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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污染”观念与知识结构的调整 长期以来，许多人简单地把环境污染当作“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然而重新观察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我们发现当时英国的城市环境污染大多是前现代化的知识造成的!换句话说，面对工业化的诸多新事物，缺乏与之匹配的近现代科学知识才是造成污染及其后果的主要原因。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现代人对“污染”“肮脏”的认知与知识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彼得·索尔谢姆直言，英国“是发明现代污染观念的地方”。“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空气污染观念不仅是由关于空气中每种特定物质的数量的知识构建的，也是人们理解自然、技术和社会的方式构建的。”煤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燃料，英国的煤炭消费及其产生的烟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22)18世纪初煤炭在英国总能源消耗中占到一半比例，而到了19世纪中叶，煤已占英国能源消耗总数的90％以上。(23)随着焦炭冶铁法等新技术的推广，机械动力的蒸汽化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煤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成为“英国工业技术转变的关键性燃料”。在现代人看来，“煤烟”成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主要污染源之一(见图1)。(24)然而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大部分人似乎并不认为煤烟是一种“污染物”，甚至认为它是有益的物质：艺术家们就曾纷纷以极具特色的伦敦烟雾为对象创作，赞扬它的美丽。如印象派大师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就曾极其抒情地赞美伦敦烟雾：“我热爱伦敦胜过热爱英国的乡村，而我最爱的则是伦敦的雾。没有了雾，伦敦就不会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其实有相当一段时间，在当时人的观念里，瘴气(miasma，一种被认为腐烂生物产生的气体)才是“污染物”，是致病之源，因此，沼泽、丛林、墓地、污水坑、下水道就被认为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相反，直到19世纪末英国很多人都认为煤烟是很有价值的解药，烟中的硫黄和碳是强效消毒剂，可以对抗瘴气，为空气消毒。(25)  图1 美国学者研究显示，1851～1860年，煤炭的大量使用与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人口死亡率有较强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W.Walker Hanlon,Pollution and Mortality in the 19th Century,UCLA and NBER,2015，网址http://www.doc88.com/p-1116987737009.html。 艺术家的视角带有较多的想象与浪漫成分，那么具有一定专业健康知识的医生和政界人士的观点，则能代表性地体现当时英国人对烟雾的看法。1848年，外科医生约翰·阿特金森(John Atkinsin)就建议肺结核病人应该吸入煤烟或其他化学物质，用以遏制病情发展；(26)1881年，伦敦市市长声称，在大工厂的烟囱竖起来后，原来在泰晤士河湿地盛行的疟疾，就不再侵袭生活在周边的居民了。(27)较为权威的医生和政府官员的表态尚且如此，可见这种“煤烟有益健康”的观念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另外，19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大多数观察家都将城市中由煤烟产生的雾当作沼泽瘴气产生的“雾”，用这种理由指责城市的雾“有害健康”“毒化空气”。一位作家评论道，雾是为了警告人们不可见的有毒气体的存在。(28)医学教授爱德华·H.格林豪(Edward H.Greenhow)也认为，由于湿气和阴暗，一场较大的流感传染病已经在伦敦传播。(29)可见，“煤烟”这一新生事物至少在当时人的知识分类结构中尚不明确，或属于不符合近现代科学体系的分类。 然而，到19世纪中晚期，“煤烟有益健康”的主流观念开始改变。(30)这是和现代生物学、化学、医学体系的建立、传播分不开的。这一时期，随着1865年凯库勒苯环模型得到公认，近代化学的结构理论从此确立，人们对燃烧等化学现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施莱登(Schleiden)、施旺(Schwann)和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等人一起构建出细胞学说等现代生物学的基础；尤其在医学方面，尽管与致病细菌起源相关的概念由来已久，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约翰·斯诺(John Snow)等人对此做出重大贡献，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微生物学才成为一门科学。1840年，解剖学教授雅各布·亨利(Jacob Henle)发表了《关于瘴疫和传染》一书，更新了人们对瘴气污染的认知。他认为“从来没有人可用科学仪器证实瘴气的存在，它不过是人们穷于解释疾病的原因而无以名之的‘假想物’”。(31)“瘴气理论”逐渐被人们抛弃。在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后，医生也开始将一系列健康危害归咎于烟，其中包括呼吸系统疾病、佝偻病、精力衰退，甚至还包括“种族退化”。(32)瘴气等旧有知识体系的消失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公共卫生的看法和政策，也消除了为煤烟辩护的一个主要理由。 人们逐渐明确了“煤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并明显地表现为开始通过严格立法、调整城市规划、改善相关技术等方式清除煤烟、改善环境。1872年，英国人罗伯特·安古斯·史密斯首次创造“酸雨”(acid rain)一词，(33)用以描述受“煤烟”严重危害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和周围地区受污染的空气。他注意到，当地的酸性空气损害了植物，腐蚀了金属制品，并使建筑物脱色。同时，19世纪还有一些科学家已经认识到“温室效应”及其危害，后来的科学研究证明“温室效应”与以煤为代表的化石燃料的使用有密切关联。为治理“煤烟污染”，加强立法或限制燃料的使用是19世纪英国政府的主要措施：1843年，英国议会讨论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法案，然而效果不佳；1863年，议会又通过了世界上首个《碱业法》(Alkali Works Act)，要求制碱行业抑制95％的“令人讨厌的”排放物，以控制路布兰制碱工艺所产生的“毒气”。