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秦汉时期的江南城市是具有行政治所属性的郡县城市。秦汉时期, 该地区郡县设置发生多次变化, 城市数量增长, 城市的行政级别也随之发生变动。同时, 伴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部分郡县城市也逐渐强化了其作为商贸流通中心、生产管理基地、港口等方面的功能, 城市类型呈现分化的趋势。总体而言, 该地区城市发展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其中早期和晚期发展较快, 显示出秦汉江南城市的发展与地方政治势力崛起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秦汉; 江南; 郡县城市; 发展阶段; 宋、明以降, 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其周边地区城市和市镇非常发达, 已是学界的共识。秦汉作为大一统中央帝国的开端, 当时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状况如何?与其他区域城市的发展相比, 具有怎样的特征?推动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对这一地区秦汉时期城市的研究, 也有一些专著及论文涉及1, 但上述这些疑问, 还未有学者进行较深入的专题探讨。本文即尝试对秦汉时期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基本状况、历史分期、阶段特征和发展动力, 进行较全面的探究。 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周边地区, 正是明清经济腹心——“江南”的所在。在历史上, “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虽然先秦秦汉文献中的“江南”, 与明清“江南”在地域上并不完全重合;但鉴于本文所讨论的地域范围, 明清至现代大体已被后者所专称, 本文即在指称“太湖及周边地区”的意义上仍然使用“江南”概念。这不仅是为了指称的方便, 同时也便于未来该区域长时段的对比研究。当然, 与明清“江南”非常清晰的地理界定有所不同2, 本文“江南”所涵括的秦汉行政区划相对较为粗略, 主要包括丹阳郡和会稽郡 (含东汉永建年间分治的吴郡) 。考察时段则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始, 至公元220年汉献帝退位, 东汉灭亡。 一 郡县城市定义和秦汉江南郡县城市的设置 郡县城市, 即中央王朝郡县制度下的郡县治所, 它们并不是因工商业人口的自然集中而形成的城市, 只是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据点3。虽然也有观点把人口聚居的大小城邑都认为是城市4, 但更普遍的观点则是仅将郡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 称为城市。例如陈桥驿即认为:“凡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 就作为历史城市。”5从现存文献中所见的秦汉江南地区城邑名, 也大都是当时的郡治和县治。可知, 将秦汉时期丹阳郡、会稽郡和吴郡三郡的郡治和所辖县城称之为“城市”, 是合宜的;反之, 认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城市, 主体都是作为国家行政网点的郡县城市, 也是恰当的。 下表将秦汉时期该地区郡县城市设置的基本情况做了整理。 表1 秦汉江南地区郡县设置一览表   秦汉江南城市的发展, 囿于资料的缘故, 很难从城市规模、城市人口等计量数据来进行考察, 但从表1也可看出, 这一地区城市数量从早到晚有较大的变化。而且作为郡县治所, 其行政功能始终是最根本的。我们还可以从其行政级别的变动和行政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发展, 来进一步探究这一时期该地区城市发展的某些侧面。 二 城市数量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江南地区城市数量在东汉晚期之前一直保持较稳定的态势。期间, 汉武帝时期故鄣郡接收庐江国四县改名丹阳郡, 征服闽越后, 会稽郡又增加了回浦和冶县。此后整个西汉时期, 该地区城市数量没有变化。《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东汉初年 (建武六年) 曾有过裁并县的大动作, “并省四百余县, 吏职减损, 十置其一”。不过, 这也没有影响到今江南地区, 《汉书》与《续汉书》所记这一地区所设县的数量并没有大的起伏 (见表2) 。这表明从西汉到东汉中晚期, 该地区的经济没有遭受大的破坏, 但是发展也并不迅速。 东汉晚期这一地区城市数量的增长较大, 新设了永宁、安吉、原乡、长山、新安、吴宁、永县、丰安、遂昌、始宁等县。其中会稽郡增县城12, 吴郡增县4;丹阳郡增县12, 去2, 分一新郡 (见表2) : 表2 今江南地区东汉晚期新设县  而从城市建设的发展来看, 秦汉江南城市在秦汉初主要是沿用和改建历史旧城, 东汉晚期则建了不少新的县城。 据史料, 秦汉之际, 各地郡城、县城的城防曾经历了一场先毁坏后重建的过程6。不过, 就江南地方来说, 秦汉之初主要还是沿用战国时期的历史旧城。这一时期所设县, 很多都是之前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或楚国重要的政治据点:会稽的吴县、山阴县, 沿用丁春秋吴、越故国的都城, 丹徒是春秋时期的朱方, 毗陵为吴公子季札所居延陵邑, 太末为春秋姑蔑之地;无锡, 春申君曾在历山“岁祠以牛”, 且在古历山之西“有范蠡城在”7;由拳, 即吴、越两国激战的椎李;“余杭城者, 襄王时神女所葬也”8;娄县“有南武城, 阖闾所起以候越”;句章, “《十三州志》云:‘句践之地, 南至句无, 其后并吴, 因大城句, 章伯功以示子孙, 故曰句章’”9。