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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提出了“民族互嵌型社区”这一民族理论新概念，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互嵌型社区是促进各民族“三交”实践的重要场域和平台。近几年，很多学者从互嵌型社区与民族“三交”的内在联系、相近地区各民族“三交”的实践经验展开研究，尤其关注文化扶贫中的实际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交往交流。 （一） 互嵌型社区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关于民族互嵌型社区，杨飞定义为：由两个以上(包括两个) 民族共同居住并形成空间相错的同一区域内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中的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成员之间形成自由交往交流并相互包容的关系。这一定义将民族互嵌型社区建构在共同体的框架里，明确了处于民族互嵌的同一区域、不同民族身份的成员在交往交流中彼此应该有包容的良好关系。也说明互嵌型社区在各民族“三交”实践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为更广泛地开展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活动提供了实践空间。同时学者们也从不同层面阐述了各民族“三交”与互嵌型社区的互动关系。其中郝亚明从逻辑和功能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结果。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将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概括为“形式论”“条件论”“功能论”三种论点。可以看出，民族“三交”与民族互嵌具有同一性，是互为形式和条件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实践形式和推进条件，理清关系，将有助于践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互嵌的社区延伸了各民族“三交”的实践空间和实体场域，民族互嵌既是增进各民族“三交”的实践形式，又是搭建民族“三交”与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紧密联系的桥梁，拓宽了互嵌社区各民族“三交”实践内容，在理论上具有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二） 相近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相近地区在文中主要指的是民族自治地区及边疆边境地区，它们有相近的社会、地理环境或较多民族成分，是文化交汇地，也是国家安全治理的一些重点区域。已有研究成果中，相近地区各民族“三交”实践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袁丽红分析认为，南岭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历史上不断有中原汉人和瑶人迁入，成为汉族与瑶族杂居地区，平地瑶和汉族以通婚、结拜、认契拟制亲属关系等交往，他们在生产、生活互助及商贸往来、经济技术合作中促进了民族交流，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上深化了民族文化交融，已形成彼此不能分离的密切关系，是岭南走廊较有特色的民族“三交”实践经验。宋博瀚、王文力指出旅游文化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间存在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内在逻辑，同时认为现代旅游业的跨文化交流成为西藏民族“三交”的实践形式之一。张文龙、王建华认为，要促进新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就要深刻把握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心理等差异仍然是影响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更深远、更持久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是影响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原因；“三股势力”是破坏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毒瘤。当前新疆民族团结一家亲、访惠聚等活动实践成效非常显著，目前是新疆地区各民族“三交”实践的具体形式，各地不同民族干部轮番下基层结对帮扶，与当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不同程度增进了各民族“三交”。尹未仙分析了云南的实践经验，认为云南因具有“地势梯级”和“山区—坝区”的特殊地理结构，客观上形成了云南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这种分布特点既让生产生活于其间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依存，文化因此呈现多样性，也使每一民族都能保持自身存在而不易被其他民族同化。比较而言，相近地区民族散杂居地带文化多样性更利于促进各民族“三交”，相近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民族特色成为较明显的影响因素。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都有自身的民族特色，新疆和西藏又是少数民族自治区，而云南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对这些边疆地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民族问题就格外值得重视，需加强这些地区民族“三交”实践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边疆治理水平。此外，各民族“三交”的实践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些边疆地区，可以研究“走廊型”等新型场域中的民族交往交流实践。除了南岭走廊，还可以对我国藏彝走廊、河西走廊、苗疆走廊、武陵走廊和辽西走廊中各民族的“三交”实践进行研究，可以更大程度上创新和拓宽各民族“三交”实践的研究领域和视野。 （三） 文化扶贫中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多民族杂居地区脱贫进程中的“阻滞”现象与民族关系密切，在民族互嵌社区文化扶贫实践中更应加强民族“三交”，才能促进多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发展。归根到底，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郭儒鹏、王建华及罗兴奇分析认为，民族地区不仅形成了特征鲜明的文化，并且因长期封闭的原因，更完整的保持着自身特有的文化，至今对当地人日常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与贫困治理中的一些逻辑理念形成了张力，使文化互动成为有效“互嵌”的关键性内核。方清云认为，在文化扶贫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贫困文化中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子加以抛弃或改造；对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因子，大力倡导和弘扬，做到“有破有立，破立结合。