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统计分析法在清末历史研究和撰述中的初步应用 清末时，不仅已有人大力提倡以统计方法来研究、撰述历史，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在实践这种构想。当时倡导以统计法研究历史的，当以陈黻宸师徒最为有力。不过查阅现有资料，无论是陈黻宸还是其弟子陈怀、马叙伦等，均没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很好地贯彻这一想法，陈黻宸编著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中，几乎都见不到统计法运用的影子。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据现有的资料，统计法在清末史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一般通史、专史特别是国别史的编纂方面之初步运用。应该说，在传统的中国史书纂修中，本就存在以图表或统计图表来表述事情的现象。司马迁《史记》的“十表”开了此项工作的先河，此后的史家将图表或统计图表渐渐地用于各个方面。必须指出，传统的图表虽有的也带有一点统计的意味，但总地说来，其更在意的还是清晰简明地呈现同类事情，计量分析的因素十分不足。清末时，有些史家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图表功能的同时，也对这些表加以改造，以增强其计量意味。如刘师培在他那部著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就使用了多种图表，其中有些就是他带有统计意味的创作，像“西周人民之职业”章中的“民数校比图”，即是如此。通过该图，读者还可以对西周户口统计的机构设置、职责及流程有个简单直观的了解。又如汪荣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一书，有的部分就自觉采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其关于鸦片战争的部分，对鸦片输入的箱数、价值，不同记载的考量，乃致岁漏银数，都有多年连续性的量化数据及分析，同时配合其他论述，以揭示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其它“实近世中国变局之造端”的历史转折意义，十分难得。 专史方面，沈同芳1911年出版的《中国渔业历史》，可作代表。该书材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统计调查。其第五章捕捞，即为该书作者的学生调查所得，该章共37页，占全书篇幅近1/2。除此之外，此书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统计图表，其中有四张表是科学试验的成果，这四张表依次是吕垣煎盐、旧法盐田、日本法盐、欧洲法盐盐质分析比较表（甲表、乙表）、一斗卤中主成物质验表和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下旬改良盐试验成绩（平均）表。 国别史书写，是晚清至清末格外繁荣的领域。仅以黄遵宪1887年完成、1895年首次正式刊行的《日本国志》为例，其中的统计数据及其分析即随处可见，尤其是“食货志”的国债（各种类型）、商务部分，“兵制”的海军等部分。如“食货志”的商务部分，就列有“金银输出入比较表”、“新（旧）货币输出入超过表”、“外国货币及金银块输出入超过表”等等。虽然，该书的统计材料并非黄遵宪本人采集，而是照搬了日本相关著作的成果，但他经过了自己的选择消化，并予以重新结构编撰，还是体现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可以想见，梁启超最早谈论有关统计法对于新史学的意义时，应该也受到过他极为推崇的《日本国志》中有关统计内容的影响。 其次，是地方志纂修方面的运用。清末，有些地方在纂修方志、乡土历史时大量使用了现代统计方法。具体说来，存在如下几种情况： 1.清末已有多地在编撰地方志时设立调查员，调查统计有关事宜。 如1910年《奉天辉南厅志》奉命修撰时，就设有专门调查员；1910年《长白汇征录》襄办人员中，也有测绘兼调查员、安图调查员、抚松调查员等职别；宣统年间为修《江南通志》，便曾设立调查局。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曾发现一本《各厅州县采访修志底册格式》，图书馆网页上标明其出版于1912年以后，而依据其内容，其应该发表于满清覆灭之前。该书形成的具体年代，目前虽尚难确认，但其形成于清末方志纂修的高潮阶段，大体可以肯定。《各厅州县采访修志底册格式》将所须采访的事项，分为54卷，每卷下分若干大项，大项下又分若干细目，并有简单的说明。从其内容和体例上来看，它所列各项与传统的志书较为接近。然而，过去在修纂方志时虽也有采风、采访的做法，但这么详细、全面、系统、专门地列出调查采访提纲的情况，此前还是较为罕见。不仅如此，该书编者还将调查了解地方情势对于通志编纂的意义，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表示“查编纂通志一事，必以州县采访为凭，而采访必得之绅耆。然后州县不致任怨。一事采访不到，即无以成一县之志。一县志书不到，即无以成通省之志。”此种认识和主张在此前实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乃是一份对四川各州县历史、地理以及现实情形进行调查统计的完整提纲，它虽然没有强调搜集数字材料，但有些项目，如户口、田赋等，显然是非以数字来表述不可的。 2.在清末修成的方志、乡土历史中，已存有不少现代统计内容。 如宣统时，《奉天辉南厅志》的修纂，就得益于或者说有赖于统计调查和现实工作总结。当时的辉南厅刚刚设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奉天辉南厅志》可直接视为调查统计的结晶。而且最终修成的《奉天辉南厅志》，也确实含有大量的统计成果，如户口、庙宇、农产、矿产、植物、药材、动物、水产、学堂、社址等项内容，均包涵大量的统计调查成果。《长白汇征录》也是如此，其中的《长白府阖境十五社户口一览表》很有特点，它不仅包括华民户数和人数，也包括韩侨户数和人数，且前者要远远低于后者。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长白府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多少可以同当时中、日、韩三边关系，甚至同中、日属韩国的边境冲突事件联系起来。