此外曲阿为“故云阳”, 海盐为“故武原乡”, 《寰宇记》记楚春申君立菰城县, 秦改乌程10。而原来作为诸侯国都的吴县和山阴, 则根据帝国新的等级秩序, 缩小了原来的城市规模。 等到东汉晚期, 析出不少新县, 则需要新建一大批新的县城, 或是在原先乡邑基础上进行扩建。除此之外, 对于原来的一些老县城, 也多进行了重建或新建, 如海盐:“县之故治, 顺帝时陷而为湖, 今谓为当湖。大旱湖竭, 城郭之处可识别”11。还有余杭:“汉末陈浑移筑南城, 县后溪南大塘, 即浑立以防水也。”12可以说, 这时江南地方出现了一次城市建设的小高潮。 三 城市行政级别的变动 作为王朝地方行政治所的郡县城市, 相应具有行政等级的区别, 江南地方也不例外。而城市的等级差别, 可以从驻守该城市的最高长官的俸秩得到反映。汉代以俸秩的禄石多寡作为官位高低的标志, 官位高者, 禄石多;反之, 则少。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 “掌治其郡”的郡守, 秩二千石;“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的都尉, 秩比二千石;“掌治其县”的长官, “万户以上为令, 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 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很明显, 按照制度, 在地方上, 郡守官位最高, 都尉次之。与之对应, 他们所在郡城及都尉治所的行政等级, 也是地方上最高和次之者。而县一级最高长官的官秩, 则根据所治县的人口数量有很大差异, 《汉官旧仪》也有“县户口满万, 置六百石令, 多者千石。户口不满万, 置四百石、三百石长”的记载。县令 (长) 最高 (千石) 与最低的官秩 (三百石) 之间竟有七百石的差距13。虽然“三边时孝武皇帝所开, 县户数百而为令。……及南阳穰中, 土沃民稠, 四、五万户而为长”14, 人口数量并非是县一级最高长官俸禄高低的唯一标准。但是从制度看, 以六百石为标准线, 还是能够划分出两个大的行政级别:六百石以上官员, 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的官员, 铜印黄绶。可知县令、长的称谓, 的确反映了县一级最高长官之间的等级差异, 当也同样能够反映县治的行政等级高低。 根据这样的标准, 我们将秦汉时期江南郡县城市的行政等级分列如下: 一级城市:丹阳郡治 (先故鄣、丹阳, 后宣城) , 会稽郡治 (先吴县, 后山阴) , 吴郡郡治 (吴县) 。 二级城市:都尉治所 (丹阳郡歙县, 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钱唐, 南部都尉治所回浦、东部都尉治所鄞县) 。 三级城市:县级城市。《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曰:“荆、扬江南七郡, 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而吴县也是郡治所在, 已是一级城市。其余县级最高首长, 从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看, 都是“县长”而非“县令”, 如:《后汉书·度尚传》记度尚“积困穷, 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 得为郡上计吏, 拜郎中, 除上虞长。”抗徐“初试守宣城长”, “悉移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 由是境内无复盗贼。”《孝顺帝纪》记阳嘉元年, 海贼曾旌等“寇会稽, 杀句章、鄞、鄮三县长”, 《吴书》记“陶谦父, 故余姚长”15, 《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记潘乾为“溧阳长”等等, 因此他们所在县城的行政级别也应大体相同。 城市的行政级别既与郡县设置相关, 郡县设置发生变化, 城市的行政等级就会随之产生变动。 如吴县从吴国郡治变成中央辖郡的郡治——汉初吴王濞建都广陵, 虽然此时吴也是会稽郡治, 但其政治上的等级在广陵之下。但等到七国之乱平定之后, 故鄣、会稽先后成为中央辖郡, 吴县作为会稽郡治, 政治等级得到提高, 其政治管理功能也得到极大提升。 山阴从县城变成郡治——东汉顺帝永建年中, “阳羡人周嘉上书, 以县远, 赴会至难, 求得分置, 遂以浙江西为吴, 以东为会稽。”16于是, 山阴由县城升格为会稽郡治。 丹阳郡的郡治则屡有变更——武帝前名鄣郡时, 曾沿袭秦代治鄣县 (今浙江安吉西北) , 武帝时徙治丹阳县 (今安徽当涂东) , 改郡名丹阳, 后又徙治宛陵 (今安徽宣城) 17。 县的省并、复置, 带来行政等级的变动:如钱唐, 西汉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 《续汉书·郡国志》不载, 然《后汉书·独行传·戴就传》有“收就于钱唐县狱”语, 奚柳芳推测, 东汉时期钱唐曾被省并, 但至迟在永建四年会稽太守刘宠奏请“吴、会分治”之前已经复置18。如回浦, 西汉时期是会稽郡南部都尉所在;《郡国志》有章安, 刘昭注引《晋太康记》云:“本鄞县南之回浦乡, 章帝章和元年立。”是回浦经历了设部都尉治、被省并为乡、再次以章安之名重置为县的变化过程。 但总体而言, 从秦至东汉晚期之前, 江南地区城市的行政级别大体稳定。然而东汉末年灵帝以后, 孙氏势力在该地区崛起, 对这一地区的政区设置有较大的调整, 一批原来的郡治、县治和乡邑, 由此都发生了行政级别的急剧变动: 一是设新郡。东汉建安十三年 (208) , 丹阳郡歙县分设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四县, 合黝 (黟) 县与歙县, 新置新都郡, 丹阳郡辖地缩小。 二是徙郡治。建安十六年 (211) , 孙权将丹阳郡治徙至秣陵 (今江苏南京市) , 次年又改秣陵名为建业。 三是析旧县, 置新县。