张立辉、张友指出，民族村寨旅游与民族特色文化融合不紧密。李军、向轼及李军明指出，任何文化系统对自然和社会要有双重适应。李忠斌、单铁成分析认为，“特色村寨文化扶贫”这一提法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特色村寨；二是民族文化；三是扶贫脱贫。这三个层面都不可或缺，特色村寨是文化扶贫的场域空间，民族文化是扶贫的价值资本、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扶贫脱贫以开发民族文化为目的。也就是说，文化的过度封闭仍然是贫困治理的最大障碍，民族特色村寨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度依然不够充分，要使民族文化真正为多民族地方扶贫作出贡献，还须对民族文化进行挖掘与整合，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交融环境，使民族文化真正助力民族互嵌社区、特色村寨精准扶贫。此外，宋建峰、李保林分析认为，由于直过民族社会的封闭性相对普遍，文化教育水平相对低，可持续发展的内力不足，致使社会高速经济增长下的深度贫困现象在“直过”民族村寨尤为严峻。许宪隆、陈锦均指出，直过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精准扶贫中的重点与难点。而“过半县”虽然数量不多，但作为我国介于自治与非自治之间的民族分布特殊形态，不仅给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出了特殊政策的思考，也为民族研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空间。 综上来看，民族互嵌社区文化扶贫需要从社会显性、隐性的现实问题入手，将研究重心下沉到乡村社会，如特色村寨、民族村寨、过半县等民族地区，应探索这些民族互嵌型社区“三交”与文化扶贫实践；还需下沉到直过、人口较少等贫困民族，研究这些民族群体和个体在日常交往交流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使互嵌社区和民族加快发展。尤其直过、人口较少民族多位于边疆边境地区，特点是人少、地贫、处于弱势，自然、社会环境闭塞、生存条件差，这些地带的民族关系又因边境安全而格外重要，稳定脱贫有利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认同及国家安全。对于文化扶贫背景下的民族互嵌社区、特色村寨、贫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交融研究已引起较多关注。 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的创新研究 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体现的是社区的文化建设和功能，旨在促进社区民族平等的文化交往交流，同时也有利于营造各民族“三交”文化软环境，形成互嵌民族“三个离不开”社会文化风尚。当下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民族互嵌型社区，也有学者们对互嵌型社区文化环境、管理理念、“三交”平台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探讨。 （一） 优化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文化环境 杨鹍飞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是要促进各民族平等的文化交流、相互学习对方先进优秀的民族文化，而不是具有某种优势 （人口优势、地缘优势等） 的民族强迫另一民族接受。许宪 隆、陈锦均从散杂居民族共生互补的角度，提出了构建嵌入式多民族社区建设，主要是指以社区作为依托，多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一种新的居住模式。这种居住模式强调各民族之间优势互补、相互借鉴；各民族之间互为依存、互补共赢；各民族之间有竞争与冲突，要在竞争中产生新的、创造性的互补性合作关系，这是共生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单元都不可能达到的一种高水平关系；各民族只有在尊重其他参与方(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 的基础上，才能扩大共享领域，才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和谐共存。李静、于晋海认为民族互嵌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微观层面进行的路径探索，其中，区位优势是互嵌式社区形成的历史基础；经济交往是互嵌式社区形成的现实基础；团结和谐是民族互嵌居住格局的社会基础；文化共享是互嵌社区各民族的精神家园，各民族文化互嵌能够保证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龙金菊认为开放、包容、文明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环境有利于稳定的民族心态秩序的形成，而稳定的民族心态秩序则有利于民族互嵌型社区环境的文明构建。并且，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高度的内在契合，形成合力以促进团结进步的民族关系。客观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尤其探索更加优化的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和文化环境模式，不是单一依靠行政力量去推动，也不是单一依靠政策支持，还要调动社区和民族成员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各民族“三交”文化氛围，才能优化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促进持久稳定的民族大团结。 （二） 创新民族互嵌型社区管理理念 中南民族大学散杂居民族研究学术团队提出了“共生互补”理念，这一理念具有协同各民族“三交”理念深入发展的现实意义。沈再新和许宪隆认为，“共生互补”理念是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的实践理念，应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倡导各民族“共生互补”，才能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以往研究中学者们纷纷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民族关系发展的学术角度，探讨了“共生互补”理念的基本内涵，不仅对该理念内涵作了进一步界定和阐述，而且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其内在形成机理，如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与各民族的共生互补——兼论“第二代民族政策”》《从族际接触、多元一体到共生互补——对湖南桑植白族“连理会”文本的解读》《新时代散杂居民族研究的新靶向》 等。李静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心理机制研究》 一文中借鉴“共生互补”理念构建了各民族“三交”的心理机制理论模型，袁年兴、许宪隆分析了“共生互补”理念的基本内涵，从共生力、共生资源和共生空间变量指标对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及政治融入情况进行实证，提出互嵌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在管理实践上也需构建相应的服务政策。