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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帝中心与为尊者讳 实录作为专门为皇帝修史之用的史书编纂形式，自然离不开帝王这个核心。在《明孝宗实录》的编纂思想中体现为两点：一是史事记录活动完全以皇帝为中心，二是记史论史为尊者讳的意识明显。 皇帝及皇亲国戚的事迹在历朝实录的内容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是由实录的性质决定的。实录“既是国家大典，又是皇家私史”，既要记录国家政事，又要记载皇帝的活动，而国家政事的处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皇帝身上。《明孝宗实录》编纂人员在内容的取舍上自然以选取皇帝事迹为重心，围绕皇帝及皇亲国戚的言行举动都要记录下来。从《修纂凡例》的规定中即可发现： 一、即位礼仪及赏赉之类皆书。 一、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册立皇后、皇太子及册封诸王郡王、王妃加封，太长公主并追封皇子公主皆书，其制度仪注有新定者书。 一、皇太子及皇子生书，亲王之子生已赐召者书，诸王嫡长孙生亦书。 一、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神，宗庙祧祫祔享及遣官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皆书，有新增祀典及淫祀革罢者亦书。 一、凡诏书悉录全文，若敕书及御制文录其关事体之重者，有特敕褒勉臣下、抚谕远人及恤刑宽贷之类悉书。 一、凡文武大臣有宣召谕问皆书，顾命之辞备书。凡宝玺图书及诸王郡王宝将军仰并仰符仰记皆书。 一、大驾卤簿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东宫、亲王、郡王、公主仪仗有新置及增损者书。 一、皇帝大婚、皇太子冠及诸王长公主冠婚皆书，其礼仪有新定者书。 一、经筵日讲及皇太子出阁读讲皆书，赉宴等项恩典亦书。 一、凡新王之国及郡王受命往某地皆书。 一、命驸马仪宾悉书。 一、凡亲王、公主、郡王、郡主、镇国等将军、驸马、仪宾、公侯伯岁禄，官吏俸给，军士月粮有新定折支全支条例并书。 一、每岁圣节、正旦、冬至、郊祀、庆成大宴皆书，遇节赐宴亦书，有特旨赐节假亦附书。 一、中外文武官有特恩赐予皆书，命妇遇庆节有赐亦书。 一、丧葬之礼及上尊谥册文议文等项备书，山陵迁附书，亲王、郡王、公主、郡主、丧葬皆书。 一、营建山陵备书，建各王、王妃、公主坟皆书，其制度有增益亦书，郡主以下奉敕建者书。 围绕皇帝及其宗室的凡例规定约占凡例总条数一半以上，充分说明了实录作为“皇家私史”的定位。其他诸如奏疏、人物传记等亦多有皇帝的参与，收录的奏疏包含了皇帝的批复，大臣传记往往会提及皇帝的恩典。然而以皇帝事迹为核心的编纂思想并未动摇《明实录》 “国史”的地位，因为于史官而言，皇家与国家的概念并不冲突，在记录皇帝活动的同时也彰显了如何治理国家的举措。 为尊者讳的编纂思想既是史官传统儒家修史思想中的一部分，又掺杂了现实中的需要。虽然儒家修史首先倡导秉笔直书，但在维护君主专制社会时也承认了“为尊者讳”的合理性。早在孔子修《春秋》时便表现出了“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思想。有学者将这种对立统一的史学观念概括为“直书——曲笔”一体两翼：“它既以至公至正的秉笔直书约束口含天宪的皇权政治，‘与天子争是非’，又以合乎名教的曲笔讳饰迎合君主政治，为‘尊者讳’。”恰阐释了这一矛盾。另一方面，实录的编纂官皆为新皇帝所任命，是奉旨为刚刚故去的老皇帝修史，其行文不能不考虑新旧皇帝的特殊关系，以防止招致对先皇不敬的罪名，惹祸上身。这也是实录纂修官的一种现实考量。 此外，《明孝宗实录》叙事的主角孝宗皇帝礼遇大臣，很多编纂官皆为弘治旧臣，他们对孝宗皇帝的知遇之恩深怀感激。加之武宗即位后宠幸宦官刘瑾屡次侮辱众臣，引起大臣们对孝宗皇帝的追思。如林俊称：“恭述我孝宗敬皇帝大渐，顾命我皇上及三阁老之言，余老泪横出，呜咽重不可胜。”出于故旧君臣情谊，编纂官在《明孝宗实录》中难免为其遮瑕粉饰。 以纳谏之事为例，明孝宗被誉为虚怀纳谏的贤君，《明孝宗实录》中收有不少大臣指陈时弊，劝谏明孝宗的奏疏，以宣扬明孝宗的这一可贵品质。