在丹阳郡, 灵帝中平二年 (185) 分故鄣县置安吉、原乡;建安八年 (203) 孙权再析故鄣县置广德县;建安十三年 (208) , 孙权分宛陵县南部分置怀安、宁国两县;孙吴期间还析泾县置安吴县。在吴郡, 兴平二年, 分乌程立永县;建安十六年, 分余杭立临水县19。在会稽郡, 东汉光武改冶县为章安20, 顺帝永和元年置永嘉县21, 永和三年分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22;献帝初平三年分太末县置新安县, 分乌伤南乡置长山县;兴平二年, 分诸暨立吴宁县;建安四年, 孙权又分太末立丰安县, 分章安县南乡为松阳县23;二十三年, 立遂昌县;此外, 汉末还分上虞南乡立始宁县。 在这样大动作的行政区划调整当中, 丹阳郡宛陵和秣陵的地位对调, 一由郡治变成县城, 一由县城变成郡治;还有一大批原来的乡邑升格为县城。行政等级上升, 随之而来的也当有城市建设的加强和城市规模一定程度的扩大。 四 城市功能的发展 郡县城市作为国家对郡县两级进行地方政治管理的治所, 其政治上的行政功能是最基本的。它们虽然也同时具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功能, 但都围绕着政治统治的基本功能来进行, 并附属于这一基本功能。郡县城市内官吏聚集, 军队驻扎, 城市中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服务业皆相应地以其为中心, 为其服务。而作为地方文化中心, 郡县城市均设学校, 举荐人才, 也是地方官员施行教化的手段和结果。 不过在郡县城市设置之初, 在基本的行政管理功能外, 某些城市还被赋予了特别突出的军事功能和经济管理功能。如都尉治所的军事功能就尤其特出。西汉设丹阳都尉, 治所在歙;会稽郡分别在钱唐设西部都尉、回浦设南部都尉24, 鄞县为东部都尉25。此外, 《水经注·渐水注》又记会稽上虞有司盐都尉。都尉作为专管本郡军事戍防的官员, 其治所所在城市, 其主要功能即驻军和军事防务。这类城市, 在西汉设置较多, 东汉时期就只剩下了东部侯官。 再如铜官、盐官所在的县治, 则体现出很强的经济生产管理功能。这类城市都设有分别管理铜业或盐业生产的官署, 其城市的主要功能一, 就是作为铜业或盐业的生产基地与管理中心。《汉书》记载会稽郡在海盐设有盐官;丹阳郡设有铜官, 但未提及具体地望。1984年在今安徽芜湖南陵县大工山发现古铜矿遗址群, 总分布面积达400平方公里。初步发掘各类遗迹66处, 先后发现了测定为西周至唐代的炼铜竖炉19座, 采矿井和硫化矿焙窑4座, 以及大批铜斧、铜凿等采掘工具和古陶瓷、冰铜锭、粗铜锭等。在这一区域内, 围绕铜矿资源布局, 山上开采, 山下冶炼, 形成4个相对集中的采冶中心小区, 尤以西周至汉代的江木冲炼铜遗址和汉至宋代的塌里牧遗址最具代表性。江木冲遗址面积仅1.5平方公里, 文化层厚度达2米, 炼铜弃渣堆积总量达50多万吨。遗址西侧有峨岭河, 汇入漳河后在芜湖鲁港口注入长江。塌里牧遗址占地22万平方米, 集采矿、冶炼为一体。遗址东部有江木冲河, 汇入繁昌黄浒河, 由获港入长江。另外在江木冲、西边冲等遗址中, 还发现了铜锭、铅块和石质工具范。这些发现都表明, 此地的铜矿从开采、冶炼到铸造, 流程完整, 且具有相当的规模。学者们认为, 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经历了西周、东周、汉、唐、宋等多个历史朝代, 延续时间达1000多年, 是目前我国罕见的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古采冶铜遗址群, 堪称中国冶金史上的奇迹26。该地周边矿藏资源丰富, 生产流程齐备, 规模巨大, 且因铜矿而形成分片布局的采冶区、墓葬区、生活区、管理区及水陆运输网络, 由此证明汉代丹阳铜的生产地应该就在这里, 铜官很有可能就设在附近的春谷县27。 随着政治统治的深化、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流通的加强, 尤其是西汉以后, 在具备基本的行政和军事功能之外, 今江南地区另有一部分郡县城市, 由于其物产、交通等方面的优势, 还逐步强化了其作为商贸流通中心或港口的功能, 导致城市类型出现进一步分化的趋势。 1. 商业都会 指“江东都会”吴县。其特征是交通便利, 商贸发达, 商人及商品集中:“自京师东西南北, 历山川、经郡国, 诸殷富大都, 无非街瞿五通, 商贾之所臻。”28作为地方性的经济贸易中心, 经济都会与周边城市有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先导作用, 也是秦汉以来区域城市经济功能得到强化的结果。 李剑农曾归纳《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各都会的分布区域, 主要在关中区、关外之黄河以北地区和关外之黄河以南地区29。在《史记》所记除京城长安之外的18个都会中, 北方地区拥有13个, 今江南地区只有吴县一个都会城市。作为天下都会之一, 经济功能为本地区郡县城市之冠, 吴县可谓是本区域内最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它的发达, 一方面是由先秦吴、越都城和楚春申君都邑的历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 西汉早期吴王濞统治时期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 港口城市 在古代, 城邑的选址本来就以交通便捷为第一要求, 无论行政管理、军事统治还是经济交流, 城市的种种功能实现, 都依赖于交通这一起码条件。在汉代, 江南地区的钱唐、句章、鄮、东冶、章安等县城,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逐渐发展成为港口城市, 其作用则由早些时候的运兵发展为商贸交流。 钱唐县城位于钱塘江 (古浙江) 的入海口, 是南北交通咽喉所在, 本在今杭州市城南的灵隐山谷中30, 东汉初期会稽郡议曹华信募工开建海塘31, 塘成, 县城新迁, 同时在海塘附近兴起了一批新的港埠。