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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城市史研究的几次转型 当今学科意义上的“城市史”发端于“二战”后，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1888-1965)把城市融入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的“边疆学说”，认为城市才是理解、解释美利坚民族特性的核心，这一概念大大改变了研究者的视角，产生了广泛影响，是城市史研究成熟的一个标志(20)。美国历史学会则在1950年代成立了城市史小组，历史学家于1974年创办的专业期刊《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也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阵地(21)。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城市史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人类文明的看法，并赋予了新启示。如果把城市史研究的时间范围放宽到整个20世纪，可以发现这一过程中城市史研究发生了几次重要的变化。(22) (一)城市史研究的“传记转向” 现代城市传记是城市编年史传统的延续，但它是一种综合性的通史，以更全面、更广阔、更长时段的手段来审视、解释和理解某一城市的发展历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肇始于地方城市传记，地方史是某一特定地方社区、城市或农村的历史研究，是试图涵盖一个社区地方发展大多数方面的一种通史，这一原则仍为大多数城市史家所遵循。例如英国学者西蒙·蒙蒂菲奥里的《耶路撒冷三千年》(23)，在“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个宗教的圣地”的框架中讲述耶路撒冷的沧桑巨变，展现了在宗教、政治和族群三股力量拉扯下这座地方性城市走向全球的曲折历程。本书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推荐而引起市场关注，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一言以蔽之，对于现代城市传记来说，历史上的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城市是由何构成以及如何构成的。 (二)城市史研究的“社会转向” 从社会史的原始材料来看，任何事物都是社会史家磨坊中的谷物，从情书到人口登记表，从服饰到烹饪器具，从庙宇到彩绘珐琅(24)，加上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城市史就自然出现了。在美国史学界，社会史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了计量史学，研究者通过将档案数据化等方法开展精密研究，推动城市史研究的对象进一步多元化。领风气之先者如埃里克·兰帕德(Eric Lampard)，倡导建立城市“生态综合体”(Ecological Complex)，将人口、经济及其他物理要素进行量化研究。于是，大量的城市史著作开始关注工人、女性、移民和少数族裔这些“无名的美国人”，这些人成为社会历史学家们的中心话题。(25) 但与社会史的融合尤其是计量方法的采用，使得许多城市史学家担忧新的研究无法有效地整合城市中的“人”与“物”。罗伊·卢波夫(Roy Lubove)在与兰帕德围绕此一争议的论战中，呼吁用“城市建设”(City-Building)代替“城市化”(Urbanization)，因为前者不仅包括建筑、景观、技术、环境，而且包括背后的机制，而“城市化”则将态度、行为等主观因素排除在外。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研究引发了对传统范式的质疑，即城市史所关注的城市，究竟应当是作为场所(Site)的城市，还是作为进程(Process)的城市？尽管这一争议直至今天也未有定论，但却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史的发展，不仅研究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研究者也更加注意城市史作为史学分支领域的重要意义。 (三)城市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关注文化并非城市史的新现象，早在迪奥斯时代(H.J.Dyos，1921-1978)，城市史研究者已然意识到城市文化的学术价值，迪奥斯本人主编的两卷本《维多利亚城市的形象与现实》(26)就是探讨城市文化的名著。与此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影响下的城市史不再“正面”分析和揭示城市的文化维度，而是绕道“背面”，关注城市文化是如何被生产和被表达的。同时，新文化史对“大叙事”模式的冲击启示了历史解释的多重性，继社会史之后继续激发城市史学家们关注微观活动，一时之间，城市史著作呈现井喷状态。阿兰·科尔宾的《污秽与芬芳：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27)从嗅觉的角度探讨了香味与19世纪巴黎地下水道工程之间的关系，作为表象的气味不仅是一种文化想象，并且影响现实生活。与之类似，亚当·梅克在《感觉芝加哥》(28)中研究了气味、噪音等感觉在芝加哥不同阶层引起的反应。 (四)城市史研究的“全球转向” 历史研究的范式在几十年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解释、撰写和讲授历史的方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被称作全球史或新世界史。一方面，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既可以比较，也可以联接，从而书写一部全球性的城市史。人类文明从分散的地域性文明走向连接和整合，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全球化大叙事。在这种连接和整合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是贸易网络的结点、是知识与思想的生产和传播平台、是统治广袤区域的中心、是人员往来的枢纽，也是决策与控制的中枢。因此，全球史所重视的文明交往离不开城市的关键作用。反观城市，其发展从不限于自身的行政区划，而是组成了区域性、跨国性的城市网络。这一网络不仅是全球流动的基础平台，也成为全球史书写不可回避的核心内容。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29)可谓城市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典范，作者以安全、繁荣、神圣为纲，梳理了不同区域的城市的共同特性。 另一方面，城市在融入全球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地方性，在全球史所重视的“合”之外，注入了“分”的因素，为全球史增添了新色彩。因此，城市史的“全球转向”，也形成了建构本地与全球之连接的研究方法。通过不断地把城市带入全球并把全球放进城市，城市史的“全球转向”不仅使全球史有了更多关于城市的故事，也使得城市故事有了更多全球背景。 (五)城市史研究的“比较转向” 比较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塔西佗就经常使用。就当代学术界而言，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是最早推崇比较史学研究法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即使在毫无关联的社会之间也存在一种共通的历史(30)。20世纪上半叶，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为历史学家所普遍接受，出现了一系列经典著作，如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西里尔·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等。比较城市史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由萨德维尔-斯特拉斯和南希·卡克等人主编的《让城市走向全球：城市史的跨国转向》(31)收录了一系列城市跨国史的文章，涵盖从规划、贫民窟治理到住房建设等不同领域。即便是传统研究主题也开始切入城市，以求获得全新认识。例如安东尼·金的《平房：全球文化的生产》(32)，尝试从住房的角度观察19世纪的殖民主义，拓宽了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克里斯托弗·克莱梅克的《大西洋城市更新的崩溃：从纽约到柏林的战后城市化》(33)则比较了现代主义规划理念如何在战后的大西洋世界走向失败；空间研究更是与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脱离具体背景来探讨空间往往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近年来“无形”的城市空间逐渐进入城市史的研究视野。城市内部空间如市政厅、教堂、广场等空间的改造，背后体现着权力的意志；节日庆典、嘉年华、加冕仪式的程序和内容，蕴含着不同社群的诉求。在城市外部考察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也成为城市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学术研究呈现的是相对静态的状态，但一切学术研究都脱离不开时代的制约，城市史研究也是如此，伴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视角，贡献不同的知识产品，不过就其本质而言，城市史始终在时空框架下探究人与物、场所及其中的进程之间的关系，探寻这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创造城市传统的，又是如何再造城市传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