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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已故英国全球史学者克里斯托弗·贝利在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现代世界的重塑：1900—2015年》中指出，世界史和全球史学者无论从学术上还是道德上，固然应重视对全球社会网络的研究，但他们与研究区域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而非对立的。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携手向人们展示历史的多种形式。就这一点而言，民族国家历史与全球史显然不是截然对立和无法相容的，民族叙事应当在全球性话语中拥有一席之地。强调全球史中的民族叙事，并非要确立一种对抗的姿态，而是去重新思考全球史和民族国家历史在当下的意义；或者不如说，同时将“民族”和“全球”这样蕴含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概念语境化，认识到它们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而不应被限制在单一的时间和空间单元里。民族叙事的存在也表明，全球史只有重新“地方化”，融入各种地方脉络，融合各种地方话语，才能真正发挥其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潜能。正如萨克森迈尔所言：并不存在单一的全球化世界或全球史，人们必须从地方性视角理解全球史。所谓超越地方性历史的全球史将毫无意义，相反，全球史意味着从全新的视角研究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才有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与可能。 什么才是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于沛对此作了如下三点总结：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更加彻底地摒弃西方中心论；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并纳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于沛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尤其强调了全球史应当体现中国的价值观念和反映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研究全球史应该有我们的价值判断标准、有我们的历史观、有我们的价值观、有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种感情、有我们中华民族对历史现实的这样一种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对全球历史的认识建立在对全球现实认识的基础上。”于沛坦陈，全球史是最能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新史学，但前提是它只有“建立在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现实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基础上……才有历史感、才有时代感、才能够把历史感和时代感结合起来，才能够体现时代精神”。于沛的上述设想，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全球史学者的一种普遍期待和愿望，即创建一种兼具民族性、现实性和时代精神的全球史，使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史学潮流中。 然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种理论又来自何处？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但在面对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历史学家还是需要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史学方法或理论，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到目前为止，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还只是处在“构想”阶段，尚未达到可以启发具体研究的“理论”高度。而理论的缺席，不仅不利于构建这样一种全球史，也使得具体的研究更像是西方全球史的翻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只是在拿中国的历史套用西方的经验，存在着理论与事实之间的脱节。当然，理论的缺乏不仅是中国全球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史学所面临的问题。马克垚曾指出：“至今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我们亚、非、拉国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没有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西方的理论也有它的真理性，但是它们也只是从西方的情况出发来看世界的，也会有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理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实现不了这种超越。”同样，章开沅在反思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时也强调：“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国际学术界边缘化，特别是近现代史，被视为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形成中国风格。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 历史撰述中理论的缺失，表面上看是一个现实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历史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与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为了重塑中国的历史性和国民性而主动选择西方理论、放弃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有着密切联系。晚清以来，对中国史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两种西方理论当数科学主义和进化论，它们成为中国历史学家建构新史学或现代史学的基本内核。梁启超曾指出，缺乏科学精神和客观的研究态度，正是中国史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王国维也多次强调史学和科学的关系，指出科学知识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他尤其认为中国史学的尚古之风，乃是缺乏科学知识所致：“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因此，许冠三在论及近代中国史学的总体特征时指出：“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异，且与时俱变。”至于进化论，则更是颠覆了中国历史学家的传统观念，导致他们的历史认识论发生了剧烈变化。一个明显例子是，对历史上人和事的评判，不再以道德亦即具体的善恶和人文关怀为标准，而是看人和事能否顺应进化之大势。章太炎就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再是基于道德主义的赞扬或批评，而是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的未来发展：“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夏曾佑说得更为直接：“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正是在接受并认可这些从西方历史经验中归纳而来的“公例”、“公理”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不再具有特殊性，转而认同西方历史的普遍性，甚至西方理论的普遍价值。 如果说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家以“新史学”之名揭开了用西方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序幕的话，那么及至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后，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国际化便被再次提上日程。这一时期，诸如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年鉴派史学、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全球史等西方理论和史学方法论被大量引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领域，甚至撰述风格。客观而言，西方理论的持续引入确实推动了中国史学的更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史学日益陷入一种理论缺失的困境。其结果很可能是，中国的史学研究要么是用中国的史料阐发西方的理论，要么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不过，正如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比发达国家更有优势一样，中国作为理论生产的后发国家，或许比西方国家更有在理论上作出突破的意愿。当然，理论的突破最终必须落实到史学实践上。在尚未建构一种成熟的理论之前，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不失为一个恰当而明智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史学实践，不断更新和发展当前和未来的史学研究，新的理论才有可能出现。诚如马克垚倡导的：“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应当重新研究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历史，也研究世界的历史，并按照自己的认识、参照世界上已有的史学理论成果，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在进行中国的全球史实践时，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是单纯地突出中国在全球史中的重要性，也不是在全球史中多增加中国的内容，而是在坚持不同国家、地区、文明之间联系与互动的基础上，强调一种去中心的全球史。