例如后来的宝石山港、上堤港、前洋街埠、后洋街埠、官港、洋坝头、泛洋湖等, 都是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东汉末, 钱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港口城市。灵帝熙平元年 (172) , 富春人孙坚“与父共载船至钱唐, 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 方于岸上分之, 行旅皆住, 船不敢进。”32可知当时钱唐已有比较活跃的港口贸易。 句章在东海之滨, 西汉武帝派兵平定东海王叛乱的时候, “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 浮海从东方往”33, 从此地向浙南闽北运兵。而“古鄮县乃取贸易之义, 居民喜游贩鱼盐, 颇易抵冒”34。至东汉时, “会稽东县人海行, 亦有遭风流移至澶州者”35, 其中所谓“会稽东县人”, 就是指的句章和鄮县。亶洲“在海中, ……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35, 可知当时海外贸易有所发展, 而句章与鄮县应该是重要的出海港口。东冶, 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 “交趾七郡, 贡献转运, 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此外还有章安, 即西汉时期的回浦县城, 东汉章帝章和元年 (87) 改名。《后汉书·顺帝纪》记永建六年 (131) , 会稽人雷旌反叛, 从海上向章安发动进攻, 也说明此城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 从城市类型的分化趋势来看, 都尉治所的军事功能和盐官、铜官作为铜业或盐业的生产基地与管理中心功能, 在秦汉之初设置此类城市的时候, 就早已确定下来。而吴县作为商业都会的盛况, 在汉初吴王濞时期尤为突出。至于港口类型的城市, 西汉时多强调其军事功能 (运兵) , 东汉时期商贸、物流等功能则渐现重要。由此可知, 东汉时期郡县城市体系在这一地区继续维系行政管理和统治网络的同时, 也已经逐渐建构形成地区性的经济交流、市场流通网络。但是总体发展水平相比北方地区还不算高, 地域性商业中心的数量显然偏少。东汉晚期虽然郡县城市大量增设, 但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并不十分明显。 五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动力 综合以上几个考察角度, 我们可以发现:秦汉时期江南城市数量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高潮出现在东汉晚期, 城市行政级别的变动也以东汉晚期为剧;而在城市功能发展方面, 汉初吴王濞时期吴县“天下都会”盛况空前, 商品经济发展特征突出。除此两个时段之外, 该地区城市的发展大体平缓。 由此, 我们可以将秦汉江南地区城市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早期———吴王濞统治下的快速发展期, 这一阶段出现了吴县这一都会城市, 商品经济发达; 中期———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以前的平缓期, 这一阶段城市数量没有大的增长, 行政级别没有大的变动, 城市功能发展缓慢; 晚期———东汉末的快速发展期, 表现为:新的郡县大量增设, 城市数量急剧上升, 城市建设进入高潮, 城市行政级别变动剧烈, 商品经济承继之前的成果, 继续缓慢发展 (如港口的发展) 。 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 特征各异, 但总体来说, 都与城市行政治所的属性密切相关———城市数量增加、行政级别变动, 是地方统治范围扩展、程度加深的结果;城市其他功能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也仍然依附于地区行政中心的基本功能。 三阶段的发展都与政治的推动不无关系, 特别是早期和晚期, 地方政治势力的崛起、壮大, 给予本地城市的发展以强大动力:吴王濞时期处于汉初诸侯国政治经济都比较独立的特殊时期, 吴王通过充分利用该地区丰富的矿业和盐业资源, 抓住了中央政府对于民间私铸钱币政策摇摆的制度空档, “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 煮海水为盐”36, 迅速积累财富37;汉末孙氏在江南积极拓展势力, 通过军事活动, 不断设置自己的统治据点。 深究之, 汉初中央对王国的宽松政策, 给了吴王濞短暂的发展空间。而两汉时期江南地区未罹大的动乱, 地方官员尤其是东汉循吏大力开发, 保障了东汉晚期之前该地区经济缓慢却持续稳定的增长。加之中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南迁, 带来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力和智力资源 (人才) , 这些则是汉末孙氏势力得以在此迅速成长的大背景。 对照秦汉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城市的发展历程, 两者步调并不一致。中原城市随王朝兴而盛, 随王朝乱而衰, 秦末、两汉之交和东汉晚期, 都遭到过大的破坏。而偏于一隅的江南城市却在秦汉之初、东汉晚期, 得到较快发展。当然, 与当时中原地区城市、或与此后该地区城市的发展水平相比较, 秦汉时期总体的发展速度还不算快, 发展的程度也比较有限。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重心始终都在中原地区。