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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污染”观念体现的社会分类结构 向着现代科学的方向调整认知结构只是19世纪英国环境污染局面得以好转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不容易被察觉的层面则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彼得·索尔谢姆看到了“污染”定义的变化有社会建构的参与，也注意到污染总与贫民伴随，这种状况与自然、社会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却止于进一步分析当时各类表现背后的原因。(44)从上述对于煤烟和霍乱的考察来看，“污染”与贫穷、过分拥挤、落后的卫生条件以及缺乏医疗照顾等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巴斯德、科赫等人在微生物学等学科上的工作使人们开始关注公共和私人卫生改革，从而将污染的成因转为资本主义、种族主义、道德教育等社会经济根源。(45)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环境史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认为造成工人们“非人状况”的原因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后，“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他们被工厂主剥夺了一切“用来保持自身清洁的东西”，“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患慢性病的很多”。“因为自来水管只有有钱才能安装”，很多人由于无法处理，被迫把垃圾、污水等脏东西倒在街上。于是他把造成“污染”的原因归于资产阶级，“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因为“对资产者来说”，“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恩格斯直指：“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英国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危害“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可是一点不设法改善这种状况”。(46)这不是恩格斯一个人所见。1880年，罗洛·罗素直接把英国的空气污染和阶级冲突联系起来；1881年，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预言如果英国政府无所作为，将来只会发现英国“只为其上层阶级过上豪奢生活而存在，而穷人却在不幸生活中死去”。(47)按照道格拉斯的观点，这些所谓的“下等阶级”是有意地被排除在正常社会秩序的“分类体系”之外的。 详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后，我们的确发现，“下等阶级”在生活环境上被“污染”，与在道德上的“不洁”和社会地位的“贫贱”往往是相伴相随的。因为富商和高级官僚、贵族总有能力在环境优美的郊区得到住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彻底破坏旧的城市结构，使城市工业、住宅密度大大增加，同时移居到郊区设施完备、交通便利、环境整洁的社区。以伦敦为例，其近代城市扩张明显在按照社会阶层明确分区的基础之上进行：中上层在西区建立起上流社会环境，与商业和法庭、议会距离较近；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北部和东部成为工人阶级的拥挤家园。(48) 这种城市空间的“分类体系”恰恰代表了优势社会阶层对“他者”的排斥性划分。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政府当局毫不考虑规划上的功能分区，从来不会让工厂集中设在某一特殊地区，放任“自由竞争”决定工厂的位置，工业、商业和生活居住区三者混杂在一起。在工业城市里较富的阶级迁出，结果中下层人们的居住地带总靠近污染严重、噪声大的工厂，生活环境极其糟糕。即使中等阶级的公寓住房也“与地窖差不多”。(49)1835年，法国学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曼彻斯特看到“成堆的粪肥、建筑废渣土”，“单层的房子，里面的床是长短不一的木板，窗户破烂不堪”，人们“挤在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洞里”，“这里是贫穷和死亡之间的最后的庇护所”。(50)据1837年被任命为总登记处长的威廉·法尔调查，在普雷斯顿，19世纪40年代1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分别为：卫生状况良好的区域15％，卫生状况一般的区域21％，卫生状况差的区域30％，而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的区域则高达44％!(51)除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严重的噪声污染同样普遍。因为英国制造商们想凭听觉来显示他们机器的力量，火车、发动机、铁砧皮带、机轴等“城里各处机器都在发出震耳的噪声”，加剧了对工人五官的伤害和心理紧张感。但是，当时人们普遍把这种明显污秽的环境视为“正常”，(52)甚至有人把对环境污染的批评等同于对资本主义信条的攻击。(53) 由于缺少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健康——与农村人口平均寿命50岁左右相比，工业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同时瘟疫猖獗，死亡率很高。(54)其实，考察“污染”观念我们发现，对既有的分类系统与总体秩序的各种挑战，都被各自的禁忌系统在理论层面上视为某种潜在的危害，而被人们视作“被污染、肮脏”的东西往往被这样的分类体系排除在外。