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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列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谱系的书写 先秦时期，多民族中国没有一部完整的国家史。先秦时期的《战国策》（纵横家的言论）《国语》（诸侯国历史）《春秋左传》（鲁国历史），都不是多民族中国完整的国家史。秦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其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度，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和政治统治模式。秦代推行的移民迁徙，在民族地区设置具有自治性质的“道”等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后世统治者治理民族地区的典范。由于秦王朝建立的时间很短，还没有产生相关的历史著作就灭亡了。 到了汉代，在国家空前强盛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写出了多民族中国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史记》。从民族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史记》把各民族的历史都记载下来，而且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作为指导来书写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例如大禹出生在西南的石纽，匈奴先民是黄帝的后裔等等。 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动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者。”这就是秦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的空间。汉朝继承了秦朝的疆域，并且不断扩展，因此汉朝除了“中国一统”的民族思想之外，还有“天下一家”民族思想。《史记·滑稽列传》说：“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由此可见，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要有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本书写。司马迁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本的书写，就是在这个宏大的历史场景中展开的。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角度来看，《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记述华夏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献。《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是记述华夏族的民族名称向汉族转化阶段的关键文献。《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则是关于汉族形成的基本文献。具体而言，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的汉朝，是汉族族称得以成立的关键，因为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朝境内的华夏族开始被称为“汉人”；而“汉人”在与多民族国家疆域内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开始出现了“汉民”“汉兵”“汉军”“汉吏”这样的名称。因此汉族的民族名称，从一开始就是自称与他称相统一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华夏族到汉族民族名称的变化，不是另外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而仅仅是民族名称的变化。当然，其中一定是包括了民族的发展。从此，汉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就起着重要的作用。 除了对汉族发展历史的记述之外，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十分重视其他民族的历史文本书写，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谱系。对于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述和对非汉族历史的文本书写，司马迁是有自己的立场和内在逻辑的。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注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之匈奴’。”根据乐产的观点，有众多夏后氏民众融合到了匈奴中，所以匈奴的祖先才可能是“夏后氏之苗裔”。这是司马迁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为指导来记述匈奴的发展历史，其中蕴含着匈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思想。 在华夏族的东南方，有百越系统的南越。南越在汉朝建立之后，是汉朝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才会“集杨越以保南籓，纳贡职。”因此司马迁写了《南越列传》。在《南越列传》中，司马迁说：“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从《南越列传》这段记述来看，南越在秦朝时就已经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之内，统治南越的国王是华夏族赵佗。 同样作为百越民族后裔的东越，司马迁为他们写了《史记·东越列传》。《史记·东越列传》开篇就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这段文字一来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而且东越到了汉代，已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能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发生矛盾冲突时有所作为，即“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的篇末，再次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强调了东越与大禹的源流关系，“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 在朝鲜半岛北部，华夏族的先民很早就已进入，即“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籓。”对于汉朝而言，朝鲜半岛北部的民众虽然是“葆塞为外臣。”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所以司马迁“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司马迁之所以要把朝鲜半岛北部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因为那里的民族是上一个历史时期交融发展的结果。《史记·朝鲜列传》说：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战国时）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郭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在这段文字中提到的燕人，赵人、齐人，实际上是华夏族中的燕国人、赵国人、齐国人。司马迁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理所当然。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于是迁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这说明司马迁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是在汉武帝治理西南夷地区的战略背景下进行的。诸多的“西南夷”成为了汉朝的“内臣”，所以“西南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汉朝是在秦朝经营“西南夷”地区的基础上，完成了把“西南夷”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索隐》：“谓栈道广五尺。”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秦朝略通“五尺道”和“诸此国颇置吏”，为汉朝治理“西南夷”打下了一定基础。 对于西部地区的民族群体，秦汉时期的人仅仅是从《穆天子传》中得到一些模糊的认识。但是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开始认识到广义西域的一些情况，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也就是汉朝可以通过西域的民众传播汉朝的历史文化，因为汉朝厚重的历史文化对于较为遥远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故司马迁这样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就是强盛汉朝的文化自信在司马迁《史记》中的反映。虽然《大宛列传》中的部分民族群体，有诸多在当时还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但司马迁仍然“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司马迁对于民族列传的历史书写格局与谱系建构，无不反映出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这是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并且深入研究的。 结 语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说：“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相关的民族列传，就是最早对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的历史文本书写，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今天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最基本的历史依据。 根据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商周时期就有了被称为“华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了汉代，一个强盛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出现，所以汉武帝提出了“中国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了汉武帝“中国一统”的民族思想：“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来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这里汉武帝以历代先贤作为比较的对象，把建设“中国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目标，故在祭泰山的刻碑中进一步表述了自己“中国一统”的民族思想：“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即在大一统国家当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具体表现为“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汉武帝“中国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首先是“大一统思想”。董仲舒曾经对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所以司马迁的民族思想，首先是在汉朝大一统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是司马迁民族思想产生的基础，也是汉武帝“中国一统”民族思想在《史记》中的表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需要一个能够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相匹配的文化建设，需要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相适应的民族思想，而且这个思想能够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因此司马迁以大一统国家观念为指导，首先建构了“五帝世系”，表达了“中国一统”的民族思想。具体而言，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建构了“五帝世系”，“五帝”是一脉相承具有血亲关系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上述前提下，“五帝”的子孙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一个有内在历史文化联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精神支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财富。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司马迁说：“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司马迁关于大一统的论述，符合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的基本规律，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积极意义，即要“内辑亿万之众”，也就是要把各民族聚集到大一统的国家中来，用现代的理论来看，这也就是要有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除了《五帝本纪》之外，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是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学家第一次按照地域方位，系统地书写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历史，表现了司马迁把边疆民族历史看作大一统帝国及其大一统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司马迁“中国一统”的理想政治观念。上述6个民族列传的书写，对汉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记述，建构了更加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谱系。在6个民族列传中，司马迁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华夷共祖”的历史，是比较系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以司马迁“华夷共祖”的记述，是建设多民族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实践，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系统的理论依据之一。 （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