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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20年代后：基于与之角胜的取法和纠谬 1920年代以来，域外汉学发展迅猛，成果丰硕，正如当时学人所慨叹的那样，“近数十年，欧洲人所谓东方学，日本人所谓‘支那学’，研究甚力，进步甚速，对于专题研究，往往突过吾国硕学”。(30)面对已呈“登堂入室”之势的域外汉学，中国学人予以更为密切的关注。当时的学术刊物，就专辟栏目予以报道和介绍。燕京大学历史系创办的《史学消息》不仅设有西洋汉学和日本“支那学”方面的论文举要，而且还开设了介绍各国新刊汉学书目的专栏；《北平图书馆馆刊》的每一期，几乎都刊发关于汉学家、汉学著作、东方学刊物等方面的资讯。《禹贡》、《食货》、《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等其他刊物亦皆刊有介绍域外汉学论著的书评或译文。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域外知名汉学家的论著常被翻译出版；即便美国汉学新著，甫一出版亦有中国学人撰著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31) 此时的中国主流学界，一改此前对域外汉学不以为然之态度，强调的是向域外汉学取法。曾对日本汉学家颇有批评的梁启超，改变了对日本汉学的轻视。1920年代，他再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即删除了对日本学术界的偏颇指摘；同年9月，他作《大乘起信论考证》时，从《宗粹》、《佛书研究》、《宗教界》、《佛教学》、《哲学杂志》等刊物及专书上“搜而遍读”松本文三朗、望月信亨、村上专精、常盘大定、羽溪了谛等人的著述，凡数十万言，并以这一佛学界的空前大发明“乃让诸彼都人士，是知治学须方法，不然则熟视无睹”，还由此“一段公案，未尝不惊叹彼都学者用力之勤，而深觉此种方法若能应用之以整理全藏，则其中可以新发见之殖民地盖不知凡几”。(32)对日本汉学和西洋汉学持轻视态度的钱玄同，此时亦认为“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于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故“欲倡明本国学术”，应“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33)批评西人治汉学“成效殊微”的胡适，1925年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发表了题为《当代的汉学研究》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西方汉学在拓展研究范围、系统的材料建构及引入新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提醒中国学人，无论是材料还是研究方法，现今的域外汉学都做出了值得我们关注的贡献。(34) 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抱有与梁启超、胡适相类似的观点。黄孝可即认为，对于日本汉学不可以“卤莽灭裂而斥之”，“日本以欧化治东学，已駸駸进展，对于中国史上诸问题，锐意探讨，尤注重于文化与经济，大有‘他人入室’之势。吾人应有所警悟，对于日本所谓‘支那学’，当详加考察，未可概以卤莽灭裂而斥之”。(35)在冯承钧看来，今日言考据西域南海史地，“不能不检法文、日文之著作”，应“广采东西考订学家研究之成绩，否则终不免管窥测之病”。(36)杨堃同样认为，“我们在现今来治中国史，若不先知道西洋汉学界与日本‘支那学’界的动向，那是不能及格的。”(37)梁园东亦主张，从事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实非多读近世东西洋史家之著述，默测其探讨叙述之方法，以应用于中国书中不可”。(38)《浙大学生》则在“复刊辞”中直率地提出，“今瀛海如户庭，故虽治中国学术，亦非仅能读中国书为足矣。……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苟未能读西洋书，恐终难有卓异之成就。”(39)取法域外汉学，似已成为这一时代中国学人的普遍共识。 在彼时的中国学人看来，域外汉学值得取法者在于科学的方法和史料的扩展。譬如，陈定民即认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其原因是“他有客观的科学方法以及脱离中国旧有的陈见”。(40)罗莘田认为伯希和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给予中国学人的启示“最重要的就在他能推广了取材的范围”，因为对于中国古代的读音，他主张“把康熙字典的韵表，现代方言的读音所指示的，外国字在汉语的对音，以及汉字在摩尼文、畏兀儿文、蒙文和巴思巴文中的对音，同时综合的讨论”。(41)在梁启超看来，域外汉学之所以发达，“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42)少年中国学会的曾琦在给友人彭云生信中说，“日人之治汉学者，其见解之精确超妙，多非吾国老师宿儒所及”。考其所由，“皆缘彼邦汉学家，类能通西文、解科学也”。(43)1930年代留学英国的夏鼐认为，“西洋学者研究中国的东西，并未见如何高明，惟以其较富实验精神及文字方面之便利，有时所得较富。”(44) “西人方法之精密，可供吾人仿效，西人治汉学之成绩，可供吾人参考”，成为学界共识。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中认为域外汉学对中国学人来说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呼吁今后的国学研究实应“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45)1925年，吴宓提出，“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代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46)《史学消息》在《本刊下年度编辑计划》中提出，“外人之致力汉学，为期虽短，而进步惊人。