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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笔耕不辍的跨代作家，艾芜近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融汇着独特的生命体验、深沉的人文关怀、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及鲜明的时代精神。艾芜具有天真开朗、赤诚朴素、热情反叛、洒脱自由的禀性气质，加之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崇高理想以及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濡染，促使其自觉认同左翼文学伸张正义、为民请命、谋求解放、助力时代的革命精神。艾芜始终眼光向下，为民抒怀，同时融入了对民族文化、国民性格的启蒙思考，创作出了能够激荡人心的“有筋骨”、“有温度”的大众化作品，这对于当下文学的“人民性”导向以及“中国经验”叙事颇有启发。 艾芜擅于日常生活叙事、乡土风物描绘、人物心理刻画，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浪漫抒情风格。早期南行的“流浪汉小说”以异域题材、传奇人物、自然诗意、真挚抒情为主要审美特征，渲染了清新明朗的浪漫主义色彩，从而在题材狭隘化、人物类型化、风格严肃性的左翼文坛中独树一帜；后期的“社会剖析小说”以苦难叙事、阶级分析、写实讽刺为主要表现手法，浸润了忧郁深沉的现实批判色彩。一斑窥豹，通过艾芜前后期风格转变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探察现代中国的时代要求、社会询唤与作家的创作个性、艺术才能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及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急剧衰落的诡谲现象。 艾芜研究始终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鲜明的当下意义。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却不尽人意，突出表现为研究对象的失衡性，研究视角、方法的局促性以及研究态势的冷落化。整体而言，近四十年来艾芜漂泊题材的短篇小说研究以及比较研究收获颇丰，而其他创作体式的研究凤毛麟角，并且主要囿于传统文学批评的视野中，由此限制了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与现代中国其他著名作家相比，对艾芜的学术探照意兴阑珊，这一现象不禁令人生疑。 一、“南行系列”短篇小说研究 艾芜跨越近60年的三次南行，贯穿了整个创作生涯，孕育了披沥爱憎、拥抱美善的浪漫组诗——《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艾芜也凭借“流浪汉小说”的独特书写，获得了与高尔基比肩的“流浪文豪”的美誉[1]。 整体观照艾芜南行题材的小说创作，是一种视域宏阔、高屋建瓴的可贵探索。有论者以直觉式印象批评全面审视南行作品的艺术魅力：以真诚亲切的“谈心”方式以及富有朴素美、情韵美的语言，呈现出崇高的人性美、壮丽的自然美，从而于平凡中蕴新奇[2]，可见论者卓尔不群的审美感受力与鉴赏力。有论者从文化反思、国民性改造等启蒙视角来阐释艾芜漂泊体验的价值追求：南行滇缅的流浪体验，使其发掘了平等、守信的人际关系，纯朴、刚健的人性纯金，并塑造了泼辣、坚韧的边地形象，从而构成了对温柔敦厚的正统文化以及对怯懦愚昧的本土性格的自觉反叛[3]，从中彰显了论者独到的学术洞察力。有论者着眼于南行系列组诗所呈现的自然、生命、人性意识，来考察相关文本的互文性，从而侧面阐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断裂性与承续性[4]，从中显示了论者敏锐的批评眼光与深邃的审美意识。不同于阐释南行题材的同质性，有论者基于表现对象、情感基调、言说视角、底层叙事等方面的对比考察，发人深省地追问：南行题材的系列创作为何连连败退[5]？可见论者尖锐的问题意识与深刻的反思精神。 作为南行题材中备受瞩目的文学经典，《南行记》的相关研究蔚然成风。就表现内容而言，首先有解读人物形象的研究。有论者基于自叙传小说中“我”的双重性格、矛盾心态，来剖析淳朴谦和的青年形象[6]，呈现出论者细微、辩证的学术探察。有论者立足挖掘边地人民的复杂形象：一面遭遇性格的畸变，一面闪耀性情的纯金[7]，虽然显示了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底，但是缺乏理论高度。其次有探析自然美、人性美等价值意义的研究。有论者着眼于现代文学浪漫抒情小说的历史传统，来考察《南行记》独立不羁的大自然所具有的独立性美学意义：既与人物形成了对立、冲突，又获得了立体浮雕式的审美质感[8]，对于自然描写的理论概括，显现出论者深厚的文艺美学修养。有论者着重探讨《南行记》的人性美：艾芜以赤子之心真切捕捉“化外之民”豪侠洒脱的生命本色以及以恶抗恶的生存方式，从而构建起雄奇壮美的艺术世界[9]，综合考察主体精神与创作对象交融对话的研究思路十分中肯。