(55)在这个“分类系统”的意义上，存在于当时人们头脑中的“污染”观念不单单针对煤烟、霍乱等污染物，更多的是存在社会道德秩序和等级秩序等方面的“污染”。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功利主义”的城市发展观念盛行造成了当时的城镇环境污染。(56)梅雪芹教授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从个人到企业，从地方到中央，都主要是以经济效益高低论成败、定政绩。因此，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57)而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并不单纯是“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其实质是英国当时较高社会等级对较低社会等级经济领域的剥削、道德制高点的占领和观念上的“排斥、肮脏”——也就是污染。 就连偏向卫生改革的官员也无不充满偏见地说：“城镇卫生工作的缺点会使人们养成最卑劣的堕落习惯，导致多数人道德败坏，因为他们在偏街僻巷堆积的有害赃物中寻找他们赖以为生的东西。”(58)作家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甚至认为对待底层居民最好的办法是“套上笼头”“再加鞭打”。一位英国绅士则尖刻地说：“始终要控制住”“獒犬、种马和乡下佬”，“喧哗而倔强的乡下佬是三者中最不幸的动物”。(59)还有人说“长相像人的无数乌合之众，其理解力只不过是野兽的水平”，他们不过是“笛卡尔所说的自动机器”，“移动的骨架和外形，徒有理性生物的外表”。“如此卑微、肮脏品性的人们”，“因不断与野兽交谈而习得了动物的行为”。(60)恩格斯总结道，“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都可以归结为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等，但他同时反问“这有什么可怪的呢”，因为正是资产阶级主导了这些歪风邪气，而工人本身“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对待”。(61) 把底层居民看成“动物”的偏见在当时非常流行。有现代学者亦将城市环境污染归咎于底层，认为底层人民不论公共卫生还是个人卫生都与现代城市环境格格不入，城市底层人们的意识和生活方式上的城市化没有跟上物质城市化步伐，没有形成城市的生活思维。(62)然而这些19世纪的英国中下层在历史上真的一直“肮脏”吗？我们发现，底层居民的确由于缺乏现代化的知识结构造成了一定的肮脏，但从上文对煤烟污染与霍乱的考察来看，缺乏现代科学知识的绝不仅仅是底层居民，城市中如此大规模、高度集中的污染也绝不仅仅是资源欠缺、社会影响力微弱的底层居民造成的。 其实古典传统观念认为，乡村居民相较城市居民不仅更健康，而且道德品质也更高尚。而城市则被描绘为混乱、无根、无法无天的地方。(63)随着工商业发展，英国城市从17世纪末就逐渐扩张，如伯明翰人口从1685年的6000人增长到1760年的30000人左右，曼彻斯特人口从6000人(1685年)、30000～45000人(1760年)，72275人(1801年)，再增长到303382人(1851年)。(64)然而与此同时，英国贵族却在乡村不惜血本建造大量豪华庄园，学者估计截至1830年英国贵族庄园总面积超过10000英亩。(65)这样，本来大本营在城市的上层人士开始纷纷向乡下搬迁和居住，乡村成为洁净与舒适的代表。随着工业革命深入开展，旧式村庄工业被大城市工业大量取代，(66)更多来自乡村的务工人员进入城市，他们大多是小农和家庭手工业者，经过圈地运动或是受到机械工业的排挤，来到城市求生。(67)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城市生活环境却越来越差。当时有人观察苏格兰比较好的有些矿工家庭“煤灰和煤渣都懒得拿走，就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加上各式各样的垃圾，越积越大……床架上通常有灰尘，还有无数的苍蝇留下的痕迹”。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居住于5万人以上的城市，著名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感叹道：“那可是怎样的城市啊!问题不仅仅在于城区烟雾缭绕，污秽遍地，供水、卫生、清扫、公园之类基本公共服务都无法跟上民众的大量迁入，特别在1830年后，频频酿成霍乱的流行、伤寒的传播，此外还有19世纪中一直让大量人群死于非命的两大杀手，即由空气污染和水体污染酿成的呼吸道疾病和肠道疾病。”(68)1866年，曼彻斯特医生摩根对工人阶级“精力奇缺感到震惊”。(69)芒福德也感叹道，在19世纪的“焦炭城”，人的劳动使“炉渣垃圾堆积成山”，“人却很快变成伤残或死亡”。(70)这样严重的污染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英国当权者和占有大部分社会资源的上层人士不作为、排斥性划分城市空间的结果。 由以上材料我们发现，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印象化地认为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污秽肮脏，并一度盛行将受教育少的工人、穷人等人群视为“退化人类”的观念，(71)从而排斥性地划分出他们种种令人“厌恶”的陋习，以至于道德层面的“肮脏”。我们看到，这里的“肮脏、污染”已经悄然由描述环境转变为描述道德、身份乃至成为社会阶层的划分，可以说底层居民的“污染、肮脏”在很大程度上是上层人士建构出来的。玛丽·道格拉斯曾指出，“污染”观就是用来使自己区别于那些“脏东西”的，而“污染”总是相对其他事物的有序状态而言，清除“污染”的行为就是努力使环境得以按有利于自己的分类体系有序组织起来。(72)她还认为，关于污染的观念的组成之一就是“尊重传统”。直到19世纪中叶，在英国的上层人士眼中，“有序秩序”显然是传统的贵族阶层秩序。19世纪初的英国还是典型的贵族社会，贵族地主阶级长期把持经济和政治特权，他们既是不列颠最富的群体，占有可观的土地，又是社会政治地位最高的阶级，掌握了最多的国家权力。(73)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极力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城市环境污染只是表象。