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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如何？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不同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通过与“六普”数据呈现的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状况进行比较，文章分析得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少数民族全部人口的总体水平，但各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状况差异较大；与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通婚圈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率的性别差异显著，女性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男性；提升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族际通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 键 词：流动人口/族际通婚/族内婚/少数民族人口 项目基金：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跨界民族人口统计分析与调查研究”(14CRK012)的资助。 作者简介：沈思，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简小琴，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徐世英，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教授。北京：100081 1 研究背景 族际通婚是指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联姻，是与族内婚对应的一种婚姻形式，又称跨族通婚、族际婚，族际通婚率被视为衡量族群关系质量和族际社会整合程度的一项关键指标。在当下中国社会，族际通婚状况体现了各民族密切交往和深层次融合的程度，也是我国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标志。 族际通婚程度取决于各民族人口杂居程度和民族关系和谐程度两个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状况，少数民族人口总体上分散在各省区，呈现大杂居形式，而在省区内部，多数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在一县、一州，呈现小聚居形式。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各民族间相互接触程度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人口从民族聚居区向中东部地区迁移流动，中东部地区的汉族人口因商贸等经济行为向民族地区城镇流动。双向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我国各民族人口地域分布发生变化，杂居比例大幅提高，各民族交往交流程度加强，族际通婚状况也随之产生新的变化。这种趋势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也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如何？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族际通婚状况上有何差别？不同民族的族际通婚现状有何差异？本文通过对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2 文献综述 在我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关于族际通婚的记录很多，如汉朝与匈奴和亲、唐朝与吐蕃和亲、清朝皇室与外藩首领和亲、清朝满汉通婚等。不同的朝代，政府对族际通婚的态度和政策不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民族团结，1950年中央批复民族通婚问题“风俗习惯教规不准与外族通婚时，说服男女双方尊重习俗，不要结婚”，但此后的婚姻法修订，主要体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原则，对族际通婚予以保护。 族际通婚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课题，很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相关文献很多，但多为定性研究成果，由于数据原因，定量研究成果较少。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首次公布了省级的民族混合户数据，可用于族际通婚研究。在之后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这方面的数据不断完善，人口学领域的族际通婚研究随之起步。目前族际通婚的定量分析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从宏观层面分析全国各民族的通婚水平和特征，此类研究主要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另一类是从微观层面分析某个地区或者某个民族的通婚特征，此类研究主要基于各地的婚姻档案或者调研数据。 在宏观层面，基于1990、2000和2010年3次人口普查数据，学者们研究了我国各民族的族际通婚状况及发展趋势。56个民族间的族际婚姻已相当普遍，每个民族都与众多民族通婚，但一般会与一个或几个民族相对更为频繁地发生通婚关系(李晓霞，2004a)。我国已经形成以汉族为中心，包括各民族的大通婚圈，同时还有东北、西北、南方3个次一级的地方民族通婚圈，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及各民族间团结友好的关系(李晓霞，2004b)。族际通婚率是反映各民族族际通婚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由于受到居住地域、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民族间的通婚率差别极大，有12个民族的族外婚比例高于其族内婚比例，其中有7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甚至高于70％，最高的是鄂伦春族，达到了88.63％，同时还有6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低于10％，最低的是维***，仅为0.53％(周靖，2017)。2000～2010年，族际通婚总人数有所上升，族际通婚率总体呈升高趋势，各少数民族族际婚姻性别比差异较大，女性梯级外嫁现象明显(刘中一、张莉，2015)。各民族的族际通婚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族际通婚及其变迁的因素较为复杂，从人口学视角看，民族人口规模变化及人口的地理分布直接影响着族际婚姻的变迁，教育水平、城镇化率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均有助于族际通婚率的提高(刘中一、张莉，2015；周靖，2017)。 在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中，18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引起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因为18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4.22％，所以他们的族际通婚状况基本可以代表我国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的总体状况。黄荣清(1995)基于“四普”数据，分析了这18个少数民族的通婚状况，主要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通婚的情况。菅志翔(2016)基于1990、2000和2010年3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归纳出了这18个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特点，并分析了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 在微观层面，高颖和张秀兰(2014)利用2004～2012年北京市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得出北京市近10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市少数民族间通婚的平均初婚年龄要高于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平均初婚年龄，族际通婚夫妇的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婚夫妇的平均学历水平，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李晓霞(2008)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各地民政局提供的婚姻登记数据，分析了***各民族间的族际通婚状况，研究指出，***的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呈现出上升态势，在***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那么民族间文化差异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关于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的研究较少，呈现出分散和个案化特点。张继焦(2011)在对我国蒙古族等6个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中的跨族婚姻进行调查研究时认为：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城市中民族人口的多元化，为少数民族的跨族婚姻提供了人口基础；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城市中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繁，为少数民族的跨族婚姻提供了社会基础。高颖和张秀兰(2014)分析了北京市的族际通婚状况，研究发现，近年来，人口的迁移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北京市少数民族族际通婚圈的扩大。贾学锋和钟海燕(2010)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促使裕固族族际通婚者的择偶途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关于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有研究成果均是微观层面的，以定性研究为主，目前还没有文献从人口学视角，宏观、定量地分析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状况。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提供了被访者及其配偶的民族身份，据此可以分析各民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的相关问题，并且能够与基于“六普”数据计算得到的各民族族际通婚状况进行比较分析。 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数据以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生产建设兵团为调查范围，以在访谈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样本总量为206000人，有效样本为205207人。 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汉族为189814人，占92.5％，少数民族为15393人，占7.5％。在已婚流动人口中，删除信息不全的样本，最终得到样本量为158055人，其中少数民族为11018人，占6.97％。 4 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人口流动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人口学及其他学科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充分研究。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一个特殊成效是增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华夏各民族在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以中华文化为纽带的具有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也是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举措。 族际通婚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层次体现。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定量判断我国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提供相关研究结论，可以丰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研究内容，为国家民族事务工作提供研究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