再次有挖掘文化意蕴的研究。有论者侧重探究《南行记》再现想象的自然化江湖以及理念想象的平等化江湖的独特意蕴，并进一步剖析这两种江湖想象的心理文化动因[10]，这种视角开阔、立论新颖的学术研究源于论者深厚的文化理论积淀。此外，有论者通过考察《南行记》烟土经济与青春理想交织书写的张力反差，来呈现边缘人物的生存挣扎[11]，综合运用经济学与文学的研究视角，博采众长，耐人寻味。就审美特征而言，在语言方面，有论者将语言学理论与具体的词语运用相结合，来考察文本“临时组词”、“变异改装”等语言变异现象[12]，不失为一种独出机杼、逻辑严谨的学理性阐释。在结构方面，有论者探讨了小说文本内外世界的对立统一性：一面，表现流浪知识分子漂泊历程的内部世界与表现滇缅下层人物悲惨命运的外部世界各自独立；一面，“我”的漂泊位移延展着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聚焦着“我”的心灵场域[13]，这种环环相扣、缜密明晰的探究显现了论者谨慎沉稳的治学风格。有论者着意挖掘文本“江湖叙事”与“阶级叙事”的显隐结构：江湖社会边缘人物的野蛮哲学、悲剧命运隐藏着对阶级社会根源以及传统道德秩序的反叛，从而形成了作家个性化的革命话语[14]，可见论者提纲挈领的学术洞见。在创作手法方面，有论者立足探究《南行记》现实主义本质与浪漫主义精神的结合：就前者而言，取材于滇缅边地真实的世态人情，叙述上“我”只作为观察视角；就后者而言，塑造了乐观刚健的人物、营造了人景交融的抒情意境，但整体上作品的理性反思不及感性激情[15]，这种公允持中的审美批评，带有鲜明的学术思辨色彩。在风格方面，有论者全面阐释《南行记》刚柔相济的美学风貌：一面朴实而清丽，题材具有朴素的生活气息、清丽的异域风情，语言叙事时质朴、写景时清新；一面明朗而忧郁，自然的明丽色调、人物的乐观精神与社会的黑暗残酷、生存的压迫困窘互为反衬[16]，运用风格理论深入浅出地解读作品，体现了论者深厚的美学素养。 作为《南行记》惹人注目的单篇文本，《山峡中》的相关探究意趣盎然。关于文本的主题性解读，有论者结合自身生存体验，探讨“恶中之善”的合理性：在环境压迫下，当善良沦为可欺，当正义带来伤害，人性便会趋向“恶”的冲动，从而发生扭曲畸变[17]，这种渗透生命共感的体验式解读，使得文本主题具有了普遍性意义。有论者把捉文本间隙，阐释主题的反讽张力：显在层面，肯定强盗的反抗精神，批判强盗的谋生方式；潜在层面，强盗本能的求生哲学，粉碎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自信，但善恶交织的“野猫子”，赋予了作者执著探索的勇气[18]，这种洞幽察微的主题重释，引人入胜。关于文本的艺术性解读，有论者立足于意象批评来挖掘文本蕴含的人道主义关怀与生命意识：“江涛”意象以毁灭、破坏的暴力形象，既隐喻残酷蛮横的生存哲学，也象征原始顽强的生命力[19]，这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美学批评，值得借鉴。关于文本的综合性解读，有论者从文化批评视角重新解读人物形象与叙事特征：前者而言，以魏大爷为首的强盗集团是脱离封建宗法秩序的典型游民形象，“小黑牛”是向往回归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流民形象，“我”是流民与知识分子的混合体；后者而言，显在的江湖叙事融童年侠义小说的阅读体验、青年流浪见闻、艺术虚构想象于一体，潜在的左翼叙事论证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隐含了“以暴制暴”的游民文化对正统秩序的反叛[20]，这种融汇文化结构、历史求真、审美洞见的研究理路，新颖深邃，饶有趣味。 相较于《南行记》如火如荼的专题探究，《续篇》及《新篇》的相关探讨略逊一筹。有论者致力于探析《续篇》的艺术特征：语言上，朴素自然、精炼流畅；手法上，注重在对比、阶级冲突中刻画人物典型性格，注重描写富有地方色彩的自然风光；结构上，运用“相似法”设置悬念，前后呼应；风格上，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21]，这种基于文本细读的艺术概括，严谨朴实。有论者以《续篇》为个案，来检视十七年政治语境中“原乡小说”的多元张力性：显在层面呈现出阶级斗争、忆苦思甜、歌颂新时代的政治话语；潜在层面呈现出情爱、怀旧抒情、精神还乡的文化话语，从而于主流革命叙事中渗入边地人性观与生命观[22]，这种以微见著的解读，别出心裁，见地深刻。 不同于文学文本的研究，南行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无疑开拓了学术视野。有论者就《南行记》及其改编电影《漂泊奇遇》进行了比照式评析：电影主要以《山峡中》、《偷马贼》为故事蓝本，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片面渲染了故事的传奇性，既淡化了原著尖锐的阶级矛盾，也违背了原著爱憎分明的价值取向，由此“奇而失真”，曲解了原著的审美趣味[23]，可见论者真知灼见、掷地有声的批评力度。有论者在尊重《南行记》“人生意识”的创作母题及抒情风格的基础上，构想电视剧改编蓝图：主题上，要张扬个体生存的生命律动；结构上，要以“情绪累积”联结故事片段；形式上，从镜头、音乐、摄影等方面，充分考虑主体的心理情绪、自然的诗化意境、异域的文化特色等因素[24]，从中显现了论者敏锐的文学感受力与专业化的影视素养。 