但是，过多收录这类奏疏，难免展现出孝宗为政出现很多过失，不利于其贤君形象的维护，因而《明孝宗实录》对这类奏疏的收录极注意节制，特别是对待言词激烈者，一般不予收录。明初著名的一则劝谏疏为进士李文祥所奏《永保天命疏》，疏中指陈当时的弊政用词非常苛刻，首先弹劾内阁执政者：“臣谨以切于今日者，昧死为陛下言之……顷者在位多废，人权移内侍，赏罚任其喜怒，祸福听其转移。仇视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贿赂，滥授冗员，阿顺者则交相接引，骤至超迁，违忤者则巧为谗谤，远遭窜逐。朝野寒心，道路侧目，譬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痈疽，释此不图，终难言治。伏愿陛下密访渠魁，明彰国宪，择谨厚谦畏者随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选大臣，谘诹治理，推心委任，不复嫌疑如此，则体统正而近习不得分矣。”接着痛陈司法有失公允威胁国体：“顷者法司惟狥已私，不恤国宪，豪横有恃者虽重罪必曲宽容，贫弱无告者虽小嫌必深钩巨，惠及奸究之雄，养成倾颓之俗，纪纲尽废，体统荡然，家家僣王侯之居，富室拟公窃之用，奇技滛巧，渐成上侵。伏愿陛下申明典章，使执法之官一遵成宪……”。最后劝谏明孝宗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今言官迹其议论不无过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诚之切，更愿陛下少霁严威，輙加优礼，言切而理惬者必引导以尽其情，识寡而辞拙者亦含容以加其意，谏诤无隐者褒其直而勿责其非，猷谋可采者奖其情而勿亟行其策，惟当断以一心，不必摇于众口。大率君子之言决非小人所利，倘一问及必以前事中伤，如有嫌疑必赐片时引对。”李文祥自知此疏言辞偏激，在奏疏结尾自我辩护道：“臣草茅新进，积无怨雠，岂不自谋率尔狂戆。但思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吉凶休戚，实相关隐默谩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钺历尽愚。” 李文祥的奏疏上呈以后，引起内阁当政者及明孝宗的不满，以历练为名，将其除授陕西咸宁县县丞。《明孝宗实录》记载曰：“文祥先上书指斥时事，言甚切直。上以其新进浮薄，命除授繁剧县佐，令其历练。”该句将奏疏的信息披露，而对于其内容只字未提。李文祥此奏疏及其遭遇，引起了满朝轰动，立刻就有很多官员上疏论救。南京吏部主事夏崇文上疏言：“迩者进士李文祥赋性狂直，言事过中，干冒天威，钦除县佐，此盖陛下保全文祥，使之历练，恩至渥矣。臣窃忧之，文祥一身之去就不足深惜，但恐天下之人传之不真，闻之不切，概以为言者得罪，直道难容，有累陛下初政之美……伏望将文祥特赐洪恩，追还新命，俾天下知文祥虽有妄言之咎，幸逢陛下纳谏之明，天下幸甚。”然而明孝宗未加俞允。至弘治二年(1489)正月方被调回中央任兵部主事。明人作李文祥传，称“孝宗即位，上《永保天命疏》触忌讳。”可见《明孝宗实录》未收载其疏，乃出于为尊者避讳的考虑。 总之，《明孝宗实录》编纂思想总体遵循了中国古代官方修史的思想，在实际编纂时因总裁官焦芳的个人原因出现偏差，但据实直书仍占主导。特别是在诏令、奏疏的收录上基本遵循原文照录或遵从原意的原则，在人物传记的撰写和评论上也能秉持客观公允的态度。当然，为了发挥以史资治的作用，纂修过程中更要突出对明孝宗勤政清明的政治形象，并为明武宗树立榜样形象。直书实录与经世致用这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矛盾，在《明孝宗实录》的纂修中也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对孝宗形象塑造和为尊者讳的关系处理上，实录纂修官还是处理的比较恰当。作为明朝纂修实录中承上启下的一部实录，《明孝宗实录》的编纂思想既呈现新的特点，也为其后的实录纂修提供了参照。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对《明孝宗实录》进行系统研究，对于深入研究明代官方史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