纂新式中国通史构想，次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后一年又发表《新史学》，率先在中国举起了新史学大旗。有人将梁的两篇文章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进行了比较，认为梁启超所阐述的新史学理论，主要是从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如今，浮田和民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影响之大的事实，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梁氏所论述的新史学框架，在清末民初的十来年间独步一时，似并无其他学人能够完全突破其限制、创建出一套全新的史学架构来。 清末时，浮田和民《史学通论》（或译为《史学原论》）的中文译本，就有五、六种之多。但该书并没有拿出专章或专节来论述统计学与史学的关系，1903年李浩生和侯士绾的两种译本，几乎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文字，而刘崇杰和罗大维的译本，各有一处涉及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刘、罗译本所涉内容大体一致，都是在论述史学是否可以成为科学时提到统计学。当时有人提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有关人类的学问不能成为科学，意思是说，历史学也不能成为科学。但浮田和民则针锋相对，认为统计学早已证明，自由意志非无限度，非无法则。他强调史学可以与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并肩进步，因此史学成为科学是可以期待的。刘、罗译本所涉统计学与历史学之关系的文字虽不太多，却非常重要。从浮田和民的有关表述中可知，统计学的发展事关史学能否成为科学这一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将浮田和民的有关论述与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相关部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十分强调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兰普雷特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在应用统计法之后，乃能成为科学。由此可见一斑。 1889年，德国学者伯伦汉撰写出影响深远的《史学方法论》一书。该书在清末虽然没有直接的翻译介绍，但是其基本观点，却通过日本的坪井九马三的有关著作得到间接的传入。关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与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之间的关系，杨鸿烈在1939年曾说过：“坪井九马三博士的《史学研究法》即直接承受柏恒氏的衣钵”；而今人李孝迁教授更直接指出：“《史学方法论》经过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改头换面，变为《史学研究法》。”伯伦汉是兰克的再传弟子，他在《史学方法论》中阐述的主要是兰克史学的理论，不过他也十分重视包括统计学在内的其他学科方法在史学中的应用问题，并将这些关系密切的学科称之为史学的“补助科学”，他说：“至十九世纪之初，其中博采各种重要的补助科学，述其大纲，如……统计学等……各种补助科学之参考书，尤不甚枚举，就中以凯特拉（Gatterer）氏之贡献为特多”，“所谓某一科目之补助科学者，系指若干其他之科学，能助该科目实践其方法上的任务者。” 坪井的《史学研究法》一书，在清末也并未被全部译成中文，学界只翻译了其中的部分章节，如1903年的《汉声》和《游学译篇》，1907年的《学报》等都有一些译述。汪荣宝1902年发表在《译书汇编》上的《史学概论》一文，是以《史学研究法》为底本、参考他人著作辑译而成，亦可视为一种译述。与伯伦汉相较，坪井更加注重探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史学研究中统计调查的作用也颇为重视。在坪井看来，史家的著述不可不经一番学术性调查，这是各国治史者固有的职责。欲明白一国在历史进程中活力元气之所在，必先考察该国社会之所繁殖、该国之地势以及该国族群之性质。如从故纸堆中研究它们，常常不能求得真谛。而欲求得真谛，该国现世社会之实物调查必不可少。史家研究历史，必须就现代之人群即所谓社会的实物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就其所得而后持以参究于史学，则治史之道，思过半矣。” 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写成后，在欧洲风靡一时，对欧洲各国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稍后，它传入日本，其史学观点也影响了日本的新史学，复通过日本的渠道转输中国。当然同时，它也有直接传入中国的渠道。庚子后，《英国文明史》被翻译过来，据俞旦初先生初步考证，《英国文明史》有三种译自英文原文的译本，还有一种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译本。巴克尔主张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一门科学，只不过史学是研究历史规律的科学。他认为天然物理和精神意志是制约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力量，非欧洲文明受制于天然物理，而欧洲文明则可凭藉精神意志突破天然物理之制约。在精神意志中，理智是历史演化的决定性因素，而感觉、情绪等全无影响。因此，只须研究理智之定律，即可发现历史定律。在《英国文明史》中，巴克尔还以一定篇幅探讨了统计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统计学已经证明了犯罪、自杀、婚嫁等由自由意志决定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法则，他进而由此说明随着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历史学必将臻于科学境界。巴克尔十分重视史学研究中的统计作用，强调“我们将洞察以上所述我们动作受定律支配之例证，乃从统计上得来的”，“其对于人性研究上所启示的光焰却已较其他科学之总和为多了。”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忽视其他学科的作用，认定“不能推度以为自然科学从未应用于史学，故于史学为不实用。”有学者曾将巴克尔史学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提倡以统计方法研究历史，可见在巴克尔的史学思想中，统计方法具有格外重要的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自严复译述《天演论》后，进化论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清末各种新史学主张无不可以找到进化论的影子。而进化论的产生和发展，又与统计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比较形象地说明统计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说：“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今天，实际上国际学术界依然在争论着进化论中的统计特性问题，这对今人理解以进化论为灵魂的现代新史学与统计方法的内在逻辑联系，不无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