此外, 江南地方的特殊, 还在于秦汉帝国较早就平定了南方越人, 而北方威胁一直存在, 因此更重视北边边郡建设;同时, 这一地区较为恶劣的环境, 也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秦汉时期的开发38。 注释 1[1]专著方面, 如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年) 里用了一节内容, 描述了古代浙江城镇在“秦汉时期的缓慢发展”;臧知非、沈华、高婷婷:《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研究》 (群言出版社, 2007年) , 则对这一时期吴地经济结构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化有所探索, 其中提到了该地区聚落和城邑的历史发展。此外, 几部关于汉代城市综合性研究的专著, 如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年) 、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以及肖爱玲博士论文《西汉城市地理》 (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 都有一定的章节篇幅论及今江南地区汉代城市的基本情况。另有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年)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等, 从政区地理、人口地理的角度谈到这一地区汉代城市。论文方面, 则更多的集中在地区经济史、人口史等研究领域 (参见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王福昌:《近年来秦汉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第6期) , 迄今只有陈晓鸣发表了两篇直接以“江南城市”为题的论文《秦汉江南城市问题述略》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和《汉代江南城市与商业问题述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 但其论述的地域包括了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 远远超出了今江南地区所在的范围。与今江南地域有关的汉代城市研究, 还有张南、张宏明发表的《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 (《学术界》1991年第6期) 和《安徽汉代城市功能初探》 (《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 。 2[2]主要包括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与太仓直隶州的全部, 以及镇江府的大部和杭州府的余杭、海宁二县。参见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绪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2—10页。 3 (1)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北京:三联书店, 1979年, 第247—248页;赵冈称之为“城郡”, 见《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年, 第3—4页。 4 (2) 如俞伟超就提出:“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 在战国至汉代 (至少至西汉) , 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这样的历史, 完全可以说是城市的历史。”见氏著《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年, 第40页。 5 (3) 陈桥驿:《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序》,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第1页。 6 (4) 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郡国志〉东冶、侯官考》对《郡国志》文进行辨正, 认为当作:“章安。东冶, 故冶, 闽越地, 光武更名。永宁, 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侯官。”本表从之。转引自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 第232页。 7 (5) 《续汉书·郡国志》不载。《万历钱唐县志》曰:“ (钱唐) 新莽更名泉亭。东汉建武初复故名。六年, 省钱唐。光和二年封朱雋钱唐侯, 地属封内”云云。按, 光和二年为179年。而《后汉书·独行传·戴就传》记杨州刺史欧阳参遣部从事薛安“收 (戴) 就于钱唐县狱”, 奚柳芳考此事或在永建四年 (128) 以前 (《东汉时期钱唐县之废置》,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二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92—93页) 。是东汉建武六年省都尉时曾省并钱唐, 但至迟至永建四年之前已经复置。先属会稽郡, 分郡后属吴郡。 8 (6) 钱大昕以安县为娄县之讹, 曰:“前汉书、晋、宋《志》均无此县, 本《志》又不言何年所置。前无所承, 后无所并, 疑即‘娄’之讹。因‘娄’讹为‘安’, 校书者不能是正, 疑有脱漏, 又增‘娄’于‘无锡’之后, 并改‘十二’城为‘十三’。” (《三史拾遗》卷五) 以备一说。