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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代镇市结合的特点及影响 宋代镇与市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镇开始更多的承担起商品交易功能，内部逐渐出现固定的商品交易场所，即市。宋人也开始将镇和市习惯性地结合在一起，有了镇市之称谓。在宋代存世方志中，多有“市镇”一条，可见宋代“镇市”或“市镇”已成为专用名词，然宋代官方文献中多称镇市而非市镇，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提到宋神宗在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所下诏书中称：“诏诸城外草市及镇市内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22)《宋会要辑稿》也载：“提举河东路保甲司言，欲乞应坊郭、草市、镇市义勇及委系义勇之家，改排充保甲。”(23)以上两条材料反映了宋政府对镇市民户的户籍管理问题。宋代天下民户分为五等，包括城乡两种管理体制，而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乡村户口则被称为民户。从神宗诏书可以看出，宋政府要求各地官府在户籍管理中不要将镇市民户列入“乡村都保”，实际是要求地方将其视为城市坊郭户。以上两条材料还说明，宋政府在正式公文中多将有市之镇称为镇市，而非市镇。“镇市”侧重“市”，强调经济功能；“市镇”侧重“镇”，强调政治功能。宋政府明确了镇市的行政地位，赋予其更多一级行政建制的特色。严格来说，宋代镇市还没有完全成为县以下的一级行政建制，然宋政府在镇市管理中采取的诸多措施，使其已处于从一种经济现象向一种固定行政建制发展的过渡状态。所以称为宋代的镇市更严谨。 在宋初，由唐末五代镇将权力走向县域并引发县域之内县司与镇将权力冲突的调整中，宋政府明确了县司对县域权力的管辖地位，并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在明确镇将权力从属县司的同时，明确了镇市在行政级别上低于县司的地位，将镇将及其管辖的镇市纳入商品经济发展趋势之中。在此过程中，宋政府逐步废除镇将，将镇市管辖权从更多具有军事色彩的镇将转移到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的镇市监当等基层官吏手中，实现了军制镇到行政镇的身份转变，且随着镇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固定交易场所的出现和商业及人口集聚的产生，因势利导将镇的行政性与市的商业性在镇市发展中合二为一，使镇市成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中城乡之间进行要素流通的中转环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政府在镇市户籍管理中采用了坊郭户的城市户籍惯例制度，实际上肯定了镇市发展的合理性，并以国家制度形式肯定了镇市民户的合法身份及其不同于乡村民户的市民身份。如熙宁三年，定州安抚司奏：“转运司配绸、绢、绵、布于州镇军砦等坊郭户，易钱数多，乞悯其灾伤，又居极边，特蠲损之。”宋神宗下诏：“提刑司别估，民不愿市，令官自卖，已给而抑配者正之。”(24)显然，宋政府在镇市管理中采用的坊郭户制度对于从国家层面理顺镇市发展体制，扫除机制障碍，促进镇市商业及其民户的个人发展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镇市俨然成为宋代县域中位居县以下和村以上的一级行政建制。此后，中国古代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模式开始出现重大改变，发端于乡村并在与城市的商品经济互动中得到加强的商品经济成为推动镇市发育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其又对宋代城市化产生了更为强劲的推动作用。从乡村、镇市和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中孕育的城镇化趋势在宋代成为一种趋势、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一种新的动力模式，不仅造成我国古代传统商业经济模式的重构，乃至古代经济的运行模式和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模式都得以改变。 宋代以前，我国古代城市虽已产生，然城市化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社会现象并未完全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因而宋代以前的城市崛起主要缘于其政治或军事功能，而缺乏作为具有广泛性和持久性的商品化动力。两宋之际，我国古代城市化发展的动力经历了从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向以经济商业交易为主的转变。由唐入宋，在镇将权力进入县域和镇作为低于县级的行政区划的发展趋势下，一些更加强调商业交易职能的镇市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经济型都市虽然未必产生于该时期，但可以确定的是，宋代镇市对于后世行政建制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①详见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②陈国灿：《宋代两浙路的城镇发展形态及其等级体系》，《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③蓝勇：《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演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期。 ④唐长孺、黄慧贤：《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魏末人民大起义诸问题之一》，《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⑤《魏书》卷18《太武五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29～430页。 ⑥《魏书》卷4上《武帝纪》，第76页。 ⑦钟铁：《中国古代市场的历史演变》，《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⑧《隋书》卷56《令弧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86页。 ⑨《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64页。 ⑩《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04页。 (11)《资治通鉴》卷235“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记事”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581页。 (12)(宋)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95页。 (13)《资治通鉴》卷235“禧宗中和三年九月记事”条，第8299页。 (14)(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91《闰位部·立法制》，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04页。 (15)[日]圆仁法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1，白化文等校，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页。 (16)《册府元龟》卷94《帝王部·敕宥十三》，第1137页。 (17)(18)(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0《州县分道改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 (19)《册府元龟》卷475《台省部·奏议六》，第5674页。 (20)(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10《管镇》，《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730页。 (2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525页。 (2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及甲午记事”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177页。 (23)《宋会要辑稿·乡兵二之三五》，第6788页。 (24)《宋史》卷175《食货志上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