由上观之，“南行系列”短篇小说研究由宏观审视到专题探究，由文本批评到影视改编，在人物形象、主题内蕴、审美特征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不乏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但整体而言主要停留在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内，缺乏广阔的研究视角与多元的研究方法，从而制约了研究深度。就研究视角而言，有必要在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流浪汉小说”的历史谱系中[25]，观照艾芜南行作品的独特价值，从而提升研究视点与史学品质；有必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存在主义”等理论，探究边地人物的生存方式与人性善恶，从而挖掘主题的普遍性与哲思性；有必要结合“地缘政治学”、“生态学”、“文化学”、“民俗学”等视角，窥探南行题材的异域特色及浪漫气息，从而深化风格解读。就研究方法而言，有必要借鉴“发生学”研究理路，窥探艾芜“流浪汉小说”的生成机制及创作心理，这涉及到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激进变革的时代精神、巴蜀地区沉闷压抑的文化氛围以及艾芜的童年经验（如 “魏小儿流浪”的民间故事及传统侠义小说的伦理道德濡染）、禀性气质、人生境遇、文化择取、底层体验、理想求索等一系列的主客观因素，从而才能深入把捉艾芜“真善美”的情感判断以及异质文化的补偿心理；有必要汲取“母题”研究经验[26]，考察艾芜漂泊叙事的原型系统与象征意义，从而才能深刻体悟浸润知识分子生命意识、文化焦灼、启蒙精神、良知责任、孤独求索的行走哲学。 二、其他创作体式研究及专著论述 伴随着文学的经典化历程，艾芜的南行书写以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其他创作体式。相较于漂泊题材研究，艾芜的牢狱、乡土、工业等题材的研究大为逊色；相较于短篇小说研究，艾芜的中长篇小说、散文、书信等体裁的研究黯然失色。 艾芜的牢狱小说，利于我们窥探三十年代的政治生态以及作家的创作心态，然而相关研究寥寥无几。有论者力求宏观把握艾芜牢狱题材的创作风貌：表现内容上，再现牢狱内部秩序森严的专制世界，注重揭示牢狱之人的生存智慧、生命顽力以及善恶人性；艺术特征上，既带有日常生活原生叙事的客观写实性，又带有作家主体的自叙传色彩[27]，这种别具慧眼、周全详实的学术探究，显示了论者敏锐善思、扎实沉稳的学术品质。艾芜的乡土小说，反映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与革命斗争，揭示了农民的生存压迫与精神奴役，促使创作风格由明丽浪漫转向沉郁写实，然而相关研究相当薄弱。关于长篇乡土小说研究，有论者立足于《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的文本审美批评，来窥视作家客观写实、主观抒情、理性批判的交织碰撞以及时代压力对作家个性的制约，认为《丰饶的原野》塑造了善良又怯弱、反抗又愚朴、油滑又愚昧的三类雇农形象，描绘了清新明丽的乡土风俗，传达了真诚忧郁的怀旧情感，但是主观抒情削弱了理性洞察；《故乡》批判了抗战大后方腐败的社会现实，剖析了自我保全压倒社会良知的病态心理，但是理性批判与感性形象并不协调；《山野》解剖了吉丁村人的抗战热情，表现了基于生存本能的人性偏狭，但是理性社会分析又压制了感性情绪体验[28]，可见论者敏锐思辨的审美眼光与富有创见的学术魄力。需要说明的是，《山野》作为艾芜长篇小说的里程碑，不仅鲜明揭示了战时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矛盾，而且真实塑造了青年知识分子韦美珍的形象，因而“是一部结构严谨、富有分析深度的现代长篇小说”[29]，“标志着作者在长篇创作上走上成熟时期”[30]，然而相关研究极为匮乏。此外，有论者通过探究艾芜五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夏天》的文本创作与版本变迁，来考察共和国初期文学生产与批评的限度问题[31]，从中体现了论者注重版本意识、回归历史现场的实事求是、严谨稳健的学术作风。艾芜的工业小说，以平易质朴的笔调，呈现了社会主义新人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然而相关研究不成气候，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的关注仅停留在作品产生之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狭隘化的政治评判层面。此外，艾芜新时期以来的小说研究，多为跟踪式的平面赏析，远没有达到学理性的深度阐释。 不同于小说研究，艾芜其他体裁的研究鲜有问津。首先，本与南行小说互为阐发，相得益彰的散文集《漂泊杂记》，承载着作家真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冷静的文化反思，并以“简洁朴素”、“形式多样”的风格特征，在“现代六十家散文”[32]中别具一格，因此相关研究值得推进。