转引自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 第236页。 9 (7) 《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三十二年“坏城郭, 决通堤防”, 并刻碣石门曰:“堕坏城郭, 决通川防, 夷去险阻。地势既定, 黎庶无繇, 天下咸抚。”《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秦始皇帝三十七年, 坏诸侯郡县城。”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秦统一后, 天下均为郡县, 原先战国六国为战争而修筑的众多城防, 已经失去防御意义;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防止原六国贵族或各地官员拥城自重、与中央对抗。而《汉书·高帝纪》记汉高祖六年“冬十月, 令天下县邑城”, 师古注曰:“县之与邑, 皆令筑城。”是汉初中央政府控制力和军事实力都较弱, 在面对譬如北方匈奴、南方越人侵扰的时候, 一定程度上必须依靠各地方自保, 在这种情况下, 郡、县地方筑城就非常必要。 10 (8) 《太平寰宇记》卷九二《江南东道四·常州》“无锡县”条下, 第1842页。 11 (9) 《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 《越绝书译注》, 第34页。 12 (10) 《后汉书·臧洪传》注, 第1884页。 13 (11)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 转引自《汉书地理志汇释·会稽郡》, 第266页。 14 (12) 《后汉书·郡国志》注, 第3489页。 15 (13) 《水经注·浙水》“北过余杭, 东入于海”注, 《水经注校证》, 第937页。 16 (14) 《汉书·百官公卿表》,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742页。肖爱玲认为设有盐官、铁官等官职的城市 (经济管理型城市) , 管理者的俸禄低于所有等级城市行政长官的俸禄 (《西汉城市地理研究》, 第105页) , 但事实上盐官、铁官均设于县上, 因此这些城市的最高管理者仍是县令 (长) , 故此处不另计算盐、铜官 (丹阳郡) 的俸次。 17 (15)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曰, 第3621页。 18 (16) 《后汉书·陶谦传》注引, 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 第2366页。 19 (17) 《水经注·浙江》。据陈桥驿:《水经注校正》卷四〇, 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 第944页。 20 (18) 严耕望:《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 《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 (上) 》,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96—121页。 21 (19) 《水经注·浙江》记阳羡人周嘉上书,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永建四年, 刘府君上书, 浙江以北以为吴郡, 会稽还治山阴。”刘府君, 当是时任会稽太守的刘宠。因阳羡为会稽郡属县, 周嘉奏疏或由太守转达, 两说并不矛盾。参看奚柳芳:《东汉时期钱唐县之废置》注, 《历史地理》第二辑, 第93页。 22 (20) 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九三《江南东道五 杭州》“临安县”条, 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 第1870页。 23 (21) 回浦, 《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十·台州》言回浦, 《江南东道十一·温州》言冶县, 同《续汉书》。 24 (22) 《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十·台州》“黄岩县”条 (第1966页) , 然未见于《续汉书·郡国志》。 25 (23) 惠栋引沈约《州郡志》云:顺帝永建四年分章安东瓯乡立;或云:顺帝永和三年立。转引自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第268页。 26 (24) 《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十一·处州》“白龙县”条:“本章安县之南乡, 汉献帝八年, 吴立为县。《吴录》曰:‘取松阳木为名。’”第1984页。 27 (25) 王国维以《汉志》以回浦为南部都尉当为“东部”之误, 且武帝时初置东部都尉, 治所在冶县, 后徙回浦。参见《观堂集林·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侯官考》, 《王国维全集》第八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373、375页。 28 (26) 《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元鼎五年除东越, 因以其地为治, 并属于此, 而立东部都尉, 后徙章安 (即回浦, 摘者按) , 阳朔元年又徙至鄞, 或有寇害, 复徙句章” (第1324页) 。《宋书·州郡志》:“临海太守, 本会稽东部都尉, 前汉都尉治鄞”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1036页) 。 29 (27) 《南陵发现古铜矿遗址群》, 《文汇报》1993年8月12日。 