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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先待后：明代史学批评推动传统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明代官修史书衰落，私人撰史兴盛，史评风气浓厚。史家不仅对历代正史予以评判，对当代史家、史著、史学现象亦是批评甚多。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士人渐趋活跃，“或专讲心学；或放浪形骸；或放言高论，批评时政，一时风气丕变。其影响到史学，是激烈的史论出现。史学家以激昂之笔，褒贬人物，品评史事，千古史权，握于其手”。对于此种现象，仓修良先生以“再度以褒贬为中心的明代史学”来概括其特征。在史学批评的实践中，明代学者不仅以传统的史学理论为准的进行批评，同时，又丰富了史学理论的内容，推动史学理论向更高层次发展。 在史书撰述及史学批评中，史家修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历代学者对此论之甚多。刘知幾称史家应“仗气直书”及“善恶必书”。元代揭傒斯言修史者，“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王祎称“公是公非，记善恶以志鉴诫，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议，以取信于万世乎！故人主极天下之尊，而公议所以摄人主，公议极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议者”。余继登称史官修史，“捃摭故实，备册书明示将来，用垂法戒。非一人之书，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公也”。胡应麟认为史家的素养，“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对于史家的素养，由刘知幾所言董狐直笔，揭傒斯讲求史家心术，王祎指出良史应秉持公议，余继登认为修史应有万世之公的意识，而胡应麟则认为修史者才、学、识之外，更应兼备公心与直笔。此种对史家修养要求的变化，实际是史家继承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大量史学实践中感悟所得。其实，在胡应麟之前，薛蕙对修史者已提出了四种要求，即史家应“深于道德”“通于政教”“明于人情”“精于文艺”，唯有如此，才具备良史的资格。 有关明代史学存在状态的经典概述，当属王世贞所论。其言曰：“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王世贞归结明代官修国史因“人恣”而“蔽真”，私修野史因“人臆”而“失真”，私撰家史因“人谀”而“溢真”。明代以来，学者们在评价明代修史状况时，多会直接或间接引用王世贞此论。卫承芳《明政统宗叙》言“明无史，非无史也，夫人而能为史也。夫人而能为史，何以无史？弇州氏言之矣：‘国史之人恣，野史之人臆，家史之人谀。谀者可以益小人，恣者不免诬君子。臆者可以乱一时耳目之实，恣者不免殽万世斧袞之公’”。卫承芳是直接引用王世贞之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更多的是间接引用王世贞有关国史、野史、家史的论点，或是因袭其说而未予以注明。如祝世禄称：“夫家史兴而善失真，美而溢者也；野史兴而善涉谬，传而误者也；稗史兴而善入讹，琐而鄙者也……至弇州以论著高，一代国故家乘，异同亡所不订，阙疑无所不考，沾沾命世。”张岱言：“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陈登云则言“世之以纂述自号者，其弊多端”，表现为“挟隙而多诬”“轻听而多舛”及“好怪而多诞”。祝世禄、张岱属于对王世贞观点的间接引用，而陈登云则属于因袭王世贞之说。王世贞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论断备受明代学者关注，说明此论对明代修史状况的批评颇有道理。实际上，王世贞此说亦是在明代众多批评实践中延伸而来，经过不断积淀，最终形成在理论方面的经典概括。在王世贞之前，郑晓、杨慎等学者对明代国史失职、野史不真，已有论析。郑晓称，“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况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进退人材，多不录”，“国朝小说书数十种中，亦有浪传不足信者。惟《野录》中一事极可恶……好事者为《野录》，遂妄言耳”。杨慎指出“历代皆有国史，而往往不无舛漏。于是岩穴之士，网罗散失，捃摭逸事，以为野史可以补正史之阙。然野史不可尽信”。按：郑晓、杨慎有关明代国史、野史修撰中存在弊端的论述，要早于王世贞，不管王世贞在著述中是否参依过郑晓、杨慎之说，至少可以说明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理论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源于明代史学批评的实践之中。 结 语 明代中叶以后，文学复古运动兴起，由评点《史记》《汉书》进而演进到对相关正史的批评。随着官修实录的流出，私人撰史层出不穷，水平高下不一，明代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此现象予以评论。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流播，尤其是《史通》为明代史学批评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有力推动了明代史学批评实践的多元发展。 明代学者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对于如何展开批评，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焦竑言，“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即作为学者应该具有批评意识，但这种批评不能像刘知幾“多轻肆讥评，伤于苛刻”，“凡作议论文字，须令核实无差忒乃可”。鉴于“论人之著作，如相家观人”，焦竑指出欲客观评析他人著述，应“得其神而后形色气骨可得而知”，“不得其神，未可论其法，不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当世人对班马异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徐孚远指出其中的玄机：“夫构文之家重神简，征实之家采事迹，此二者所为折衷也。”钱谦益进而认为对于班马优劣，应“得古人作史之指要”，“读班、马之书，辨论其同异，当知其大段落、大关键，来龙何处，结局如何”。钱氏主要从作史的角度，指出在辨析班马异同时，应把握古人作史的要领，不能仅满足于讨论《史》《汉》的文辞，不仅要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这样对班马异同的评判在理论上更上一个层次。 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拓展了史学理论的内容，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诸如《史通》中言及六家、二体，剖析不同史著之差异。焦竑在参阅正史时，发现同一作者之著述，亦有体例不同之现象。他以李延寿所作《南史》《北史》、欧阳修《唐史》《五代史》为例，提出“史笔纪载不同”“史法之异”的观点。对于明代实录中，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立传，焦竑则希望修国史时，应该“贵贱并列，不必以位为断”，“善恶并列，不必以人为断”。胡应麟以著者为例，对历代正史予以评判，提出“圣人之史”“贤人之史”“文人之史”“乱人之史”“小人之史”及“夷人之史”的观点。陈深《诸史品节·凡例》中言，“批评亦有三品”，即佳品、神品、妙品。明代史学批评实践为传统史学理论的凝练与升华提供了很好的试验场，使史学理论呈现出纷繁色彩。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之间的良性互动，明代学者批评他人著述及被他人所批评，这种学术自觉一定程度上也促进明代史著的繁荣发展，“不仅表现在史书编撰，更表现在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批判，表现在实学精神下对史学经世之旨的强调和对史学严肃性的坚持”。并且，“在这不断地自我批评和自我克服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史家和史著，把明代史学的发展逐步推向了高潮，为明清之际出现的史学高峰，奠定了思想和学术的基础”。 作者简介：朱志先，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