在这样的主流社会分类结构之下，“肮脏”的穷人、工人自然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在道德上被贬低，在生活空间上与上层隔绝分离，于是在生活环境上也总受到污染的危害。 然而城市环境是所有居民共有的，上层社会城市环境同样开始恶化。(74)并且随着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开展，贵族和资本家们很快发现，一味压制下层的社会结构对自己也十分不利；而在上层社会内部，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工业资产阶级在人数上、财富上和社会力量上压倒土地贵族，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75)这样一来，原有的社会分类结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公共卫生成为城市“第一公众的问题”，政府等上层人士开始有意识地改善大众的生活条件，于是治理环境的具体措施也逐渐出台。《工厂法》《穷民救济新法》等旨在改善工厂贫民生活状况的法律陆续通过。(76)1848年，由艾德文·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起草的第一个公共卫生条例被列入法令全书，他同时负责建立全国各地的地方委员会。(77)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政府机构的完善和国家干涉职能不断增强。1875年公共卫生法颁布，这在英国环境史上有重要意义：它规定地方当局必须任命一名负责卫生事务的官员，负责修筑该区域的排水沟，检查供水情况，建造合乎标准的厕所，对食物、饮水以及医院的情况进行检查，等等，它基本上改变了“受污染”的街道卫生。当然，这些改革本身也常常充满偏见，1881～1882年伦敦烟减排展览名誉秘书科尔斯强调，穷人在污染的城市环境中特别容易“退化”，坚称“变黑、遭到污染的空气”导致被它包围的人的“品位和道德基调”下降。(78) 对于之前把下层人当成“动物”的分类体系，这已经有了巨大进步。在这样的趋势下，很多工业城市都开始了卫生方面的市政改革，与之伴随的是19世纪中叶兴起的英国近代工业城市规划运动。比如格拉斯哥市就运用立法机关的力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城区改造工程：1866年，市政会通过改善法案，拆除市中心约88英亩建筑物并进行重新规划，计划建39条新街，改造12条旧街，筹建公园绿地以改善普通民众生活条件。为完成这一庞大的工程，格拉斯哥市征收了特别税，并举借了125万镑贷款。(79)伯明翰市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领导下，在19世纪70年代发起旨在“在最广大的贫困市民中分配利益、好处和福祉”的市政改革，给9000人提供了全新现代化住宅。(80)新型的城市规划总体注重公园、卫生、环境等公民福祉，英国城市规划家比尼泽·霍华德认为“城镇和乡村必须联姻”，首创在城乡复合部规划“花园城市”，影响甚大。(81)此外英国全国范围内的改革还有：1871年的工会合法化，1875年工匠住宅法的颁布，1900年工党独立以至于数次议会改革后实现的全民选举权和福利化国家等。(82) 我们发现，伴随着英国环境污染治理的，是整个原来“下层”民众的经济、政治、健康等权利的合法化，体现在社会分类结构上，就是原有贵族体制的逐渐瓦解和下层民众地位的提高以及公民平等化。现代化在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动，(83)在于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变化。(84)同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85)概括而言，英国19世纪在社会层面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也是打破原有贵族社会和观念秩序，将原本被认为是“受污染”的人群纳入国家权力体系，并建构容纳“受污染”人群的新的社会分类结构的过程。这既是英国城市环境污染得以治理的重要因素，也是它纵然走了不少弯路，却得以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四 针对污染的双重调整与现代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86)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发现19世纪英国对认知分类和社会分类结构的调整应当是其这一时期城市环境调整的主线；同时，只有积极调整该结构、科学归类并合理容纳“被污染”的部分，英国现代化的进程才能得以最终实现。“现代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这样的“现代化”？“污染”和现代化究竟有什么关系？早在二战结束后，现代化研究便悄然兴起，我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入这一领域。(87)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西里尔·E.布莱克教授(Cyril E.Black)是现代化研究的权威专家，他的界定是：“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的过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他同时强调，“现代化”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并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是一种历史上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88)这种观点将科学认知视为现代化的标准。生态现代化学派则关注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转型，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现代生态变革的核心要素。