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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华西大学博物馆、比较文化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联合出版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记载了敦煌莫高窟106个石窟的940条题记，是最早对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的汇录。其作者是美术史家史岩。史岩（1904—1994），江苏宜兴人，毕业于上海大学，曾任职于金陵大学、敦煌艺术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之后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等职，著有《色彩学》《古画评三种考订》《中国雕塑史图录》等。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1943年至1948年之间，史岩致李小缘书信多封，涉及《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出版等情况，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学术动态有所帮助。 小缘先生有道： 《边疆论丛》文债定当献拙，兹决撰《阳关之游》一文，记党河石窟、寿昌废城、古铜滩及阳关遗址诸史迹，未知尊意若何？倘可，请将徐松《西域水道记》、王树枬《新疆山脉图志》以及其他有关图志移置所内，以便前来借阅，前请款事，承阁下大费苦心，无论成败，咸所铭感，对评议会诸公有无申述疏通必要，尚希斟酌，以抵于成，耑此祗颂道绥。小弟史岩再拜，（1945年）三月廿八日晨。 史岩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后受聘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3月，他从成都出发，5月到达敦煌，1944年5月由敦煌出发，8月回到成都。在此期间，对相关文物开展考察。信中提到的《阳关之游》发表于金陵大学主办的《边疆研究论丛》（即《边疆论丛》），题目为《阳关探访记》。 在史岩书信中，有一份研究计划书，未署时间，不过有李小缘“1945年8月21日”收到的标注。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外篇 计划：内篇为集录之部，外篇为考释之部，体例大致与中央研究院劳干著《居延海汉简》近似，然另具特色，决不盲从。考释以全部题识为范围，凡题识中所载姓氏、名号、讳谥、官爵、封号、称谓、年号、地名、寺名以及文字之别等等，题识之时代，阙文之推断，罗振玉诸家著论之纠正……均为研究对象，故不能毕举。内篇序文中凡例考后一节，作注说明。参考资料除历代有关文献及佛教经典外，尤注意当地出土之写本及石刻遗文，著者之其他调查记录——如壁画造像等记录，如不加以运用，党河石窟及安西万佛峡之记录，亦及之。有关画像之调查记录，为内篇未许容纳者，悉收载于此。考释之外，增补校订之文，亦列入本篇。 时间：研究时间愈长，内容亦愈充实。今暂定为二年完成，至速亦约一年半。 报酬：以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为标准，依每月三万五千元计算，仍照前例分二期付款。 附志：《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为著者对敦煌史迹之第一步工作，嗣后尚有重要论著陆续发表，又河西陇东佛教史迹亦经调查，如敦煌党河石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诸石窟群，亦将逐一作报告。 劳干（1907—2003），历史学家，湖南善化人，时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居延海汉简》应指《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出版于1944年。 缘公先生道席： 华翰暨彩陶景片均奉悉。复员事，教部尚无具体办法……《画像题识外篇》稿费之酌减，似应出自对方，今对方既无此意，似不必强人之难，实则弟之要求，依目前月得六七万之普通生活费以观此数，并不为高。校内图书馆以图片为多，书籍不值一观。就之后不能减少授课钟点，故已辞绝，仍由教务长兼充。