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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指称国家共同体，因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就增强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要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就需要全面并且深入地考察与国家认同有关的影响因素或者相关因素。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把焦点集中在新时代背景下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国家认同及其相关因素，这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具现实性和时代性。此外，本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包含多个民族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不仅对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了验证，也为解决一些理论争论提供了实证依据。最后，与以往大部分研究只侧重于考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二元线性关系不同，本研究基于交互性的视角考察了年龄、经济、文化、政策等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与民族认同的交互效应。 第一，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国家认同水平也逐渐增加。这一研究结果与最近的一项针对全国性样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与年轻人相比，年长的人之所以有相对更高的国家认同，可能与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和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根据社会化理论，人们的社会态度是在生命早期形成并在此后基本保持稳定。以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为例，他们生命的早期正好处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物质生活非常匮乏，因此对经济增长和物质安全的需求非常强烈，从而形成了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国家的依赖较强，也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由此对国家认同感也比较强烈。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形势处于冷战对峙阶段，加上广泛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人们的国家意识非常强烈，而民族意识相对薄弱。与之相反，现在的年轻人处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时代，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都相对较高，更可能秉持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国家所给予的经济和人身安全习以为常，加上全球化和国际形势的缓和，年轻人相比上一代人较少感受到外国对本国的威胁。这可能会导致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热情有所降低。 第二，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大部分社会群体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个体的国家认同水平逐渐增强。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一些研究的结论不太一致。以往有研究认为低收入群体的国家认同感相对更为强烈，不过这些研究结论大都基于高收入国家样本，可能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当前，我国经济水平较高的社会群体也是过去四十年国家改革发展的主要受益群体。这种在经济上的成功被认为是走向社会融合的关键，从而不断增加对社会和国家的积极态度，也倾向于把自己的经济成功和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尤其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更是如此。不过，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文化水平低的社会群体中，经济水平与国家认同之间几乎不存在显著性关系，这可能与此类社会群体的思维特质有关。对于文化水平较低（比如文盲）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类别化思维水平相对较低，缺乏自我类别化的定义和社会类别的构建，往往依据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简单地根据一个广泛的类别进行思考。因此，无论经济水平如何，这类群体对于自我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往往都没有明确的意识或者相对不重要。 第三，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水平对国家认同有非常显著的效应，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国家认同程度也逐渐增强。虽然一些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更多地持有一种全球化视角而对所属国家的认同相对较弱，但是我们不能说教育水平的提高削弱了国家认同，可能只是影响了国家认同的方式，从一种强烈价值判断和情感涉入的国家认同转向了相对独立评价和理性的国家认同，从一种封闭排外的国家认同转向了开放包容性的国家认同。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其认知水平也可能会逐渐提升，对大众文化的消费也逐渐增多。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个体能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里定义自我，也就是把自我想象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群体的一部分。此外，语言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熟练使用普通话对于了解主流文化、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进行交流以及更深入地融合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而更多的社会接触和社会融入与更高的国家认同有关。 第四，本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我国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对于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一些理论研究所获得的结论不太一致。在本研究看来，我国实施的一系列少数民族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民族意识，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群体提供了社会保护，减缓了因为社会竞争而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而这些可能会显著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不过，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不同的群体中也存在一些差异。在文化水平低并且民族认同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显著提升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低文化水平使得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了解可能存在偏差或者存在误解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少数民族政策中获益相对较少并由此对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不太满意，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认同。此外，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文化水平高但是民族认同低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了解程度也没有显著提升甚至还削弱了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类少数民族群体无论对于本民族还是对国家的认同感都低，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疏离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高文化水平使得对少数民族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偏差了解得更多一点，从而对国家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这可能也会影响到对国家的认同。 第五，本研究结果显示，民族认同水平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水平较高的群体其国家认同程度也会相对更高。我们可以从历史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解释。首先，在中国新时代背景下，至少在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紧张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并不显著存在。比如，以往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群体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是破坏国家认同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却保障了各民族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或者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政治不平等所导致的认同张力在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存在的。其次，以往有研究认为如果一些民族群体感知到的民族歧视越高，其民族认同水平会越高而国家认同水平会越低。然而，这种对某一民族群体的整体性社会歧视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存在。其次，中国存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促进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比如，中国一直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群体的文化特性在一体格局下能够继续得到保持和尊重，各民族群体都被视为同等地位的社会群体，其中没有一个民族群体能够支配任何其他民族群体，由此个人可以同时对国家和民族产生认同感，其中对一个方面的认同实际上有助于加强对另外一方面的认同，两者之间可以相容并且相互强化。再次，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其国家实力和水平已经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而且在控制城乡、区域等因素后不同民族群体在公共服务可及和利用的机会上基本是均等的。这可能会增加不同民族群体对国家的正向态度。最后，新中国的建立并不像欧洲许多民族国家都是围绕着某一个民族群体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以中华民族的名义建立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民族群体会把自己看作是整个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本研究也进一步发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正相关关系在不同经济水平、文化水平以及少数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群体中也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高低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文化水平较低但是经济水平较高的社会群体中或者在经济水平较低但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都相对更强一些。这说明经济上的成功或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提升群体的自我类别化定义和社会认同建构，进而同时提升群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同时，我们也发现在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较高的社会群体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关性在下降。这说明在社会精英群体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只是其众多社会认同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既不相互强化也不相互矛盾，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关系。最后，我们也发现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对于文化水平较低且对少数民族政策有较多了解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关性在下降。这说明在文化水平较低或者说社会认知能力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中，通过对少数民族政策进行广泛的宣传以此加深少数民族群体对其的了解程度，无论对于民族认同较高还是对于民族认同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都会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至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我们发现随着对少数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增加，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关性逐渐增加。这说明在社会认知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少数民族政策可能会同时激发他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能不存在以往研究所说的少数民族政策只单方面激发民族认同的情况。 最后，本研究面临的限制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认同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包括心理、文化、社会、政治等多个维度。本研究对国家认同的测量侧重于心理和文化维度，而对政治维度的测量和考察不足。因此，本研究的结论不适于讨论一些与政治相关的议题。（2）虽然本研究依据统计上的交互效应分析考察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变动情况，但是对于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体而言，其内在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能具有不同的涵义，两者的优先顺序也可能存在差异，在不同的生活情景中究竟哪一种认同的作用更突显，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3）正如本研究所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存在差异。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