去中心并不是否认某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处于全球中心位置这一事实。比如，一部19世纪的全球史就不得不对欧洲有所偏重，但这“绝非出自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而是由欧洲在19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去中心强调的是这些中心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地位并非孤立地形成，而是全球互动的结果。以工业化率先在西欧的兴起这一事件为例，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述将之视为“欧洲奇迹”或欧洲最终超越亚洲的标志，但最近的两部以棉花为主题的全球史著作认为，工业革命之前在中国和印度业已兴盛的棉纺织业和高度发达的棉纺织技术传入英国，才是英国棉纺织业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根基，同时也是推动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些新的研究表明，某些被认为是导致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历史现象并不是西方世界单独取得的成就，而是长期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共同参与其中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去中心还意味着在全球史撰述中，对任何一种中心主义叙事的摒弃，即不能只以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来解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与现实。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人们在抨击某种中心主义时，往往又不自觉地跳入另外一种中心主义之中。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可能会成为制约全球史研究的一个瓶颈。以梅天穆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为例，作者为了挑战传统欧洲和亚洲历史撰述中关于蒙古征服血腥、残忍、野蛮的“定论”，提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的概念“成吉思大交换”（Chinggis Exchange），即在所谓“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时期，蒙古人在贸易、战争方式、行政管理、宗教、疾病、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给世界带来的深远且基本上都是积极的影响。而经过“成吉思大交换”打造后的世界，已经与此前截然不同。然而，梅天穆在跳出以往以欧洲或亚洲为中心的视角书写蒙古帝国史的框架的同时，却淡化和忽视了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各文明，尤其是对阿拉伯文明、突厥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破坏，从而陷入另外一种以“蒙古”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之中。 考虑到目前尚未建立一种描述人类全球性过去的理论，中国学者在进行全球史实践时，可能并不必然一开始就从全球入手。相反，中国的历史学家应当首先着眼于本国的历史，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对于世界和全球的新认识。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首先，要看到“中国”——不论是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错融汇之中。比如，杨斌注意到，云南在成为中国一个省份的过程中，并不只是被动地被吸纳到多元一体的文化和政治格局之中，而是对“中国”这个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两代，大量汉民移入云南，给当地带来了巨大影响，但不少汉族移民也接受并认同了当地的文化与习俗。因此，云南土著的汉化与汉族移民的本地化（indigenization）是同时进行的。两种力量相互交织的结果是产生出一种新的混合社会（hybrid society），它一方面产生了一种新的关于“云南人”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核更加丰富和多样。温春来在对贵州西北部的研究中也发现，这一地区在被整合进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架构之前，当地的彝族人已经建立并维持着一个历史久远且别具特色的类似于国家的政权组织。所以，新秩序在这一地区的确立同样不能遵循“征服—接受”的模式。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贵州西北推广与表达的历史，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许多惯习、文化观念和历史意识在王朝的意识形态中逐步获得“正统性”的过程。这样，在彝汉两种不同制度和传统的互动与协商中，贵州西北完成了从化外之“异域”到中国之“旧疆”的转变。从两部著作所论述的“中央”与“地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中国”这一概念的变化与延伸。这种在历史脉络中对“中国”的动态理解，将有助于人们打破某种僵化的思维模式，认识到“中国”是由多种文化和多个“地方”长期交错融合而形成的。如此，历史学家才能摆脱关于本国或本民族历史的固有观念，以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将中国放入全球视野中，进而审视和平衡中国史与全球史的关系，这将是构建一种开放而非封闭的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基础。 其次，将中国置于跨国或全球语境中加以审视，认识到当今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中国的政治疆域辽阔，文化空间宽广，周边不仅有众多国家，更有不同的文明。长期以来，中国正是在与这些国家和文明的互动和比照中形成了自我认知。不过，这种认知显然来自一种主位视角，缺乏一种局外人的客位视角。近代以来，在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夹击下，传统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主位视角似乎不足以解释其中的原因，客位视角因而变得不可或缺。客位视角主张用外在于中国的“他者”眼光由外及内地审视中国，它能够提供一种类似于人类学的“远距离经验”（experience-distant），动摇主体自身固有的文化成见，进而使其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内重新认识和反思自我。奥斯特哈默在论及当前德国全球史的发展状况时指出，德国的全球史之所以发展迅速且自成特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批有着研究外国史背景的中青年学者参与其中。与那些只研究德国史的学者相比，这些学者因持有一种局外人的眼光，而更容易克服主位视角的局限，拓宽研究视野，成为全球史的实践者和支持者。因此，跳出中国，以一种异域之眼反观中国，进而在一种跨国和跨文化的语境中重建中国对于自身的认知，这种新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 结语 在一篇对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性文章中，几位作者对21世纪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作出如下展望：“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梳理承继中国史学的优秀成果，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会通的大潮中，形成为富于开放的，既有共同话语又有中国特征的中国学派，才能为世界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诚如几位作者所言，只有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中国的全球史撰述才能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全球史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梳理，使之在保有既往的民族国家历史框架的同时，积极向一个跨国的和全球的语境开放，最终产生一种经过重新空间化的民族叙事，它将成为联系中国民族性过去和全球性当下的纽带。这种新的民族叙事虽然保留了本民族过往的经验和愿望，但并不意味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因为其得以存在的空间基础——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最终会消融民族主义话语线性的时间意识，而正是从这种线性的时间意识中，滋生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意识。 在全球叙事的黄金时代，民族叙事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尤其是在提供一种正向的民族聚合力、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依然发挥着解放的潜能。不过，当下的民族叙事不是要强调民族国家历史的优越性，而是通过展现地方经验的价值，平衡民族国家历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丰富对于全球史的多元理解。同样，当下的民族叙事也不再只是一种对于仇恨、创伤和冲突的记忆，它将因为体现和表达了基于差异和多样性的诉求，而成为达成平等、尊重和共识的重要介质。只有在平等和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才能够真正认识到，全球史的普遍价值在于对长期以来支配着历史研究模式的那些空间概念的超越。 由此，经由民族叙事所带来的特殊性，历史学家可以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实现全球史的普遍性。历史学家有理由认为，不论全球史采用何种表现方式，也不论全球史采取何种立场，其基本的出发点是探求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里，引用和分享刘新成的观点将很有意义：“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