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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拟从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着手，考察两者之间是怎样进行互动，怎样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一道靓丽风景的。 权舆准的：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同历史时段特色各异，诸如经与史、文与质、繁与简、直书与曲笔、会通与断代、心术与名教、《春秋》笔法、实录、褒贬、信史、史权、史法、史意、史才、史德、良史等，这些理论似无形的指挥棒成为学人评判史家、史著及史学现象的标尺。明代史学评点兴盛，体现撰述理念的《春秋》笔法、史家素养的良史之才、史著水平的史家优劣等史学理论对明代学人产生莫大影响。 讲求属辞比事的《春秋》笔法，借助微言大义彰显其褒贬善恶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著史及评判史著的一种范例。明代学者在面对华夷之辨及孰为正统的境遇下，《春秋》褒贬义例自然成为其评价史家史著的法宝。孙应鳌评丘濬《世史正纲》时言“持义当，其于取法《春秋》，以明人心之旨”；何瑭称《通鉴纲目前编》“取法于《春秋》《纲目》，其用心可谓劳矣”；陈邦瞻赞誉谢陛《季汉书》，“得《春秋》之遗意”，使“正论始尽伸，僣渎不复容矣”；李义壮言柯维骐《宋史新编》“击异以统同，纲举目随”，得“春秋之旨也”。王洙《宋史质》序言中亦称“史者《春秋》之教也，论《春秋》者曰明三王之道”。邵经邦甚至言“夫所贵乎良史者”，“其大要须存《春秋》之义，锱铢不可爽也”。孙应鳌、何瑭、陈邦瞻、李义壮、王洙、邵经邦俱以《春秋》之义为标准，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尤其是谢陛在《季汉书》受到批评时，他盛誉自己的著作，“欲于列传之史，接踵范氏春秋之义，比肩习氏，奚不可哉？陈寿有知，固当心服地下矣”。 在中国传统史学话语体系中，“良史”是评判史家主体及史学著述的重要标准，“塑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影响深远。明代学者即以“良史”作为批评史家史著的标准之一。徐?称《季汉书》“降魏为传，又著五十八论，真良史才也”；吴应箕认为姚允明《史书》“非具良史才，又积岁覃精，行坚志特者，乌睹有是哉”？唐世济赞誉沈朝阳《通鉴纪事本末前编》“素臣之业，良史之遗也”；余铎称赵弼《雪航肤见》“为良史直笔，无庸喙矣”；钱谦益言钱岱《两晋南北史合纂》“举要钩玄，或笔或削，盖称良史”。 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历程中，自《史记》《汉书》产生以后，史家们逐渐有意识地把众史放在一起，着眼于撰述体例、史料采择、叙事之美等评析史家史著优劣，进而形成一定的史学理论。这种辨析异同、褒贬史学的理论，推动了明代史学批评的多元发展。如文德翼《皇明法传序》言“郑端简《吾学》一编，洁体选言，庶几太史流亚；他则传者，惟陈氏《通纪》一书而已”，“钱塘高叟备取十五朝行事而汇集之，其为书大氐仿陈氏《通纪》而续之。然剜精铲采于叟之功为多”。李贞《史窃序》言“二百年来，业班马者毋虑数十家，惟郑端简晓《吾学编》与吾邑陈明府建《通纪》为最，然近代事未之详也”。薛应旂《宪章录序》言“迩来见《通纪》仿编年而芜鄙，《吾学编》效纪传而断落，遂不辞衰惫，尽出旧所录者，摘什一于千百，汇为斯编，与经世者共之”。无论文德翼、李贞、薛应旂赞誉抑或诟病《吾学编》和《皇明通纪》，史家褒贬之下，它们既是众人仰慕的对象，亦是学界批判的靶子。陈懿典在评价马维铭《史书纂略》时，对唐顺之《左编》、李贽《藏书》、邓元锡《函史》进行比较：“《左编》之作以二十一史为主，而旁搜稗史以成是编。近又有李卓吾之《藏书》、邓潜谷之《函史》，并行于世。然《左编》有义例，而无议论；《藏书》则本《左编》写，独见而为品骘；《函史》外篇以缵八书诸志，内篇以君典臣谟缵本纪、列传。读者于《左编》则苦其端绪之多，于《藏书》则警其褒贬之怪，于《函史》则便其代各为系，而尤疑其挂漏之未免”，而《史书纂略》与《左编》《藏书》《函史》相比，“虽相类，而用意周密，尤为过之”。沈朝阳在评介其父沈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时，更是与陈建《通纪》、薛应旂《宪章录》、王世贞《国朝纪要》、郑晓《吾学编》、高岱《鸿猷录》等逐一予以比较，评其高下。查继佐评析明代实录、《皇明通纪》《吾学编》《皇明史概》《皇明书》时，指出“《国初实录》时或有爱憎，且存忌讳。《通纪》略矣。《吾学编》太质，以四六横纵故事，情未挚。《史概》信而芜，史料勤细，故良备，然似酷仿太史公文法。《明书》非自见之笔。嗟乎！难矣。”