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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http://www.newdu.com 2020-04-30 《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焦开山 包智明 参加讨论

    摘要:本文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基于最新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国家认同情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不同经济水平、文化水平以及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除了民族认同之外,年龄、文化、经济以及政策等因素都显著影响国家认同。本研究认为,在研究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时,需要把研究视角从特殊历史背景或者重大历史事件转向新时代背景下的日常生活,从政治文化精英转向普通社会民众,从侧重于结构性分析转向动态交互分析,从而深刻认识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以及民族认同等多方面因素及其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交互分析

   项目基金: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査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JJD840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焦开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1。包智明,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邮编 650504。
    一、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方针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个体在认知上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受,以及在心理、情感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依恋感和归属感。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个体的国家认同体现了个体对国家的一种情感依恋,是国家在自我意识层面上的深度内化与体现。强烈的国家认同对于促进政治稳定、减少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以及获取不同社会群体对党和国家的支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提升社会群体的国家意识并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民族认同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关于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首先,以往研究大致形成了冲突论与共生论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无论是冲突论还是共生论都有其研究上的局限性。一是两者都过分强调了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而忽略了国家认同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影响因素,并且大都侧重于理论陈述而较少进行实证考察,从而缺乏对国家认同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二是两者都或多或少忽略了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域背景下多样性问题。其次,以往的相关研究大都基于国家层次或者群体层次去分析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分析单位通常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国家政策和历史事件,而非微观层次上的个人。最后,以往的相关研究长期关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比如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民族主义运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已经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在研究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时,把研究视角从主要的理论陈述转向实证研究,从特殊历史时期转向日常生活情景,从民族精英转向普通民众,利用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家认同情况,我们将不仅考察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且将考察个体的年龄、经济、文化水平,以及政策因素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在所有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中,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以中国为例,有研究认为基于中华民族身份的国家认同与其所包含的各个民族群体所持有的民族认同之间存在张力,族群或民族的多元性与国族的同一性相矛盾,同一性有被多元性替代的风险。如果个体对自己所属民族身份的归属感越强烈并对所属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利益的强调越突出,追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理论或意识形态以及实践行动就会越多,从而导致对国家认同的削弱甚至发生矛盾。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群体在发展机会和发展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把这种差距的产生归结于民族因素或者与之相关的国家政策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对国家认同形成某种侵蚀或消极作用。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就类似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在国家机体内得以形成和持续的。一方面,较强的国家认同不会削弱民族认同,反而是民族认同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前提;另一方面,较强的民族认同也不一定削弱国家认同,这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相互依赖,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虽然中国各民族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而保持了民族边界和认同边界,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集体记忆逐渐汇聚整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从而具有了共同体的文化根基,为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或者国家认同提供了历史和文化依据。
    综合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都可能存在差异。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冲突的还是共生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可能是多样的。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表现出多种的形式,在一些国家中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中两者之间是负相关的,也有一些国家中两者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系。在一个国家内部照样存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多种形式。在一些社会群体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较高,另外一些社会群体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较低,也有一些社会群体的民族认同较高而国家认同较弱或者民族认同较弱而国家认同较高。由此可见,人们会根据各自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而不断转换或者变化着自己的社会认同,在同一个民族群体内部,民族认同的强度及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都可能是不同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调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文化水平等,而以往的研究恰恰在这个方面上忽略了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过度简化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而没有看到两者关系的复杂模式以及背后的多种影响因素。
    除了民族身份或者民族认同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影响着国家认同。首先,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了人们的国家认同意识,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英格尔哈特(R.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对于经济和物质上还处于匮乏的人们而言,对来自国家的保护需求更高,从而国家认同感比较强烈,而对于那些在经济和物质上丰裕的人们而言,对来自国家的保护需求较低,这会导致国家主义或者爱国热情的降低。通过对世界上43个国家的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英格尔哈特(R.Inglehart)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民众比富裕国家的民众有更强列的国家认同,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也比经济状况较高的群体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也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精英人群更重视全球认同而国家认同相对较弱。最近一项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较高收入水平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国家认同感相对较弱,但是这主要体现在青年一代。然而,该研究同时也发现中国社会的优势地位阶层群体的国家认同感要高于中间阶层和较低的社会阶层群体,这与在国外研究的结论不太一致。也有研究从认知水平和能力上来解释国家认同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相较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往往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其接触更广范围文化的机会也相对较多,从而更有可能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大群体成员的一部分,更有可能对国家产生认同感。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地位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否存在差异,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以往也有研究考察了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针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等。有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和制度安排唤醒和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其中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虽然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但是也可能强化了民族之间的边界和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民族意识,从而导致民族利益意识也不断提升,进而有可能对国家认同产生冲击,因此建议把新中国以来在民族问题上的相关政策“去政治化”,培养和强化国家意识,逐步淡化民族意识。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不仅没有限制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机会,一些所谓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反而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减缓了因为市场竞争而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尤其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更是如此。随着我国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因为国家的民族政策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保护,并从这种社会保护中获得自我的价值感和认同感,从而更有可能将自己视为国家的一部分,对国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也会上升。因此,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民族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缓解社会不平等,能够增加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共同体的依恋。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国内学术界虽然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仍然处于理论层面的讨论,而较少对国家认同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虽然一些研究讨论了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但是以往研究较少考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空间背景下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模式。如图1所示,在研究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时需要考虑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国家内部与民族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安排可能会存在差异,而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影响到少数民族群体在整个国家或者社会中的地位。此外,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国家所给予个体的资源和机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个体对国家依赖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基于特定历史阶段或者历史事件下的国家认同研究结论可能不适用于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日常生活情景。此外,由于社会化过程不同,以及在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和对国家相关政策的认知上都可能存在差异,个体在认知思维特质、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以及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上都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进而影响到对国家的认同感。因此,研究视角也需要从政治文化精英转向普通社会民众。鉴于此,本文将考察中国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不仅考察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且还重点考察个体的年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政策了解情况等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与民族认同的交互效应。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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