(34)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已经明白煤烟是一种污染，并且污染是一种需要受到政府管制的实体：1956年英国政府出台了专门用来保护空气质量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便是这类知识结构现代化完成的标志。其实，我国研究者很早便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然而他们仅仅将这种立法措施视作当时“人们对污染机理认识不清，技术上的开发很少”的必然选择，(35)忽视了这些措施背后体现出的积极趋势，即当时英国人逐渐对煤烟等空气污染成因有了越来越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认识。 这个趋势另一较为明显的表现便是，19世纪英国用来描述今天所称的“烟雾”词汇的演变。这种词汇的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们对煤烟危害认识的进程：从最常用的雾(fog)、烟(smoke)等中性的较为客观的描述，到烟雾(smoke fog)、雾霾(smoke-haze)、漫天烟雾(smoke pall)、有害或难闻气体(noxious/offensive vapours)、豌豆汤(pea-soup)等等带有厌恶色彩的形容大雾“肮脏”的描述，再到20世纪的“烟雾”(smog)，最后到“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这个科学术语和概念，它凭借着大量经验总结与现代化学、城市建设科学的产生最终确定下来。(36)总体上看，当时英国人对煤烟的态度，是一个从“有益”“讨厌而无害”，再到“危险而恐惧”，最终“直面、研究并解决”的过程；从认知层面上说，这个过程纠正了仅根据亲身体验去判断的旧有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打破了“瘴气”等旧有知识体系，并针对煤烟的特点，先将“煤烟”从“有益的”归为“有害的”，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将其归入新的科学分类结构中。从这一角度观察，19世纪英国煤烟污染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部人们对煤烟从不认识到认识，从无法归类、错误归类，到最终将其融入化学、生物、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历史。  图2 美国研究者运用现代科学模型显示，19世纪后半期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死亡率逐渐下降，致死疾病包括霍乱、天花、百日咳等多种传染病 资料来源：W.Walker Hanlon,Pollution and Mortality in the 19th Century,UCLA and NBER,2015，网址http://www.doc88.com/p-1116987737009.html。 其实，知识结构科学化这条主线也体现在人们对其他种类“污染”的认知方面。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由于使用水力机”，主要机械动力是水力，英国第一批近代工厂开办在水源充足的河边。(37)由于缺乏工业废料对人体危害的认识，工业废水直接排放进河道，水污染逐渐显现。恩格斯对此这样描述道：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梅德洛克河)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它途经“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38)缺乏相关知识导致当发现河流严重污染时为时已晚，19世纪伦敦水体污染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霍乱蔓延。在19世纪30～40年代，霍乱在英国多次肆虐；仅1831年的一场霍乱，就在431个城市夺走了3万多条生命。(39)为防治霍乱，一开始，有人使用通常用作泻药的大剂量甘汞或水银合剂，甚至蓖麻油；另一些人建议使用砒霜、大黄、鸦片，甚至羊肉汤；还有些人使用电击疗法或用烧红的熨头燎烫身体部位，但这些办法都一味套用旧有知识结构，结果证明无济于事。1849年的一份议会文件指出“每一种传染病，尤其是霍乱，最主要的传染原因是潮湿、污秽以及食物腐烂。总之，这些使得空气污浊”，(40)这说明人们已意识到霍乱是一种传染病，然而他们却在“传播载体”与“传染源”等方面做出了在今天看来完全错误的论断。这一年，麻醉医师约翰·斯诺(1813～1858)发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文，认为霍乱是经过食道传染，病人的粪便中带有病菌，这种病菌一旦进入饮水源被他人饮用，就自然传染给了他人。随着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钟情于方便的自来水，但对从被细菌污染的管道取水染病而不自知。1854年，斯诺又通过实地抽样取证、地图标示等较为科学的理论和实验终于使人们认识到霍乱的根源是水污染。随着19世纪末现代细菌理论逐渐建立，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等细菌学家终于发现并分离出包括霍乱弧菌在内的多种致病菌，(41)此后的卫生改革采用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基本上排除了霍乱在发达工业化地区流行的可能。与霍乱等疾病的斗争深化了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在科学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人们采取多种方法，逐步控制住了传染病。 道格拉斯认为，关于“污染”的观念由“讲究卫生和尊重传统”两方面构成。知识与认知结构事关“何为卫生”，即“何为污染”，这是一种内在于观念结构的力量。(42)霍乱大规模肆虐的背景是快速的城市化和人口集中化，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认知；然而，人们对待霍乱与对待煤烟污染的认识方向都指向了现代科学结构，这也是以往环境史学者忽视的一点。科学革命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除了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它还完全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知识结构，使其成为“现代人”；(43)正是因为只看到表面上资本主义城市化、工业化带来了环境恶果，科学技术才因拥有负面作用而饱受诟病——难道在这里科学技术知识真的是环境污染的“元凶”吗？经过以上对环境“污染、肮脏”等观念的梳理，我们发现，其实是旧有的、传统的知识结构导致人们最初将“污染物”归于“无害”一类，乃至做出完全错误的反应，付出巨大代价；也正是利用现代化带来的科学知识，19世纪的英国人最终将真正的污染物归类到“危险、有害”一类，并在现代科学知识结构下施以良策，才逐渐缓解了污染之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