陈懿典、沈朝阳、查继佐在批评史著时，非常灵活地运用史学褒贬的理论，依据体例、史料、繁简、叙事等标准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纵横捭阖中展现了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实践的影响。 史学审美：《史通》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史通》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其间包含有丰富的史学批评理论。《史通》在史学自身的构成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即史学渊源、流别、史学社会功用、史书编撰要求、史学主体修养和史学批评主旨。对于为何要展开史学批评，刘知幾指出，只有通过对相关著述进行合理的批评，“辨其流”，“通其义”，明其“指归”，究其“本源”，才能使后人明晰其著述之旨。况且，“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任何著述都有优点和缺憾，只有采取客观的态度，才能更好地去认识、去批评。 《史通》蕴含着浓厚的批评意识和积极的批评态度，深深地吸引着大批明代学者去研读、批评，乃至去继承和发展。像杨慎、于慎行、焦竑、何乔新、何良俊、詹景凤、袁黄、胡应麟、陈文龙、朱明镐等，他们的评史文章一定程度都受到刘知幾《史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评历代史书等方面。以《史记》为例，刘知幾在《史通》大部分篇章里，对《史记》都有所批评，属于解剖式的细致分析，涉及《史记》的篇章结构、叙事风格及文字表述等。这是刘知幾对《史记》进行编辑技术层面的批评。刘知幾此种评判理论亦可谓史学审美式批评，对明代学人影响甚大。 在篇章结构方面，刘知幾认为史书的篇章结构，类似于国家的律令，只有规范的结构才能使历史史实更好地展现出来。诸如《尚书》《春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史记》“错综成篇，区分类聚”，《汉书》秉承《史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因此，刘知幾对史书的结构编次论之较多。对于司马迁将项羽纳入本纪，刘知幾认为“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对于史书编纂中名实是否相符的现象，明人亦论之较多。胡应麟称“史迁列羽纪也，班氏列羽传也，各有当焉”。郝敬言项羽灭秦，分封诸侯，“已擅天下为帝王，为之本纪，非过也”。凌稚隆认为《汉书》中各种合传，“虽不标立别名如儒林、循吏例，而同传之意自见”，因班固采取以类相从的原则，使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物群体归于一传，从篇章结构的角度讲颇得立传之法。 在叙事风格方面，刘知幾讲求叙事之美。“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刘知幾指出，为史之美在于叙事，讲求文辞雅致，讲求简明扼要。明代学人受其影响，以注重叙事之美的方式批评史著者较多。何良俊称范晔《后汉书》“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三国志》“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晋书》成于众人之手，“最为冗杂”。何良俊是从叙事繁简的角度评析《后汉书》《三国志》及《晋书》。杨慎就史文繁简问题，批评宋、元时期为文冗杂，像《宋史》“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王圻则从叙事审美的角度，认为《史记》“疏荡”，《汉书》“跌宕”“有旨趣”，《后汉书》“无文气”。王世贞在评析班固的行文时，指出班固叙事，“虽不得如化工肖物，犹是顾恺之、陆探微写生。东京以还重可得乎？陈寿简质，差胜范晔，然宛缛详至，大不及也”。王世贞在形容班固叙事之美时，以顾恺之、陆探微的写生比拟之，并且和范晔、陈寿进行比较，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对班固为文的赞美之辞。 在作史态度方面，刘知幾赞誉“肆情奋笔”“仗气直书”及“善恶必书”；著史时，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明代学者在评判史著时，常常以直书、实录为准的。陆深称“史之为义也，不掩恶，不虚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杨慎曰“国史亦难信，则在秉笔者之邪正也”，“史官直书时事以垂久远，其职分也”。焦竑亦认为“夫记德之史，褒功之诏，传信于天下，史氏职也”，而郑晓《吾学编》等书“多载懿行，而巨憝宵人幸逃斧钺，史称梼杌，义不甚然”，应“善恶并存”。陆深、杨慎、焦竑赞成刘知幾的观点，亦认为著史者应直书其事，并以此来评判史家优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