30 (28) 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分布范围较广, 分属今南陵县和铜陵市。然今南陵、铜陵在汉时都隶属春谷县、陵阳县, 铜官归属春谷县的可能性较大。 31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力耕第二》,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第29页。 32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 北京:三联书店, 1957年, 第199—224页。 33 参见陈国灿:《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第一章《早期城市与城市化》, 注53,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88—89页。 34 《水经注》卷四〇引《钱唐记》,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 第939页。 35 《三国志》卷四六《孙破虏讨逆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第1093页。 36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第2982页。 37 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一《风俗》, 《宋元方志丛刊》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 第4999页。 38 《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 第1136页。钱唐县城位于钱塘江 (古浙江) 的入海口, 是南北交通咽喉所在, 本在今杭州市城南的灵隐山谷中, 东汉初期会稽郡议曹华信募工开建海塘, 塘成, 县城新迁, 同时在海塘附近兴起了一批新的港埠。例如后来的宝石山港、上堤港、前洋街埠、后洋街埠、官港、洋坝头、泛洋湖等, 都是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东汉末, 钱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港口城市。灵帝熙平元年 (172) , 富春人孙坚“与父共载船至钱唐, 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 方于岸上分之, 行旅皆住, 船不敢进。”可知当时钱唐已有比较活跃的港口贸易。句章在东海之滨, 西汉武帝派兵平定东海王叛乱的时候, “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 浮海从东方往”, 从此地向浙南闽北运兵。而“古鄮县乃取贸易之义, 居民喜游贩鱼盐, 颇易抵冒”。至东汉时, “会稽东县人海行, 亦有遭风流移至澶州者”, 其中所谓“会稽东县人”, 就是指的句章和鄮县。亶洲“在海中, ……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 可知当时海外贸易有所发展, 而句章与鄮县应该是重要的出海港口。东冶, 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 “交趾七郡, 贡献转运, 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此外还有章安, 即西汉时期的回浦县城, 东汉章帝章和元年 (87) 改名。《后汉书·顺帝纪》记永建六年 (131) , 会稽人雷旌反叛, 从海上向章安发动进攻, 也说明此城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从城市类型的分化趋势来看, 都尉治所的军事功能和盐官、铜官作为铜业或盐业的生产基地与管理中心功能, 在秦汉之初设置此类城市的时候, 就早已确定下来。而吴县作为商业都会的盛况, 在汉初吴王濞时期尤为突出。至于港口类型的城市, 西汉时多强调其军事功能 (运兵) , 东汉时期商贸、物流等功能则渐现重要。由此可知, 东汉时期郡县城市体系在这一地区继续维系行政管理和统治网络的同时, 也已经逐渐建构形成地区性的经济交流、市场流通网络。但是总体发展水平相比北方地区还不算高, 地域性商业中心的数量显然偏少。东汉晚期虽然郡县城市大量增设, 但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并不十分明显。 五 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动力综合以上几个考察角度, 我们可以发现:秦汉时期江南城市数量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高潮出现在东汉晚期, 城市行政级别的变动也以东汉晚期为剧;而在城市功能发展方面, 汉初吴王濞时期吴县“天下都会”盛况空前, 商品经济发展特征突出。除此两个时段之外, 该地区城市的发展大体平缓。由此, 我们可以将秦汉江南地区城市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吴王濞统治下的快速发展期, 这一阶段出现了吴县这一都会城市, 商品经济发达;中期——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以前的平缓期, 这一阶段城市数量没有大的增长, 行政级别没有大的变动, 城市功能发展缓慢;晚期——东汉末的快速发展期, 表现为:新的郡县大量增设, 城市数量急剧上升, 城市建设进入高潮, 城市行政级别变动剧烈, 商品经济承继之前的成果, 继续缓慢发展 (如港口的发展) 。