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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21世纪，互联网开始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学开始关注互联网的研究，产生了新的研究领域——互联网人类学。文章讨论了互联网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包括各类新技术、新媒体等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互联网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以及互联网对传统人类学研究话题的提升，互联网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发展等。人类学研究的互联网化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互联网人类学同中国研究相结合，是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新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人类学；互联网；应用 21世纪，互联网开始全面接管并组织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互联的，我们的工作需要互联网提高效率，甚至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思考方式都已经和互联网紧密的联系起来。作为学术研究，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呈现中国社会当下发展的路径或者说视角来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视野，同时也是一个可行的、有前景的研究领域。本文通将聚焦于互联网人类学的诸多话题，反思人类学与互联网时代的密切关联。具体而言，即人类学应该怎样利用互联网的连通性走出以往的学术刻板印象，开始在新的技术领域直面更加前沿的问题？本文的论述，力图涵盖近年来世界人类学在互联网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力图从互联网人类学与人际革命、互联网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议题、互联网人类学与传统议题、互联网人类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等方面叙述和分析当代人类学研究的新意识和新趋向。可以说，将人类学的研究与互联网领域相结合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已经初见端倪。将互联网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与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相结合，不仅仅是建构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新路径，同时也是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积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一、互联网人类学与人际交往革命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的重要阵地。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生物，交往和交流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行为，也是最核的心部分，在英语中交往与普通和社区共享同一个词根，指的是一个地域性群体或网络群体通过互动交换物品和信息的能力。交往通常体现为以货币为媒介的物品流通或以语言为中介的意义符号的交流。 人类交往的内容是信息，信息被看作是从发出者的角度最大程度地减少接受者的不确定性的信号及其集合。交往始于话语的交流,以往的交流通常要求双方能够在场并互相倾听。当然在话语的交流中非语词的信息也会伴随其中，例如，身势语、音调、气场等，这些都会帮助交流主体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语言信息。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说社交是真实在场的，虽然交往中的语言可能是极为抽象的，然而交流却是面对面的，基于空间的具体地点的。书写的出现让交往同具体的人和地点的分离成为可能，交流不再要求当下以及物理空间的同时在场。在书写出现的早期，书写的符号并没有被统一成为可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习得的标准，因此书写中的符号依旧是相当具有特殊性，当时的文本还不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并且文本的可传递性也是局限在某个小群体中。西方字母系统的出现是人类交往史上一个重大突破，它带来了书写符号一般化的进程，一个语音开始对应到一个具体的具有明确含义的字母，因此书写被广泛并可信赖地在不同的族群中采纳成为交往的手段并固定下来。书写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交往的成本，同时也扩大了人际交往的半径，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交往对于物理空间的要求。 在字母系统出现之前，书写这样的交往方式被看作是权利的象征只在官僚和王室中被使用。国王通过书写的方式下达指令，并使其隐身，因此当时书写文字被看作是一种近乎神符般的象征，书面文字意味着严厉执行并且不容质疑的权威。印刷术的出现及印刷媒介的普及使得书写及阅读不再是高阶层社会群体的特权，并且剔除了书写中所包含的权力象征，可阅读的书籍真正成为了一般交往的重要媒介，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人们获取交往的重要手段。 从电报、电话以及手机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交往到今天的以互联网为重要媒介的交往，同上述提到的交往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蕴含于其中的交往符号开始变得越发虚拟，同时交往的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人际交往开始采用一种脱离实际的人和地点的比特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以光速在人群中传播。数字化交往过程是今天人类交往发展的核心部分，它使人们在信息交往中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连接性、匿名性和去中心性，这些互联网的鲜明特征开始日益嵌入到人们的交往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交方式和信息交流。 通过上述梳理人类交往历史的脉络不难发现，互联网同之前提到的书写、字母系统等一样首先是技术产品，一种以数码作为基本构成的人工制成品。从互联网诞生之初一直发展到今天，在交往的文化意义上它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将交往和沟通化约为抽象二元数字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不断地被提升。互联网与之前的交往技术一样，代表着人类抽象能力的阶段性发展，同时代表了人类交往的新阶段。同样，和货币这种以十进制为基准的人类交往的完美系统类似，互联网借助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码进一步抽象了人们的交往，使得从任何地点到具备相应通讯基础设施的任何地点的多元化、跨时空交往的信息化时代得以实现。