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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过历史地和分层次地讨论客观性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的挑战，实际上只是拒绝了绝对的客观性的观念，我们仍然能够在学科的客观性的观念下，来辩护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首先，如果将历史实在论看作是“正题”，历史相对主义看作是“反题”，那么，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进展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合题”。借助于新实用主义的资源，他们尝试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起来。由此，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观念不再是历史实在论的“绝对客观性”，而是历史学家共同体在史学实践中形成的“学科客观性”。 其次，借助于新实用主义的资源，他们尝试将认识论与伦理学统一起来，由此将认识论上的客观性问题转化为一个伦理学问题，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就具有了规范性的内涵，这也就是说，“学科共识”同时需要“认知美德”和“学者角色”提供担保。我们知道，认识论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种目的在于获取知识和发现真理的认识行为，也就是朝向一个目标而活动的例证，这些都是伦理学的概念。伦理学所研究的行为也是某种认识，是建立在什么是对的或错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行为，而知识则是认识论的概念。由此，事实与价值也就不再对立，而是互为一体。“史学作为知识系统来说，其内容为过去的实际，其目的在于求真；而史学作为价值系统来说，其功能在于为今人的实际服务，其目的在于求善。”刘家和先生从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出发，进而借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体用论，详尽阐述了史学的体与用的关系：“史学之体在于其为真，而史学之用则在于为善”，“史学之求真与史学之致用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如果说，真为史学之体，用为史学之用，那么现在也可以说，史学可以即用见体，即体见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由此可见，在化解历史知识客观性的问题上，刘家和先生的这个解决方式，与新实用主义历史哲学的新思路，可谓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 复次，借助于实用主义的资源，他们也尝试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对于实践要素的强化，他们自然会认为，不仅史学理论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史学实践同样是一种社会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将传统的哲学认识论转换成了一种社会认识论或知识社会学。如此来看的话，库恩的“范式”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社会学，从而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统一起来。对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个学科来说，我们也可以将“学科的客观性”看作是一个史学社会学的范畴，由此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统一起来。 再者，更为重要的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化解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的新思路，不仅为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学奠定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而且为我们重新理解和阐释19世纪西方史学的职业化实践开拓了新的视野，特别是在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视野下，对于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国传统史学中“良史之才”的规范性内涵，同样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