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 特征各异, 但总体来说, 都与城市行政治所的属性密切相关——城市数量增加、行政级别变动, 是地方统治范围扩展、程度加深的结果;城市其他功能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也仍然依附于地区行政中心的基本功能。三阶段的发展都与政治的推动不无关系, 特别是早期和晚期, 地方政治势力的崛起、壮大, 给予本地城市的发展以强大动力:吴王濞时期处于汉初诸侯国政治经济都比较独立的特殊时期, 吴王通过充分利用该地区丰富的矿业和盐业资源, 抓住了中央政府对于民间私铸钱币政策摇摆的制度空档, “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 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濞列传》, 第2822页。 , 迅速积累财富当时曾任吴王濞郎中的枚乘, 甚至认为吴国已经比汉中央政府还要富裕:“吴有诸侯之位, 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 而居过于中国。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 方输错出, 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 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东乡, 陆行不绝, 水行满河, 不如海陵之仓。”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第2363页。;汉末孙氏在江南积极拓展势力, 通过军事活动, 不断设置自己的统治据点。深究之, 汉初中央对王国的宽松政策, 给了吴王濞短暂的发展空间。而两汉时期江南地区未罹大的动乱, 地方官员尤其是东汉循吏大力开发, 保障了东汉晚期之前该地区经济缓慢却持续稳定的增长。加之中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南迁, 带来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力和智力资源 (人才) , 这些则是汉末孙氏势力得以在此迅速成长的大背景。对照秦汉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城市的发展历程, 两者步调并不一致。中原城市随王朝兴而盛, 随王朝乱而衰, 秦末、两汉之交和东汉晚期, 都遭到过大的破坏。而偏于一隅的江南城市却在秦汉之初、东汉晚期, 得到较快发展。当然, 与当时中原地区城市、或与此后该地区城市的发展水平相比较, 秦汉时期总体的发展速度还不算快, 发展的程度也比较有限。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重心始终都在中原地区。此外, 江南地方的特殊, 还在于秦汉帝国较早就平定了南方越人, 而北方威胁一直存在, 因此更重视北边边郡建设;同时, 这一地区较为恶劣的环境, 也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秦汉时期的开发在汉人眼里, 江南始终是环境较为恶劣的不适宜生活之处 (“江南卑湿, 丈夫早夭”) 。尽管地广、资源丰富, 但是陆路交通不便, 尤其是会稽地区, “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 相去不过寸数, 而间独数百千里” (《史记·严助传》) , 限制了地区的开发。《后汉书·钟离意传》记“建武十四年, 会稽大疫, 死者万数”,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 会稽大疫” (《后汉书·孝安帝纪》) , 对劳动力造成很大的伤害。加之山高林深水长, 多虎患、蛇患、蛟龙之患, 无疑都增加了地区开发的难度。这些自然环境的诸多不利因素, 一直是江南地区在东汉时期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的巨大障碍。而经济不发达、人口稀少, 限制了这一地区城市的更快发展。 。 39 (1) 《史记·吴王濞列传》, 第2822页。 40 (2) 当时曾任吴王濞郎中的枚乘, 甚至认为吴国已经比汉中央政府还要富裕:“吴有诸侯之位, 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 而居过于中国。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 方输错出, 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 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东乡, 陆行不绝, 水行满河, 不如海陵之仓。”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第2363页。 41 (3) 在汉人眼里, 江南始终是环境较为恶劣的不适宜生活之处 (“江南卑湿, 丈夫早夭”) 。尽管地广、资源丰富, 但是陆路交通不便, 尤其是会稽地区, “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 相去不过寸数, 而间独数百千里” (《史记·严助传》) , 限制了地区的开发。《后汉书·钟离意传》记“建武十四年, 会稽大疫, 死者万数”,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 会稽大疫” (《后汉书·孝安帝纪》) , 对劳动力造成很大的伤害。加之山高林深水长, 多虎患、蛇患、蛟龙之患, 无疑都增加了地区开发的难度。这些自然环境的诸多不利因素, 一直是江南地区在东汉时期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的巨大障碍。而经济不发达、人口稀少, 限制了这一地区城市的更快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