其次，艾芜的书信研究任重道远，虽然目前仍处于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阶段，还谈不上甄辨与探究，但是诚如评论家所言：“艾芜的资历、阅历和身份等，都证实着他的大量书信即便信手写来也是有史实含量的”[33]，也就是说透过这些书信可以窥探中国现代文学的原生态史实以及作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可谓意义不凡。 值得一提的是，艾芜研究的专著论述也亟待深化。相关专著的研究情形大体如下：《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34]以作家论为基础，既宏观梳理了艾芜小说的创作历程，又微观剖析了艾芜的创作心理，显示了论者个性化的学术语言与独到的学术见地。本著通过文本解读，把握了艾芜小说由浪漫乐观到现实忧郁的风格转变，同时揭示了艾芜在时代要求与艺术个性的矛盾冲突中，所彰显的主动担当的道义责任、赤子之心的浪漫气质以及执著现实的乐观哲学。但是，本著文本批评的中心视角限制了更为广阔、深邃的学术探察。《艾芜评传》[35]以文学创作的阶段论为基础，结合艾芜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精神气质，从创作题材、思想特征、艺术风格等方面系统勾勒了艾芜的创作全貌，体现了论者“知人论世”的严谨质实的治学态度。本著主次分明，详略得当，重点阐释《南行记》流浪汉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视野广阔，史料详实，注重捕捉艾芜与中外作家的创作关联，因而极富学术启发意义。但是，传记与评论的著述体例缺乏理论批评的思想高度。《艾芜传》[36]基于艾芜的自叙传小说、散文随笔以及其他文献史料，谨慎朴拙又不失生动地描绘了流浪知识分子命途多舛的一世沧桑。本著着眼于空间位移，来呈现时代的风雨飘摇以及艾芜的颠沛流离，通过叙写三次南行、三次入狱、屡次流亡的苦难经历，突显了艾芜孤独漂泊的人生宿命与坚韧达观的精神人格，具有栩栩如生的历史在场感与人物亲切感。但是，以客观史料与真实情感取胜的人物传记失之于学术洞见的深邃性。《艾芜纪念文集》[37]作为艾芜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性、纪念性、研究性文章的辑录，侧重于追溯文学情缘，敬仰文学精神，彰显文学价值，可以为艾芜研究提供新的解读视角。《艾芜专辑》[38]作为研究资料汇编，囊括了作家小传、思想创作、作品评介、资料索引、版本目录等丰富翔实的史料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由上观之，艾芜研究的失衡现象一方面可能与文本自身的价值分量、审美质感相关，另一方面可能与不够多元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相关。研究者只有树立敏锐观察、独立思考、审慎反思的学术品质，才有可能避免亦步亦趋的解读潮流，从而锁定相关领域的薄弱环节，开掘潜力之作的动人光彩。 三、比较研究 艾芜，作为“吃五四的奶长大”[39]的一代作家，自然深受五四多元包容、激荡交错的文化思潮的洗礼，结合自身的人生际遇、文化结构、漂泊体验、审美理想，荟萃为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从而为广泛考察艾芜与中外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立足于平行比较的对比研究小有收获。以中国作家为参照，首先，作为“左联双璧”，艾芜、沙汀的对比研究大为可观。有论者着重探讨二者人物塑造的异同：艾芜笔下的底层劳动人民与沙汀笔下的国民党基层官吏均取材于他们所熟悉的真实人物，但在情感表达上，前者赞颂人物的生命强力，后者批判人物的反动腐朽；在审美效果上，前者正面唤起读者的赞美之情，后者通过鞭挞丑恶使读者间接体验美善[40]，从中呈现出清晰晓畅、严谨务实的学术风格。有论者基于文学创作的阶段论，探析二者异同：二者均得益于鲁迅先生指导，致力于文学的人民立场与社会改造；但是艾芜漂泊滇缅的人生经历使其创作视野开阔，结构自由，主观抒情性强，沙汀安于四川的人生体验使其创作情节集中，结构严谨，讽刺批判性强[41]，这种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显现了论者笃实审慎的治学态度。其次，同为南洋域外书写，艾芜、许地山的对比研究值得肯定。有论者立足于异域色彩、人生哲学，探讨二者文本的对话性：创作心态上，前者呈现出主动进取的探索精神，后者呈现出饱经忧患、寻求解脱的被动心理；人物形象上，前者关注“法外之民”的生存状态，后者关注家庭妇女的悲剧命运；主题上，前者赞扬勇于反抗的生命强力，后者表现由悲苦厌世到坚韧顽强的态度转变[42]，从中体现了论者开阔敏锐的学术视角，但缺乏深层对比的阐释分析。有论者深化了二者异域题材的对比：二者通过描写异域自然，传达了强烈的生命意识，但在风格基调上，前者粗野冷峻，包含人间流浪之苦，后者飘逸超脱，包含宗教信仰皈依；在人物塑造上，前者根植于现实，表现人物的强悍求生与野性之善，后者寄托于幻想，表现坚韧达观又顺从命运的“补网型”妇女的人性之善；在情感上，前者强烈抒发对下层人物生存挣扎的不平与同情，后者调和宗教哲学，淡化苦痛，节制激情[43]，这种严谨深邃的洞察，富有厚重的学术分量。