(89)但是列维(M.Levi)则认为，简单的科学技术或经济决定论都会陷入一元论的陷阱，要么正确而无意义，要么有意义却陷入错误的理论范畴。(90)他还补充道，除了物质取向，更应当注意社会的精神取向。(91)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在知识方面“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有关人类环境的知识得到巨大的增长和积累”，包括通过大众交流和教育传播知识、“健康水平的很大提高、寿命的延长以及更高的职业和地区流动性”；在社会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家庭等起扩散作用的初级群体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在经济方面，职业复杂化和经济活动多样化，农业重要性下降等；政治上表现为理性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等。(92)以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阶层的现代化一定会出现社会分化、整合分化的社会裂痕以及其中的动荡的过程，最终各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可以在不同制度中组织活动，严格的等级秩序随着现代化趋于消失。(93)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系统结构的变化。(94) 从以上学者的经典表述中，我们发现，现代化过程的确可以分解为个人知识、观念的层面和社会、组织的层面这两方面。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在这两方面的转变与现代化观点不谋而合。以建构“污染观念”为角度重新观察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我们注意到，英国一方面以科学化为标准，通过文化教育、宣传、科学研究等方式，对社会大众的认知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造，并不断增强科技力量；另一方面，注重隐性的社会分类结构的现代化，自19世纪末采取以权利平等化为标准的社会结构现代化，创造新的社会分类结构以合理容纳“被污染”的部分，及时调整出可以容纳各个阶层的社会结构，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环境污染。这二者也是19世纪英国城市现代化和城市环境史的主线。当然，由于没有充分处理好科学认知结构更新与社会分类结构调整，英国的现代化调整并非一帆风顺，(95)甚至又在20世纪爆发了如“伦敦毒雾”等恶性污染事件。因此，这两方面的现代化永不止步，应当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玛丽·道格拉斯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指出，禁忌作为一个自发的手段，目的是保护宇宙中的清晰种类，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分类不清的事物看起来很有威胁，禁忌则可以帮助减少知识上和社会上的混乱。(96)我们这里研究的“污染观念”，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无法分类的混乱、无序状态。比如，工业革命后无法融入社会体系的工人阶级，就被视为肮脏的“危险”，而避免与“肮脏”的工人接触就成了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普遍的“禁忌”。总之我们应当看到，“污染”并不单纯是一种客观的生态现象或经济活动，它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现代生态学派恰恰忽视这点，他们仅承认污染的科学技术属性，而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缺陷。道格拉斯指出，禁忌有赖于某种形式的团体共谋——如果某个成员不遵守它，这个团体就不能存在下去。她认为，统治者的理想社会秩序(包括其统治合法性)，是由威慑着冒犯者的危险意识守护着的，人们相信“危险”于是用它们来强迫他人，社会的政治秩序甚至整个宇宙观都用来限制无法分类的“危险”分子，没有差别就没有污垢。(97)“污染”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划分，它会在社会上蔓延传播形成一个时代的“主流观念”，表现在道德、法律和制度层面。马克·耶纳就借助道格拉斯的视角发现，近代早期伦敦的公共卫生实际上体现了专制主义的政治理念。(98)福柯研究精神病人的历史也发现，历史上对“疯癫”的排斥性划分实质上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疯癫病人”被“兽性化”了。(99)这与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待遇何其相似! 道格拉斯告诉我们，“污垢”不一定“危险”，甚至具有“善的潜力”。这事实上要求的是一个兼具理性和相当程度包容性的理想社会，它应当成为后工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道格拉斯只看到无法分类或错误分类的“危险”，却忽视了“正确的分类”也可以导致“危险和排斥”。前现代的生物医学知识使人们将煤烟归为“有益”的一类，而随着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和传播，煤烟被划为“有益”的一类严加控制，这当然总体上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健康，但这其中反差之大着实令人深思。福柯就认为“疯狂”是一种文明的产物，现代性包含着对这种“疯狂”的压迫。(100)那么，“正确分类”造成的“危险和排斥”是否在历史上普遍存在？这是否也会带来权力的阴影？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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