《泰州乡土志》既含有有关整个国家历史的图表，也有与泰州本地历史密切相关的图表，在介绍泰州的田地、漕米、田赋、丁银、户口、兵业等时，还使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在介绍邮政时，竟然将中国、日本、西洋各国的邮政情况进行了列表比较，由此可见一斑。 3.在体例上，以调查统计报告充当地方志。 这样的例子非常少，我们仅发现一例。康敷镕（生平不详）曾撰述过青海地方志，其成果之一为《青海志》，之二为《青海调查事项》。如果将二者进行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内容上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可以判断，二者实际上是同一本书。康的调查报告在当时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它不仅以简洁的笔法大致说清楚了各个项目，而且包含有大量的统计数字，有些论述还具有一定的深度，如他认为，青海各地可开垦的地方很多，将高寒之区留作牧场，移民经营可垦之地，则垦牧二事两不相妨，所获之利可能数百倍于甘肃。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地方志的体例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地方志的纂修者们引进、创作了不同形式的体例，调查报告形式的体例就是其中的一种，可惜的是，至今学者还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体现在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是个没有精确统计传统的国度。清末时，关于中国人口的数量，国际上曾有多种说法，其间的差距非常悬殊。1903年起，梁启超加入到这种讨论中。他这年发表了《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在该文中，他借鉴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利用《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和《皇朝通考》等资料，比较、考证、探讨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问题。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发展变化，在很多时候都是符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不仅如此，他对人口问题的一些具体分析，应当说也不乏真知灼见。如他认为南宋时期中国的人口总数（南宋与金朝的人口总和），应在一亿两三千万左右，这要比官方统计的数字高得多，并认为唐朝的人口总数也应比官方公布的数字高。官方数字不确的原因在于隐匿，“宋之所隐匿者在口，而唐之所隐匿者在户。”唐朝人民之所以隐匿户数，又在于其租庸调的税收制度。他还认为，康熙五十一年后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乾隆十四年第三次编审人丁始得实数。当然，他的论述也有不当的地方，如他依据马尔萨斯人口论，推论光绪十五年时中国人口应有七亿两千万，而1903年应达到八亿。这就过于离谱了。除了梁启超外，章太炎在戊戌时期、杨志洵在1907年、明水在1911年，也都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进行过初步探讨。 前述《列国岁计政要》是统计类著作，却在一段时期内被当作史政类书籍介绍。它们虽不属于专门“史学”，却也可说属于广义史学，有助于国人了解世界和本国的情形和历史，并对清末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列国政要比较表》，而《列国政要比较表》实乃照抄《丁酉列国岁计政要》而来。高凤谦曾综合《丁酉列国岁计政要》的比较表，而成《光绪二十四年列国岁计表》。《江南商务报》又将高凤谦的表格析为四表，以展示“列国盛衰强弱之势”。此外，还有很多人撰写、翻译了各种各样的列国比较表，发表在报刊上，这些表格形式上与“列国岁计政要”中所刊载的比较表相似，在精神上也有相通之处。如《列国海军力与其海运及海上贸易额之比较》就自觉揭示了英、俄、德、法、美、日等国海军军费与商船吨数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如《列国国富比较表》则简单比较了日、法、奥、俄、美、意等国国富、岁出、岁入、国债、出入口、储蓄总量和均值的不同。从这些比较中，很容易看出各国国力的强弱来。在这些图表里，时人似乎更加关注各国军事力量、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海军力量的对比，如《列国海军力之比较》、《列国东洋舰队之比较》、《列国陆军力之比较》、《列国海军費及东洋舰队之比较》、《东洋列国海军力比较案（本年最近调查）》、《列国海军比较表》、《海牙和平会条议、五大海军国战舰之比较》等表，均是如此。通过这些统计表的编制，编者和作者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了解、掌握现代统计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世界各国国力和中国国家衰弱及其原因所在的认知。 综上所述，清末时已经有人在一般通史和专史编纂、方志纂修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尝试引入统计分析方法，并且已有人大力提倡以统计法来分析研究、说明和表述历史，可以说“历史统计学”的有关意识和实践，在当时已经悄然酝酿、生发。只不过，清末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这一任务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由梁启超、丁文江等人大体完成。还应指出的是，清末学人在使用统计图表分析历史问题时，绝大多数都还没有真正重视起数字，更没有产生如何以精确的数字科学有效地分析和表述历史的普遍观念和系统见解，这是其明显不足。实际上，清末民初时的中国史学，还远不具备重视量化统计分析的社会文化基础。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之气质》一书中，曾辛辣地批评传统中国人缺乏“精确”的观念，五四时期，胡适曾著《差不多先生传》，将精确意识的培育视为启蒙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使命所在，凡此均绝非偶然。甚至迄今，我们的史学在这方面仍有很多的课要补、很长的路要走。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