再次，同为边地题材书写，艾芜、沈从文的对比研究可圈可点。有论者着意窥探二者边地文本“人性美”建构的差异性：前者塑造了豪侠坦率、善恶并存的人物，开掘出真实、可信的人性美，后者塑造了纯真古朴、顺应自然的人物，供奉着抽象、理想的人性美[44]，这不失为一种旗帜鲜明、态度敞亮的对比研究。有论者着重进行二者边地文本审美特征的综合比较：自然描写上，都营造了纯然、独立的地域背景，但是前者的笔调奇崛，带有冲动的诗意眷恋，后者的笔调平缓，带有静穆的宗教虔诚；地域文化上，都描绘了独异的民风民俗，但前者缺乏滇缅文化体系的完整性，后者呈现了湘西文化体系的统一性；人物塑造上，都体现了健康本真的生命形态，但前者注重在阶级反抗及人与自然的对立中，突显人物的乐观豪侠，后者注重在两性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人物的安分自守；美学风格上，都浸染浪漫抒情的明朗色彩，但前者形成了雄奇野蛮的阳刚之气，后者形成了清幽恬静的阴柔之美[45]。这种视角开阔、抽丝剥茧的审美批评，彰显了论者丰富的知识结构与厚重的学术修养。有论者从“边城文化”、“主体精神”等方面论及二者异同：二者具有“边城文化”的相似性，即审美趣味世俗化、大众化，审美判断守旧，审美理想求野；二者具有主体精神的个性特征，即艾芜建构了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滇缅世界，来彰显刚健乐观的精神意志，沈从文筑造了和谐、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显现抽象、绝对的人性道德[46]，这种要言不烦、丝丝入扣的比照探察，体现了论者广博精深的学术造诣。以外国作家为参照，同为流浪汉小说，艾芜、高尔基的对比研究富有潜力。有论者深刻阐释了二者异同：二者都具有丰富的流浪经历以及关怀底层、批判社会的价值旨归，但是前者高扬人性之善，后者侧重善恶冲突，前者着意描绘自然，淡化人物悲剧，后者直面现实，解剖深刻；而这种差异性源于二者不同的童年经历与文化传统：前者优越灿漫的童年，赋予其亲近自然的赤诚，后者贫穷苦难的童年，锻造其洞察丑恶的能力，前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间侠士文化的濡染，具有了仁爱、自然、信善、浪漫的精神气质，后者深受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古典文学的熏陶，形成了冷峻审视、沉郁批判的风格特征[47]。这种思维缜密、寻幽入微的卓越见地，耐人咀嚼。此外，同为自叙传漂泊题材，艾芜、川端康成的对比研究相映成趣。有论者就经典文本《山峡中》、《伊豆的舞女》进行了平行对比研究：内容上，前者侧重生活流浪，后者侧重精神流浪；人物上，桀骜不驯的“野猫子”带有更多的野性美，温柔妩媚的“薰子”带有更多的女人味；主题上，前者侧重生存的坚韧与生命的顽力，后者侧重精神的慰藉与心灵的光辉[48]，这种交相辉映的文本解读，新颖独特，美中不足的是未能广阔、深入地进行对比阐释。 立足于窥探来龙去脉、继承革新的影响研究，乏善可陈。有论者宏观审视外国文学对艾芜的整体影响：高尔基的流浪文学、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屠格涅夫的自然描写、契诃夫的善意讽刺、狄更斯的底层刻画等都熏陶了艾芜南行创作的艺术表达；在模仿借鉴表层形式的基础上，真正的影响在于灵感的启发、激情的呼唤与精神的共鸣[49]。这不失为一种独到深邃的理论批评，但是缺乏影响机制的具体阐释。有论者基于史料考证，来探察高尔基对艾芜的影响：巴蜀早期，艾芜广泛阅读《小说月报》、《新青年》等译介的俄国文学；流浪滇缅，艾芜在《仰光日报》译过高尔基文章；四、五十年代，艾芜不仅为高尔基小说《草原上》作注，而且在著述《翻译小说选》、《文学手册》中多次论及高尔基的文艺经验，在发言稿《高尔基的小说》中认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等[50]。这种考辨同源的影响研究仅限于扎实求真的史料梳理，而缺乏本体层面的创作分析。 比较研究利于突显艾芜的独特个性，作为一种富有活力的外部研究仍大有可为。首先，艾芜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富有前景。就对比研究而言，同为漂泊母题，可以阐发艾芜与路翎流浪题材的异同；同为行走文学，可以类比艾芜的“流浪知识分子”形象与鲁迅的“过客”形象；同为浪漫抒情小说，可以探析艾芜与郁达夫自叙传作品的区别与联系。就影响研究而言，可以尝试考察早年时期艾芜广泛的阅读经验（诸如对中国古典文学、侠义小说以及对胡适、梁漱溟、马寅初、熊得山等人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涉猎），对其日后价值观念、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窥探郭沫若抒情、想象的文学创作以及革命理论对艾芜的文学启示与革命启蒙；可以细致探究文学导师鲁迅对艾芜创作的具体影响等。其次，艾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亟待深化。目前关于艾芜与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梅里美、狄更斯、杰克·伦敦等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大多浮光掠影，缺乏文本细读基础上广阔具体、深刻辩证的对比阐释与影响分析。