即如欧美汉学家能以科学方法处理史料，其研究之精细，立论之精辟，多为国人所不及；又如日本学者之研究中国学术，其精密处虽不如西人，然取材之赅博，刻苦不苟之精神，殊足供国人所借镜。”(47)陆侃如则直率地提出，“论到研究汉学，欧洲人所用的研究法比我们彻底，而得风气之先，我们现在作学问，应该采取他们所用的科学方法。”(48) 中国学人倡导取法域外汉学，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域外汉学所取得的成绩使然，另一方面则是试图接续西方潮流与域外汉学抗衡。黄现璠回忆说，陈垣、邓之诚在其赴日留学前，一再叮嘱他到日本后应专事满蒙史研究，并尽可能地多收集满蒙史方面的资料，以便将世界汉学中心从西京(京都)搬回中国来。(49)1935年，傅斯年在《大公报》刊文介绍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之成就后，公开向学界倡导，“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50)在当时的中国学人看来，如果要与欧美、日本的汉学家较量，就必须向他们取法，并尾随其研究领域，如此方能够在同一平台与其一竞高下。取法域外汉学，接续西潮以抗衡域外汉学，已然成为1920年代后中国史学界之潮流，正如葛兆光所说，“关注四裔历史，重视社会科学的方法，极力将语言学与历史学联结，并试图与国际学术界讨论同样的话题，这一‘新’风气、‘新’方法，挟‘科学’之名义，借‘西学’之影响，开始在中国学界普及，中国与东洋西洋的历史研究似乎有了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51) 与此同时，中国学人常以相当之篇幅指摘域外汉学著述在史料甄选或解读等方面所存在的缺失。对于葛兰言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丁文江在书评中就其“误读谬解中国文献指摘得体无完肤”。(52)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邓嗣禹认为其“尤深刻于余心者，厥为结构之系统化与论断之谨严”，然其书评主要讨论的则是该书所存在的三可议、四缺点与若干错误，尤其是材料方面存在出处不明、搜罗不备等缺陷。(53)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中国上古史》，齐思和肯定其“不囿成说”，在古代传说信仰之解释和典章制度之考证上“每有精义”，但亦详述是书在材料上存在“应列入而未列、不应列入而反列、考证不精、事实谬误”等四类可议之处。(54)德效蹇(Homer Hasenpflug Dubs)所译汉书，王伊同认为“其功不朽”，然却用近四十页篇幅指其翻译“或出入原恉，且译工未细，或伤文气”，并批评“其注释之部，多所剽夺，以为发明，尤失史家公正之态度”。(55) 中国学人详述此类错讹，一方面，确因域外汉学家著述中存有误渎、误解，对其进行指摘是学术评论所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中国学人亦籍此说明离开中国学人的研究，域外之人终究是无法真正探知中国学问之真义。正如傅斯年所说，西洋人治中国史，他们的新发现大多集中于“半汉”方面；至于“全汉”方面，域外汉学则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56)在中国积贫积弱，且备受外来欺凌的时代，学术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技艺，还寄托着民族精神。孟宪承曾在讲演中言道，“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在什么上面？一个民族的生存又是靠什么？当然，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在它的文化上，一个民族的生存要靠它的学术来孕育，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是要建筑在它的学术上面。”(57)正因为如此，在其他方面无力与外国相抗衡时，学术即被视为希望所在。1932年，孙楷第曾函告陈垣：“窃谓吾国今日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58)如果学术尤其是汉学，亦输于外人，对于中国学人的民族自尊而言自然是极大打击。郑师许曾这样感慨，政治、军事、经济不如别人家，“固然可耻到万分”，如果“自己的先民所创造或记述下来的学术遗产，都研究得不及人家，这真是顾亭林所谓‘亡天下’之痛了”。(59)源于此，中国学人在向域外汉学取法之同时，亦通过纠谬之方式与域外汉学角胜，捍卫自身的学术尊严。 然而，当中国学人追随域外汉学潮流，进入域外汉学的“论述”，并欲与其争高低时，即已陷入一种两难的窘境，如桑兵所说“在正统崩坏，中体动摇之下，中国学人陷入文化夹心状态”。(60)一方面，传统中国历史学资料和方法的合理性受到极大挑战，其价值也要依赖西方“科学的历史学”的证明；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普遍真理”，瓦解着民族历史的根柢和自信。正因为如此，在罗志田所说的“东西学战”之中，(61)中国学人所感受到的，只能是沮丧。1910年，章太炎在致罗振玉的信函中将日本汉学界的长老新进一一点名骂倒；到30年代之时，面对日人“贵国人研究古籍，亦必须来此留学矣”之狂言，中国国内“足以抗衡日本学者，或且驾而上之者，惟有王国维及郭沫若之于甲骨，陈寅恪、陈垣之于中亚语言、历史，胡适、冯友兰之于哲学史，傅增湘之于目录，杨树达、奚桐之于释注，数人而已”。(62)究其原因，即如狩野直喜所说，“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63)正如狩野氏所言，由于舍己从人，中国学人日渐失去学术自主性和话语权，焦虑和羞愧便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学人的普遍意识。(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