今弟每周担任五小时科目，为中国画史、世界艺术史纲与艺术学凡论三门。此地汉阙崖墓，一俟秋凉当即踏访，闻画像大半已被人窃去，徐悲鸿兄得墓门一石。耑此奉复，恭颂秋安。弟史岩再拜。（1945年）十月一日。 此时，史岩任教于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信中提及《画像题识外篇》稿费问题。徐悲鸿（1895—1953），画家，江苏宜兴人，时任中央大学教授。 小缘先生道席： 台函拜悉，顷接蓉电悉，内子患病，入新医院已多日，需款甚急忙，仰烦转悉郑德坤先生预支《莫高窟群之编号问题》稿费五万元或其全数，就近送交省立艺专杨霖泉女士，或农学院宿舍小天竺街64号乾藩太太转交，以免由此汇款之烦，该稿不日杀青，当即呈教。汇刊撰稿事，绝无问题，改日详谈，弟心乱如麻，不赘。耑此奉恳，恭颂台绥。弟史岩拜启，（1945年）十月卅一日晚。 郑德坤（1907—2001），考古学家，福建厦门人，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此后，史岩、李小缘任教的学校忙于抗战胜利后回迁事务，两位先生之间书信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 缘公先生道席： 本月廿七日手教敬悉一是，承多所关注，至感至感。小弟《古画评》之校正，谨当遵奉阁下之规定期限（三月）完成之，俟贵处觅获《建康实录》后进行之可也，《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之考释，以尚未完成，故未决定出版机关，至代价若干，亦未尝加以考虑，若依去年之估价，为一百二十万元，则目前当十倍于此数，去年向郑德坤先生提出之价格，系依最低限度之薪给（每月五万，预计两年完成，故为百廿万元，目前最低之薪给为五十万元，正为去年之十倍，故当为一千二百万元矣），惟贵所有意收印，则以阁下历来之雅谊深情，自刻别论……敝校寒假为时甚暂，不便他游，阁下能于开春新绿遍野时枉驾西湖一游否？弟赁居孤山之阴，放鹤亭畔，林和靖、冯小青、苏曼殊之墓庐均在宅旁，红梅千株不日将开放矣。耑此奉覆，敬颂炉安，并贺新禧。弟史岩拜启，（1946年）十二月廿九日。 此时，史岩任教的艺术专科学校回迁至杭州，从此信可知，他忙于撰写《古画评三种考订》及《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缘公先生道席： 一月廿日赐书暨《古画评》稿三册，均已拜收无误。查此稿共缺参考书计《王氏书画苑》、《百川学海》、《砚北偶录（钞）》及《建康实录》等四种，前二种，弟处均有，后二书，弟尚须访求，浙江省立图书馆近在咫尺，惟该馆目前尚在整理编目中，以经费困难，职员寥寥数人，工作极缓，《实录》等书不敢云其必有，拟往接洽之，如无，当向书肆访求，下月初弟约赴沪购置各书，或能得之也。关于《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外编》一稿，承阁下厚爱，不胜感谢，兹将承询各节敬答如后：（一）此稿如好好做去，一年即可杀青，如有意外，则便稍稍迟缓。（二）题识原文之插入考评中一事，足见阁下之高识，惟此举是否影响前书之版权，实有深加考虑之必要。（三）报酬一事，前函已言明，弟与贵所前曾一度发生关系，阁下之深情厚谊，更令人永不能忘怀，自当酌减以表友谊，阁下可斟酌目下及将来之生活指数，定一数字告我，俾便决定较为妥当。现今物价之飞涨，出人意外，即以薪给而论，较去年此时亦提高十倍有奇，故此稿于一年之内完成，届时物价涨至若何程度，殊难意料，故在今日决定此稿报酬虽一千二百万元之巨数，至一年后视之，将成区区小数矣。弟非书贾，故不斤斤于报酬，早日决定出版处所，俾能安心撰述，亦所乐为。诸祈谅察体候裁夺，耑此奉复，祗请冬安。小弟史岩拜启，36（1947年）.1.25。徐、吕、刘诸先生致意。 “徐”指徐益棠（1896—1953），民族学家。“吕”指吕叔湘（1904—1998），语言学家。“刘”指刘铭恕（1911—2000），历史学家。三位先生当时均在金陵大学任教。 缘公先生道席： 九日台函昨晚拜悉，今晨寄出校样一束，谅可先此收到。《画像题识》印刷不佳，早在意料之中，幸此稿精华尚未公开，改编重印益觉必要。阁下先以直接函索，甚善，如无答复，则请专函方叔轩为盼，函中请附弟一笔，或用联名形式尤佳，渠之删除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出版之名义，是亦可知其为人矣。为人续撰文稿，因出于被动，最为费力，故弟颇不拟为此，且弟撰述计划颇多，刻正逐一以承实现，不欲为人作嫁，以乱神思……耑此奉覆，恭祝秋祺。第史岩拜启，（1947年）九月十二日。郑德坤处尚有题记拓片五纸，当初言明摄影后归还，迄今未见寄下，恨甚。 