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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求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教育扶贫手段才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使贫困群体跨越贫困陷阱。文章从教育扶贫的基本内涵和现实图景出发，指出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应当从主体、对象和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为对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和贫困群体异质性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不同群体的教育可得性、文化素养、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多维贫困状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示范效应、邻里效应和回流效应等间接发挥扶贫作用，扩大教育扶贫的覆盖范围和整体效应。因此，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应改革并完善“主体多元化、对象全覆盖、方式多样化”的教育扶贫模式，助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实现高效、高质量的脱贫。 关 键 词：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文化反哺 项目基金：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维贫困视角下少数民族反贫困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编号：17JJD850006)，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培养计划项目“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模式创新与贫困陷阱跨越策略研究”(编号：2018-3-0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正规金融发展、金融空间演化与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编号：71603306)的成果。 作者简介：吴本健，管理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罗玲，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北京 100081；王蕾，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北京 100081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诉求[1]。教育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方略的重中之重[2]，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3]，是实现自主脱贫的长久之计[4]。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脱贫工作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克深度贫困难题)和换挡期(调整扶贫政策)，逐步向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聚焦[5]。作为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主要内容之一，教育扶贫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与一般贫困地区相比，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具有资源长期极度短缺、环境极度恶劣、远离现代文明等特征，深度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弱，市场意识和内生动力不足。此外，现代教育长期缺位带来的历史欠账问题，学龄前贫困儿童和学龄后贫困群体的问题日益凸显，使得仅针对学龄人口的传统教育扶贫模式的效果受到了限制，从而无法通过教育的手段有效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导致深度贫困民族地区难以跨越贫困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聚焦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那么，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针对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现状及贫困群体的特征，应该对现有教育扶贫模式进行怎样的改革创新，才能实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跨越贫困陷阱的目标呢？ 二、教育扶贫的基本内涵和现实图景 教育扶贫是指通过教育作用于贫困群体的扶贫方式，具有“依靠教育扶贫”与“扶教育之贫”的双重内涵[6]，具体可以从教育扶贫的主体、对象、方式和目的四个维度理解。教育扶贫的主体是指对受教育者的知识、思想和能力等方面起到教育影响作用的组织或个体[7]，包括学校、政府部门、家庭和社会组织等；教育扶贫的对象是所有贫困人口[8]，并非仅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的学龄贫困群体；教育扶贫的方式包括减免学杂费、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建设教育基础设施等，强调通过财政支持减少贫困人口的教育成本支出，改善教育服务体系以提升贫困人口的教育可得性；教育扶贫的目的在于解决多维贫困问题，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强调将提升短期增收能力与长期持续发展能力相统一。由此可见，教育扶贫是多元化的主体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方式解决所有贫困人口多维贫困问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一种扶贫方式。2016年12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指出，教育扶贫针对的“五大教育群体”除了包括传统教育扶贫关注的义务教育阶段群体、高中教育阶段群体和高等教育阶段群体外，还包括学龄前贫困儿童和学龄后贫困群体。 然而，在精准扶贫之前，我国教育扶贫的现实图景是：政府教育部门和各类学校瞄准学龄贫困人群，通过减免学费、提供生活补贴、修建校舍等手段，为其提供就学保障和生活保障。与教育扶贫的理论内涵相比，这在主体方面忽略了家庭、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对象方面忽略了学龄前贫困儿童和学龄后贫困群体，在方式上忽略了非正规教育手段的作用。这种教育扶贫模式在一般贫困地区造成的问题可能并不明显，但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由于学龄后贫困群体文盲率高，学龄前贫困儿童无法及时接触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仅针对学龄贫困群体的教育扶贫模式并不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更不能推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跨越贫困陷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教育扶贫工作中的经验表明，不同类型的贫困地区以及贫困群体的特征存在异质性，其发展需求和脱贫重点也存在差异，要求因地制宜地确定教育扶贫的具体内容和形式[9]。 因此，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应该基于区域特征和贫困人口的异质性，弥补传统教育扶贫在扶贫主体、对象和方式上的缺失，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全方位、多手段地解决不同年龄阶段贫困人口的多维贫困问题，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推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跨越贫困陷阱。 三、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创新及其贫困治理逻辑 与其他贫困地区一样，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也主要是由要素稀缺、能力缺乏、制度限制、权利剥夺和环境脆弱等因素导致的；不同的是，对主流社会、现代经济适应能力不足是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的根源[10]。教育是化解这些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区位特征和一些历史原因，现代教育曾长期缺位，加上贫困群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文字并非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导致各个年龄阶段人口的整体性贫困，且深度贫困群体在知识技能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全方位落后。而常规的教育扶贫手段并不能解决这些遗留难题。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创新应该从教育扶贫的主体、对象和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在教育扶贫主体方面，考虑到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宗族网络、熟人社会机制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不仅要注重政府教育部门和教学机构的主体地位，还要强调家庭和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在教育扶贫对象方面，实现对三岁以上贫困人口的全覆盖；在教育扶贫方式方面，通过费用减免、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正规教育服务贫困群体的能力，同时强调运用非正规教育手段提升贫困人口的知识技能、思想意识和内生动力。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创新，构建起“主体多元化、对象全覆盖、方式多样化”的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创新模式①。