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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写主体多元的必然趋势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俗都有当地人的书写，当地人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当地人不仅有属于自己的学术声音，而且有着不同于学者们所预设的独特的学术逻辑。反观学院派，他们的民俗书写的田野个案堆积如山，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地叠加，难以走出理论+材料的论述套路。两者书写相互交织和平等对话是民俗学真正实现本土化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中国民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随着社会的发展，田野的状况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只表现在生活水平、环境、方式和观念等方面，更主要是当地人已不完全是作为“他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不满意成为访谈和书写的对象，抑或反感民俗学者们对自己的讯息掠夺，试图通过自我书写走向学术的前台。当地一部分文化精英开启了学术自觉，他们田野书写与表达的主体意识极大地增强了。田野书写不再是民俗学者的专利，他们投身于自己所处村落和社区民俗的书写，诸多草根民俗志被生产了出来。当然，这种草根的学术行为主要不在于与民俗学者展开对话，其更无力以自己的学术书写反衬民俗学者田野作业之不足，而更多是出于一种只有当地人才能生发的浓郁的乡土情结。相反，他们千方百计要得到民俗学者的注意和评价，似乎唯有在民俗圈里产生影响，他们的学术追求才是学术的和有学术价值的。然而，大多民俗学者们对此熟视无睹，甚至嗤之以鼻，往往把地方上馈赠的草根著述束之高阁。至今，草根著述能够进入民俗圈的极为罕见。乡土、草根与学院派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将草根书写冠之以“学术”，肯定不能获得普遍的承认。其实，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是观念和认识层面的，在实践的维度中，学术与非学术的壁垒正在被洞穿。2019年9月，笔者在江西万安县参观了“全国农民画创作展”。一幅幅构思巧妙、主题鲜明、色彩斑斓的作品都是出自农民之手。过去只会握着镰刀刈草的农民竟然也成为艺术家，农民和画家原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如今却有了奇迹般的交叉。以往，农民是艺术家们描绘的对象，他们只能被动地出现在画框里。一旦他们能够用画笔尽情地自我表达和宣泄，便拥有了艺术创作的主体地位，与那些专业画家们的身份并无二致。农民与艺术家之间的藩篱被农民的艺术实践拆得七零八落。同样，当地人的民俗书写也使他们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步入民俗研究者的行列。在后现代语境里，学术不是出自田野中的参与观察，而是“从写作、从制作文本开始的”，并且这种写作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简化的方法，它更是文学的和艺术的。既然我们能够坦然承认当地人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创造力，为什么不能正视他们民俗书写的学术才能呢？对此，其他学科的学术界可以不予承认，但民俗学者却没有排斥的理由。民俗学是一门实践之学，这既指当地人的民俗生活实践，也包括学者的田野学术实践，还不能忽视当地人的学术行为。这样的实践之学才是全面的，失去了任何一方面，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交流、对话机制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不仅如此，民俗学作为草根之学，草根的民俗书写较之学者的更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民俗学者应该放弃紧握在手中的书写霸权，对当地人的民俗书写投以殷切的目光。首先，建立多元民主的书写范式，改变目前民俗志生产过程中主、客之间的雇用关系，承认当地人民俗书写的主体地位。其次，建立当地人书写的主体性，重新理解当地人书写的学术价值。民俗书写的差异性、非正统性应当得到学术肯定。不仅如此，当地人民俗书写的去本质主义恰恰是民俗学者不具有的学术情怀，也是民俗学者需要自我批判之所在——本质主义一直是学院派民俗书写之追寻。“归纳起来，在学术建构上，‘民俗志’学说的构件，一是传统国学理念，即礼失求诸野；一是民俗学理念，即将反思文化与生长文化相比较，探求本土文化的本质。”当地人力图让田野文本远离固定结构和书写模式的努力，应该成为民俗学者在田野中的基本参照。再次，当地人的民俗书写其实是一种学术反抗，他们以自己的学术行为表达对民俗学者田野霸气的强烈不满。他们的声音终究是微弱的，因为在民俗学界没有激起丝丝涟漪。这既是当地人的失望，更是民俗学界故步自封的不幸。以当地人的民俗书写反观学院派的田野行为，是值得花费精力而又一直没有展开的学术论题。 草根的民俗书写已然流行开来，这是一个学术事实。除了田传江的《红山峪村民俗志》因钟敬文先生的赞誉而受到重视外，几乎所有的草根民俗实践的成果都被打入冷宫。尊重当地人是所有民俗学者的共识，忽视当地人的民俗书写显然是一种公然的歧视。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时常出现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民俗学者宁愿不辞辛苦，到田野搜集资料，也不屑于参考当地人的相关记录。其实，民俗学者与民俗的裂隙并不能通过“作业”完全弥合，这种不足成为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原动力。既然民俗学者不可能成为当地人，那么，所有方式的“作业”都有可能遭受质疑。而最值得反思的是，民俗如何经由民俗理论、方法的通道被深刻地异化？美好的、丰富的和生动的民俗生活竟然被民俗学者扭曲为纯粹的知识和学问。每年成批生产出来的民俗学学位论文缺乏起码的可读性，民俗的本来面貌完全消失于字里行间。 学者/当地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根深蒂固的，几乎所有的民俗学论文都是在这一模式中构拟出来的，当地人的书写形象在这些著述中完全被遮蔽。在学者/当地人的田野话语中，当地人隐含地相对于学者群体而存在。他们的特征是感性的、蒙昧的、肤浅的和缺乏学术意识的，与之相对应的学者则是理性的、高级的、深刻的和禀赋学术自觉的，具有明确的学术追求和主体建构能力。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不少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搁置了当地人的历史及其参与学术的可能性，将当地人当作提供资料的对象，因而是他们变成了被动的、格式化了的能指，一个外在于学者的他者。其实，学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对立并不具有某种学术本质的特征，它们不过是学者书写霸权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一霸权的极端性，当地人甚至未能构成与学者之间的对立力量。相应地，学者的民俗书写也就失去了在这一关系中生发出来的张力。因此，正是草根的民俗书写，既是构建学者与当地人对话的机制，也是为了在这一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中释放出更强劲的学术能量。 结语 民俗既是知识的、学问的，也是生活的，民俗之民同样既属于民俗的范畴，也可以进入民俗学学者的行列。将民俗之民排除于学者圈之外，并非是他们缺乏学术素养和民俗志书写能力，而是传统的学术观念使然。如今，那些具有标志性的民俗生活几乎都有当地人的书写，草根民俗志纷纷涌现了出来。然而，这类书写并没有被当作学术著述进入民俗学者的视野之中，甚至因其不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而失去了参考资料的价值。当地人的文学和艺术才能已然得到全社会的肯定，有的也拥有了文学创作者和民间艺术家的身份，唯独他们的学术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认可。这是民俗学界的不幸，因为民俗书写主体的多元才能真正促进民俗学学科的繁荣。消解当地人和民俗学者之间的边界，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助于把民俗学学科引向美好的未来。 (本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