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开始被图像、文字所抽象，人们开始关注交往的匿名性、非即时性及信息的可编辑性，海量的信息爆炸性地出现，互联网与交往中人性的讨论开始随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人类交往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印刷术还是今天的互联网，都引发了人类社会关于社会交往的普遍进步，同时它们也都是人类改变世界，增强社会性的企图呈现。 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其服务于人类交往的目的也是其当下发展的重要目标，然而同所有的交往技术，例如，书写一样，其发展的初期并不是服务于日常交往的。在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互联网一直是服务于军事目的、学术网络构建以及商业领域的，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当美国在1993年将互联网作为一项公共物品向社会推广时，全世界互联网使用人数是300万，五年后人数增长到了1亿。据国际电信联盟预测，2016年底全世界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将达到3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所有的人类发明的技术没有任何一种能像互联网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渗透如此多的人口，因此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探讨互联网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往媒介对文化及整体社会进程产生的影响将会是人类学可以同货币、书写系统等经典人类学研究对话的重要领域。海因在《虚拟民族志》中提到：作为分析的起点，把技术的任何特征仅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简单地认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的，这是毫无助益的。我们对互联网及其特性是什么的信仰就像阿赞德人对巫术的信仰、英国人对亲属关系的信仰和美国人对免疫系统的理解或其他民族志的主题一样，是可以进行探索的。 对于研究者来说，虽然互联网人类学看上去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但其并不缺乏根基，相反，它是根植于传统人类学关于交往的文化研究中的一棵新芽，而人类学关于交往的研究深深扎根于全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土壤中。简单来说，互联网人类学就是以思考“互联网”与“人”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其本意并不在于关注互联网的形式，而在于人借助互联网所发展出的互联网行为，在于认识和解读互联网时代不同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 互联网本身同其他所有的人造物一样，凝结了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互联网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中所展现的人际关系（人如何使用互联网，同时互联网如何影响人类生活）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并理解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关系。互联网所体现的是人类在经历了数千年与自然的斗争之后，我们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和社会组织水平已经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之中——信息时代。从人际交往的发生论角度，并不是互联网出现改变了我们，而是我们在企图通过互联网来改变社会交往的呈现方式，而这一种发生学逻辑正是人类对于“连通性”交往这一需求的基本渴望。 二、互联网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议题 互联网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在于，透过互联网的技术迷雾，人类学如何理解今天的互联网技术对人类世界的影响？《当代人类学》2005年的一期特刊或许可能会给人类学理解互联网时代技术与人的关系提供一些帮助和思考。2005年美国的互联网发展阶段是同今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正值互联网全面渗透入经济、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发展期。该期的主题是“时代、社会和新技术进程”，主要就是探讨人类学家如何看待发生在当代的技术革新，其中包括互联网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际组织的变迁。在这起特刊中五篇文章所展示的研究虽然主题各异，然而却正是当下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即如何用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解释这些看似新奇，但在今天的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这更像是应用人类学要做的事情，应用人类学的重点不是生产理论，而是用知识切实地帮助别人，能够贴近现实，虽然其存在一些劣势，如时间的紧迫性、无法做长远判断等。因此学术界需要从学术的角度解读生活，而互联网研究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例如，因纽特人对GPS系统的使用和理解，中国网民的“政治段子”中呈现的网络的复杂性，牙买加低收入阶层透过互联网展现的生存策略等。 （一）新技术与文化社会变革 近年来，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关于新技术的讨论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人类学家也开始意识到关于技术的人类学研究需要在范式上做出必要的调整，因为当下社会进程中人们所面对的“技术”不再仅仅是一项孤立的技术对某种文化的影响，而是多元的技术先后进入所形成的技术生态“Technological Ecology”。一些学者在这面通过民族志讨论了新技术与文化变革的问题。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两位学者提供了具体的案例与分析。克劳德?阿泼塔（ClaudioAporta）和埃里克?希格斯（Eric Higgs）在《卫星文化：GPS、因纽特人寻路经验与技术的新阐释》中指出，人类学家们长期将空间看作是重要的意义阐释的所在，而且似乎没有什么比空间的概念更好地确立了人类学中的关于“真”的概念。自涂尔干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亚马逊丛林还是缅甸高地，关于空间的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现在，似乎被技术中介的地理景观开始不断地出现并且被人们广泛地实践，人们对于地理空间的认识似乎愈发地将文化、经验、传统的因素隐藏于后台，而将技术对于空间的理解凸显到前台。由此问题出发，两位学者在文章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因纽特人如何接纳和理解GPS技术上，并将此种技术通过与该群体古老而传统的寻路经验相比照，试图解释新技术的实践范式。他们认为，随着GPS卫星定位系统的出现并在因纽特人的狩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因纽特人的文化中人地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技术的中介性使得人与地理空间的联系减弱。