方叔轩（1893—1982），教育家，四川成都人，时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 缘公道席： 昨晚收到华大寄来《敦煌题识》五册，想尊处谅亦寄到矣。惟因包扎不固，复经水湿，仅得完好者两册，亦无一函之赐，该图书馆办事，诚难尽人意，一般营业性书局寄赠著作人图书率在四十册左右，贵所《学报》及《汇刊》等抽印论文，亦均照此通例赠书，而该图书馆仅寄五册，且经一再函索，而后掷下，否则置之不顾，此实足以证明其对于著者及介绍人含有轻视之意。弟决致函方叔轩有所表白，学术界不应如此办事……书到后尚未详阅，惟匆匆开卷一览，令人啼笑皆非，字迹恶劣，远逊原稿，笔画结构皆失原形，脱误复多……总之，此书经如此印刷，实在出丑，失却征引之功用，毫无价值可言。 弟今拟向方叔轩商请下列数事：一、按照出版界通例，赠书四拾册。二、拓片五纸未经印入，应请归还。三、缮写错误过多，暂借原稿以便校对。四、《莫高窟之沿革及其编号问题》一文应请发表，否则，请归还。上列数事可否施行，仰请指导。 此稿既蒙受如此之伤害，自应重印，以发挥其固有之价值，弟觉如由贵所精印最为相宜，与华大出版者作一对比，定有霄壤之别，况德坤又未履行金大研究所联合出版之诺言，且轻视著作人及介绍人如此，你我更应有所表示，故由贵所收印，实为一举两得，但望阁下积极筹划巨款以利进行，否则延搁过久，稿费印费复将增高数倍，非上策也。弟才菲学浅，虽不足取，然对于艺术方面颇拟努力，以祈有所贡献，写述计划颇多，搜集资料亦丰，特因未得优良之环境安心写作耳，故此稿如能助予相当之稿费，得来稿件均可源源让与，即如《新安画派》之续成，尔未识不可抽暇于助也……耑此顺请秋安。今晨挂号寄奉校样一批，收到后赐复。弟史岩启，（1947年）九月廿七日晚。 缘公先生道席： 十月十一日大函暨校样两批均先后收到，近以迁居纷扰数日，迟覆为歉。校样明后日当可寄奉，至希示覆为荷，《敦煌题识》决将集录与考释合编，由贵所印行，早为两方同意，稿费问题可量力而行，俟稿成后，再行决定亦无不可。教部已改派汪日章来长敝校，人员变动颇多，惟尚未闻有何种改进也。匆此奉覆，顺颂道绥。弟史岩手启，（1947年）十一月六日。题签与校样同时寄奉。 汪日章（1905—1992），美术家，浙江奉化人，1947—1949年任国立艺专校长。 史岩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初稿作于1943年，后得到华西大学资助，准备出版，他在1945年7月撰写序言，直到1947年2月正式出版。在此过程中，出现一些使其不快的情况，比如出版时删去原有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署名，原稿印刷中“笔画结构皆失原形，脱误复多”，以致“失却征引之功用，毫无价值可言”。此后学界的反应也印证了史岩的评价，《敦煌石室画像题识》面世后，夏鼐、劳干、容媛等学者均有书评发表，其中不无批评之词。对于凝结了自己多年心血的成果遭受如此待遇，史岩心绪难平，在信中有所抱怨，他有修订补充此书的计划，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如今，这些信中涉及的诸位先生均已作古，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看待诸位前辈之间这一误会。由于技术和经费的限制，早期的敦煌学资料很难全部采用摄影的方式出版，只能依靠抄写、临摹等方式。当时西部地区造纸和印刷水平不高，在印刷此类艺术作品时，难免出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加之其他原因，《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未能达到预期印刷效果，对于考古学家郑德坤来说，可能有自己的难处。在敦煌学研究中，由于对某些不清晰影印资料或模糊照片的不同理解，耗费研究者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引起研究者之间争论，实在是时代的遗憾。而今，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研究者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参与敦煌学研究，相关成果日益丰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敦煌学早期研究者在探索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努力。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