不过，这种基于宏阔视角、丰富知识结构、敏锐批评眼光以及严谨史料考辨的综合性比较研究，本身带有鲜明的学术挑战性，由此研究的薄弱之处也可以理解。 结 语 艾芜始终以平民身份，坚持底层书写的大众化姿态，传达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让读者总能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开朗和热烈，一种从黑暗面前扭头就走的执拗，一种固执地拒绝沉沦的勇气”[51]。艾芜自觉地将渗透着审美理想的个人经验与包含着社会担当的时代经验相结合，从而坚守了文学的精神品格与价值立场，彰显了知识分子的正义良知与责任操守，这对于现代文明危机下的当代作家意义重大。艾芜凭借丰富深厚的底层体验，描写了烂熟于心的地域题材，塑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最终形成了独特鲜明的风格印记，这对于纠补文学日益他者化、符号化、模式化的不良倾向大有裨益。艾芜前后期的文学转型，构成了政治规约、时代要求与创作自由、艺术个性冲突碰撞的典型镜像，为我们窥探文学生态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研究个案。艾芜倔强坚韧、超然达观的独立人格与庄重严肃、笔耕不辍的文学精神，不断激励着文学有志之士奋发向上、永动不腐。然而，这些都与艾芜研究的冷落现象形成了较大反差。研究者只有打破定势思维，才有可能烛照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构建广阔多元的研究格局，才有可能抵达真实的艾芜世界。毕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争艳春满园。 注释： [1]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2]冯耘青:《艾芜南行作品的艺术魅力》,《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3]张建锋:《艾芜行走在他乡与故乡之间》,《文艺报》2012年12月14日。 [4]张直心:《“南行”系列小说的诗化解读 —— 一些连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思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 [5]张悦:《艾芜与他的三部“南行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期。 [6]欧阳忠伟:《艾芜<南行记>中“我”的形象剖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7]马小林:《黑暗环境中的美好灵魂——试论艾芜<南行记>中劳动人民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8]刘海军:《现代小说自然描写的类型及艺术功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 [9]沈庆利:《“铁屋子”之外的“别一洞天”——滇缅边境与艾芜<南行记>》,《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0]赵小琪:《艾芜早期小说的文化想象》,《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11]张叹凤:《论艾芜<南行记>交织反射的鸦片烟与青春气息》,《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 [12]张相平:《论艾芜<南行记>中的语言变异》,《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3]李以建:《内外世界的对立统一——论<南行记>总体结构》,《天津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 [14]陈国恩、陈昶:《从“游民”到左翼作家——论艾芜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 [15]吴进:《论<南行记>的审美特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 4期。 [16]雷锐:《艾芜前期创作艺术风格浅探》,《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3期。 [17]吴福辉、王晓明:《关于艾芜<山峡中>的通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3期。 [18]邓伟:《<山峡中>: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心路历程——并以此纪念艾芜百年诞辰》,《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年第1期。 [19]张金城:《论<山峡中>的江涛意象》,《电影评介》2010年第8期。 [20]王毅:《“山峡”内外:一个左翼作家的行走、书写与笔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3期。 [21]韦学贤:《试论艾芜小说中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描写》,《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1期。 [22]张直心:《“原乡小说”的裂变与重续——<南行记续篇>的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3]黄侯兴、孙桂春:《奇而失真——谈<漂泊奇遇>的改编》,《电影艺术》1984年第12期。 [24]潘小扬:《人生的礼赞——<南行记>电视大系列创作工程构想》,《中国电视》1992年第1期。 [25]逄增玉:《试论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及其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4期。 [26]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27]张元珂:《艾芜的“牢狱之灾”与“牢狱叙事”》,《文艺报》2012年12月14日。 [28]王晓明:《论艾芜的三部长篇小说》,《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 [29]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220页。 [30]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31]蔡东:《共和国初期文学“生产”与“批评”的限度——艾芜<夏天>的创作与改正过程初探》,《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3期。 [32]林非:《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33]龚明德:《尚待完善的<艾芜全集>“书信”卷》,《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6期。 [34]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5]谭兴国:《艾芜评传》,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36]王毅:《艾芜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7]龚明德、袁庭栋:《艾芜纪念文集》,天地出版社2014年版。 [38]四川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芜专辑》,四川大学中文系1979年版。 [39]谭兴国:《艾芜评传》,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40]盛子潮:《艾芜沙汀异同论》,《浙江学刊》1993年第2期。 [41]邢铁华:《双星同曜——论艾芜、沙汀的文学创作》,《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2期。 [42]阎浩岗:《异域色彩与人生哲学》,《文艺报》2012年12月14日。 [43]谢昭新:《许地山、艾芜的域外题材小说比较谈片》,《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2期。 [44]靳力:《沈从文湘西小说与艾芜边地小说比较论》,《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45]吴进:《论沈从文与艾芜的边地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 [46]陈子平:《文化的投影与主体的抉择——试论二、三十年代的边城小说》,《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 [47]侯敏:《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比较论》,《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48]付金艳:《漂泊的人生 漂泊的文学——<山峡中>与<伊豆的舞女>比较》,《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6期。 [49]王晓明:《艾芜和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1期。 [50]张建锋:《艾芜接受高尔基影响的史实考述》,《小说评论》2009年第S2期。 [51]吴福辉、王晓明:《关于艾芜<山峡中>的通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3 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