然而两位作者并没有就着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讨论技术的接入而导致的传统文化的式微，而是借用了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Borgman）的“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认为技术应该被放置到一个生态学的视角下去理解，将技术看成是一种社会技术关系系统，而GPS对于因纽特人来说就是一种同世界保持联系的特殊方式。在因纽特人的文化语境中，以往的寻路经验是一种人地关系紧密的方式，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使其保持与环境的深度互动。因纽特人利用风向、潮汐、浮冰的流动方式，甚至暴雪中雪片的方向来辨别方位，这种技术使得因纽特人得以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伴随着机动雪橇、雷达、GPS等现代技术的广泛传播，因纽特人生活中的技术生态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开始利用各种新的技术寻路、捕猎，他们与周围环境和世界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与周围他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弱化，而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 从方法论的角度，以往的研究中有关新技术的阐释多围绕一种决定论的视角展开，而且多是一种强调限制选择自由及可能性的论调。例如，在因纽特人使用GPS的解释中，技术主义的视角可能会认为GPS的出现和使用势必会削弱千百年来因纽特猎手在实践中所积累和珍视的人地之间默契。另外一中技术极端主义会带着乐观的心态赞美人类对于新技术所展示的智慧以及适应额能力，并从中预期到一个更好的未来。两种视角都是将技术从其所出现和存在的文化生境中剥离，忽视某个技术同其他技术之间的关联。从上述两位作者的研究中能够发现，GPS技术是与诸多其他技术要素——如商品贸易、机动雪橇、雷达等共同作用于因纽特人的生活，技术生态中的多元互动视角弥补了以往的决定论中的单一要素视角，使得技术的情景化使用变得更加可理解，同时这种研究方法也为以后更多的技术研究提供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框架。 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空间，无论对于物理学家还是人类学家都是需要仔细检视的。因此除了上述提到的关于技术对于文化的变革力以外，人类学家还发现所有的技术，例如GPS既不是绝对客观的，也绝非价值中立，这些技术是被用于国家建设、殖民地开发和管理以及全球化发展之中。因纽特人的GPS的普及是与当地的海豹皮被卷入到全球性的商业网络有着巨大而密切的关系的，由于海豹皮在海外市场的供不应求，因纽特人在中介商人的鼓励下开始采用更加便捷和高效率的技术捕猎海豹，而GPS被广泛应用是与上述的交易及体现出的地方全球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网络政治和政治参与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行为开始使用互联网作为媒介，尽管不同的学科，如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对此的探讨不尽相同，关于网络政治学的讨论已经蔚然成风。这一领域不仅关注传统政治学的互联网化趋势，同时也关注互联网世界中新的政治模式。这其中“互联网政府”或“数码政府”是研究的焦点，其中包括行政与官僚体系的去中心化转向以及欧洲提倡的“E化政府”这类的经验性研究；利用互联网的“连通性”讨论由其所带来的民主问题，而这其中的参与式民主以及互联网对于网民的赋权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内容。网络民主和赋权的反对者则认为互联网的民主潜力还是需要谨慎地看待，互联网及数码媒体并没有赋权给广大的网民，大众媒体依然还是有相当多的受众和支持者。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网络政治学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周永明教授的文章《栖身于网络边缘：中国网络空间中的民间政治作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分析了网络空间中丰富的政治词汇、通过网络民间作家的政治写作理解中国网络空间的复杂性、流动性和丰富性，同时揭示该群体如何通过网络政治写作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中国政府在改善治理能力中的表现。 周永明教授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空间已经同过去相比有了比较大的扩展，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及新的信息技术的涌现，中西方之间的信息交换变得更加便利，因而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和治理成为学界和民间作家们都普遍关注的话题。周永明教授认为，“互联网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场域”，他认为网民在互联网领域政治参与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赋权或者压制，而其与政府所结成的关系也并不是西方媒体经常所说的“猫与老鼠”以及“带上锁链跳舞”。进一步地，周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空间中，民间网络政治作家是介于被官方认定的学者以及极端反主流的政治暴徒中间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策略性、流动性地定义自己与政府的关系及认同来实现政治参与。有时民间政治作家会利用其“非官方”的状态来有意识地树立其新公民的身份认同。通过他们的政治写作，这些民间政治作家试图重新定义一个属于该群体的新公民身份，他们独立于党政体制之外，同时他们的表达自由受到宪法保护，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标榜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由此他们凭借着相对游离的身份状态获得了国家一定程度的宽容，但互联网绝不是法外之地，他们也还是受到国家的监管。尽管在政治表达上，互联网给了这个群体拓展的空间，国家也在处理和该群体的关系中提供了相当的宽容和让步。然而进一步地观察发现，该群体在政治表达和政治实践中采取了两种似乎矛盾的策略和方式，周永明教授的田野对象Anti在作为一名民间政治作家时表现出了崇尚原创、言辞犀利、内容丰富率性、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权威等一系列典型的“身份认同”，然而在其后来成为一名论坛管理者之后，却对论坛中的帖子实行了严格的管制，甚至多次删除那些充斥着“爱国的”情节的帖子，并明确要求这些帖子的作者离开自己的论坛，转到其他的网站去创作。他说他“始终保持板斧雪亮，因为Re-see（论坛名）是我的，这一点无需讨论……我的论坛以后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这是一种跨界策略，虽然这些民间政治作家以其民间身份为荣，但在处理自己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时，也还是使用了一种协商策略让自己变得可以被国家接受。毕竟在中国做一名民间政治作家需要受到来自多方的压力，首先他们并不被中国主流和官方的学者认可，多数时候都是游走在边缘地带，因此他们本身并不占有优势的资源，如报纸、期刊等。另外他们缺乏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能够与国家保持联系的通道，因此经常面临着网站被关闭以及被相关部门传唤的风险。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他们不得已地需要采取这样的妥协和协商政策来避免自己过度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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