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创新可以通过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缓解不同年龄阶段贫困人口不同类型的多维贫困问题，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使贫困群体跨越贫困陷阱。直接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教育扶贫模式创新能直接提升不同贫困群体的教育可得性、知识技能、思想意识和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其多维贫困状况方面；间接作用机制主要指教育通过示范效应、邻里效应和回流效应发挥扶贫作用。 (一)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创新对贫困的直接作用机制 “主体多元化、对象全覆盖、方式多样化”的教育扶贫创新实现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协调互补，直接提高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群体的教育可得性、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思想意识，解决了多维贫困问题，能有效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直接作用机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控辍保学”、学费减免、生活补助、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缓解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教育排斥问题，大幅降低了贫困家庭的教育支出，直接提升了贫困群体正规教育的可得性和学龄儿童的健康水平等。首先，在自由竞争市场体系下，追求高升学率的教育体制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马太效应”[11]，导致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处于劣势地位。教育扶贫政策向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倾斜，资金投入大幅增长，有效缓解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以及贫困群体所面临的教育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大幅提升了贫困群体的正规教育可得性。正规教育可得性的提高本身具有“扶教育之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为打破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家庭的固有思维方式提供了突破口。学龄人口把正规教育教授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知识技能、现代思想观念等带回贫困家庭，并借助交流沟通、示范等形式提升整个家庭的知识技能和思想意识，打破固有的传统观念，为解决文化贫困和贫困文化问题找到突破口。其次，免费午餐、住宿补贴等解决了偏远贫困地区学龄儿童饮食不规律、营养不良、睡眠不足等问题，有利于提升其健康水平。 二是各类扶贫主体免费提供的技能培训、示范等非正规教育，解决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教育长期缺位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升了学龄后贫困群体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思想意识，解决了文化贫困问题。一方面，针对就业的知识技能培训直接提高了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水平，提升了深度贫困群体的知识技能、思想意识和内生动力，缓解了其多维贫困状况；另一方面，通过非正规教育手段对本民族优秀文化和现代思想观念的宣扬和倡导，改变了深度贫困群体听天由命的价值观、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思想观念，增强了其脱贫的内生动力，有利于解决文化贫困问题。 三是为学龄前儿童免费提供的幼儿活动场所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解决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学龄儿童在学习中面临的语言文字障碍，提升了贫困儿童的语言能力和知识技能，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并且，在家庭教育强化的背景下，学龄前儿童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能激发家长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其获得并分析外界信息的能力，从而推动所有贫困家庭提升知识技能、转变思想意识，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推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跨越贫困陷阱。 (二)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创新对贫困的间接作用机制 除了直接作用机制之外，“主体多元化、对象全覆盖、方式多样化”的教育扶贫创新还可以通过示范效应、邻里效应和回流效应间接作用于贫困治理，解决多维贫困问题，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推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跨越贫困陷阱。 一是家庭教育引致的双向示范效应——文化传递与文化反哺。一方面，家庭教育通过文化传递发挥正向示范作用。家庭中，父辈和祖辈共同承担后辈的教育责任。父母是子女高度依赖的对象，其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对孩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且无法取代的。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等原因，隔代教育成为亲子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因此祖辈的育人素质也十分关键。教育者要首先接受教育，率先更新观念，才能使教育效果极大化。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模式创新通过对父辈与祖辈的培训，提升其思想水平与知识技能，从而通过文化传递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产生正向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家庭教育通过文化反哺发挥负向示范效应。在社会迅速变迁的背景下，由于子辈对于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能力更强，传统的受教者(子辈)向传统的施教者(长辈)传授知识的“反向社会化”现象开始出现，即“文化反哺”[12]。现阶段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鼓励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师生积极参与，通过对子代进行学前教育、制度化教育以及组织培训等，将主流文化反哺给上一代，填补文化鸿沟，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 二是社会教育引致的邻里效应。邻里效应，是指邻里的某些特征属性会对个人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它是通过影响贫困户的决策从而改变区域贫困状态的传导机制之一[13][14][15][16]。深度贫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信息来源闭塞，宗族网络、熟人社会机制在行为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邻里效应十分显著[17]。在对不同贫困群体进行教育培训的基础上，通过邻里效应进一步扩大教育扶贫的覆盖范围和整体效应。 三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引致的回流效应。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大幅提高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群体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就业市场竞争力水平，推动了贫困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带来了资金、信息和现代意识的回流，提升了贫困家庭和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市场意识和社会文明程度。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升了贫困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了其就业机会，提升了其工资水平，他们通过工资汇回增加学龄贫困儿童的受教育机会，降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辍学率，进一步改善贫困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这与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一致[18]；另一方面，外出务工不仅有助于家庭提高收入水平，还为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了深入接触现代文明的机会，有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思想认知、行为习惯及语言能力等。尤其是近年来，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现象日益增多，利用外出务工获得的资金、专业技术和其他信息资源开展私人经营、创办实业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现象[19][20]。外出务工经历促使深度贫困人口传统思想认知和行为习惯等发生变化，这部分劳动力返乡后对当地其他村民起到示范作用和激励作用。 总之，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可以通过“主体多元化、对象全覆盖、方式多样化”的教育扶贫创新，直接或间接地解决贫困人口的多维贫困问题，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跨越贫困陷阱，实现高效、高质量脱贫的目标，具体的理论机制见图1：  图1 理论框架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