总体而言，“共生互补”理念依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仅是构建散杂居多民族和谐社会的实践理念，又是从实践层面提供深入研究的理论视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为完善各民族“三交”政策和民族工作协调管理机制指明了方向。目前民族互嵌型社区管理制度还在完善，需要先进管理理念的支撑，才能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提供组织保障。“共生互补”理念对于民族互嵌型社区管理工作与民族“三交”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建设乡村社会交往交流交融平台 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公共活动旨在为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乃至交融营造环境，提供场域、平台，这是时代发展对民族工作的具体要求。袁淑玉、王震等认为，从当前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经验来看，社区文化广场、公共活动室、图书馆、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为居民的交往交流、意见表达提供了平台。陈纪、朱珊认为，应着重从民族间互动、资源支持、城市认同三个方面来构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由于各民族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不少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正在成为各民族“三交”新平台。张立辉等提出可利用网络空间中的一个互联网终端，与多民族对话，实现民族互动，形成新场域。上述研究主要针对城市社区。但是已有研究缺乏对乡村社会的普遍关注，建设乡村社会“三交”平台也应该被关注，应加强乡村社会各民族“三交”的公共活动场域和公共空间平台研究，如民族互嵌型乡村社会“三交”公共活动场域、网络空间交往交流平台如何建设，因为乡村社会有其多元性的文化传统，民族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尊重、理解、吸收文化的差异性很大，在乡村社会拓展“三交”平台有利于彼此互信合作，有利于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和和谐发展。 四、研究展望与思考 纵观十年来各民族“三交”研究，国内各民族“三交”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但是，在当前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和边疆社会建设亟待加强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各民族“三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还需向高层次或纵深领域拓展，大多数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社区、边疆地区、民族自治地区或散杂集中聚居区，研究领域和覆盖面不充分。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大团结、和谐民族关系、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叙事层面，从理论和实践上相互关联度的创新研究稍显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要立足于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和现实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各民族“三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方法，挖掘各民族“三交”理念的价值。 （一） 进一步探究研究对象内涵，正确把握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向 国内对于民族“三交”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的概念、特征和关系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研究者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涵化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社会交往理论对各民族“三交”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探究，但是从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关系上如何辩证统一地看待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还需进一步探讨，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进行创新性分析，学科体系下的理论研究、不同侧重的视角研究还有突破的空间。尤其从既往历史过程的视角、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文化理论视角进一步探究，有助于分析各民族“三交”的多样性特征和处理现实关切问题，进一步正确把握民族“三交”的理论蕴涵、实践意义和发展方向。 （二） 研究方法上还应借鉴多学科的研究工具和手段，需加强实证研究 由于民族学是中国化的学科，又具有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上主要沿用了田野调查方法，注重经验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叙述，在研究方法上还需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工具和手段，比如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生态学、统计学等方法及网络大数据分析法等，还需重视科学思维的融入和实证方法应用，实证方法在各民族“三交”研究方向上还存在诸多拓展的空间。我们认为可以借助文化生态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内外环境变量的实证研究，因为人类本身就是在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中不断改变周围环境，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对于研究乡村偏远基层散杂居民族关系具有方法论操作层面上的指导意义。 （三） 研究内容的世界价值正在凸显，将在不同的空间领域发挥作用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其目标依然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不是“一体化的中华民族”，也不是“多元化的中华民族”，只能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三交”理念价值就在于包容性强，凝聚力大，将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中，在不同的重要领域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助于促进民族互嵌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互嵌民族的文明进步，也将使各民族成员对“五个”认同意识不断增强，形成求同存异、寻求合作、共生共荣的有利局面。各民族“三交”理念对我国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