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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9年之后：基于价值主体性的批判与肯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制定颁行的暂行简章就明确指出，学会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65)另一方面，伴随着东西方的冷战和对峙，学术研究自然亦难以免除意识形态之侵袭。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认为，东方学是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学术，是“某些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产物”，受“意识形态偏见的支配”，有着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66)裴宜理亦曾就中美对峙时期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如是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怀着一种‘刺探敌情’的心态，主要目的是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是开展长期的学术研究”。(67)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学术和时代环境变化之影响，中国学人开始转向基于价值主体性对域外汉学展开译介和评述。(68) 不可否认，彼时的中国学人不再像民国时期那样对域外汉学保持密切的关注和互动交流，但亦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完全中断”，“几近于空白”。创刊于1958年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以下简称《文摘》)，其任务即是“介绍现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哲学、伪社会科学的现状和趋向，并及时反映当前突出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为了解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伪社会科学和现代修正主义提供材料”。(69)基于这一任务，该刊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有非常及时的介绍。例如，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会刊于1959年1月出版了题为《现代中国与中国人》的专辑，《文摘》在当年的第7期上即刊发了由定扬摘译的介绍此专辑的文章；英国的《中国季刊》于1962年8月主办了主题为“中国共产党文学”的学术讨论会，《文摘》在1963年的第12期上刊文对此次讨论会及论文题目作了介绍；(70)美国亚洲研究会于1964年3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6届年会上举办了“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关系”的主题讨论会，《文摘》在1965年第5期上专门刊发了耿淡如摘译的《中国研究(汉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讨论》。(71)不仅如此，《文摘》设有“书刊简讯”栏目，几乎每一期都有西方国家出版的重要汉学研究著作简介。(72)与此同时，中国学界还有选择性的翻译了一批海外汉学著作。据统计，1950年代至1970年代国内翻译的海外汉学著作超过百部。(73) 在浓重的意识形态斗争影响下，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多将域外汉学视为“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74)周一良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有些西洋汉学家的研究工作是“直接替侵略者和殖民者服务”；有的汉学家著作“故意歪曲历史，为西方国家的侵略扩张寻找根据”；即使是“抱着‘猎奇’、个人爱好等不同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历史的”，虽然采用“所谓的科学方法和考订学”，并就“一些孤立的、狭隘的，常常是不关重要的问题”展开研究，但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某些可资利用的资料，起着间接为侵略服务的作用”。(75)韩振华认为，“在汉学这个部门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的斗争，一个是正在衰亡、崩溃的帝国主义的‘汉学’，一个是愈来愈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汉学”，“苏维埃的汉学，是战斗性、思想性很强的一门学科”，而“帝国主义的汉学，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汉学……是宣扬了美国的殖民主义、反映了美国的世界主义、歌颂了美国的种族主义；而美国的汉学家，是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文化特务，是破坏抢劫中国文化艺术的强盗”。(76) 在这种域外汉学观之观照下，中国学界所致力的是揭露和批判域外汉学著述中为侵华服务的理论和观点。《列强对华外交》一书的译者胡滨在“译后记”中详细列述该书“一些主要的荒谬论点”，如资本主义国家强迫中国开放的条约口岸对中国具有“普遍繁荣的意义”、“英国对中国未怀有瓜分的野心”、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充当了英国的“经纪人”等。在他看来，“这本书露骨地表现了作者企图为英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作辩护，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予以严正的批判和驳斥的”。(77)纵览此时期所出版域外汉学译著之“译者前言”、“译本前言”、“译者前记”、“译后记”等，无一不见译者对所译著作进行这方面的揭露与批判。即使在海外汉学研究动态资讯的译介中，译者亦多会就此进行说明和批判。例如，耿淡如在摘译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55年9月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交的《历史上的边疆问题》这篇论文时，以“编者按”形式指出，其实质不过是“妄图为现代新殖民主义提供论据”。(78) 与此同时，中国学人多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对域外汉学家所采用的实证方法展开批评。邵循正在评述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时，认为“劳费尔这本书本身只是一种资料性的汇篇，他也没有企图在这些资料上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就考据方法而言，“本书突出的一个缺点是在于过分依靠语言学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古代语言资料的研究是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这几十年欧美最流行的东方学往往满足于一些较零碎的语言材料的研究，甚至缺乏根据的虚构而引申出一个牵涉范围很广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不可能是确当的。因此，这部书只可以说是作了文献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79)对于多桑(C.D'Ohsson)的《蒙古史》，陆峻嶺认为有很大的缺点，“除了译者在语言内指出的史料编纂方面的错误和疏漏之外，主要的还是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共有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它只是比较有系统地叙述了一些历史事实，而对于这些历史事实却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判。”(80)吴杰在评论日本学者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考证》时认为，“加藤繁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同时也多少吸取了中国乾嘉时代的考证方法。因此，著者还不能从丰富的史料中，找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而且，在叙述的方式上，有时也不免有烦琐枝蔓，拘泥小节的毛病。”(81)朱杰勤对于德国学者利奇温(Adolf Reichwein)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持有相同评价，认为“全书内容，主要是罗列史料，且缺乏正确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重农学派一章，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的叙述”。(82) 在激烈批判的同时，中国学界亦认为“西洋汉学的某些方面也有它值得我们注意和利用的地方”。(83)在此时的中国学界看来，域外汉学之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观点提供了素材。邵循正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指出，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84)《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的“出版说明”直言不讳道，“马士和宓亨利都是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所写的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国家中，至今还有一些人用他们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和远东。……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进一步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并提供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朝鲜等国的史实，我们特将其翻译出版，供外事部门、国际关系研究单位和史学界批判参考。’”(85)二是，域外汉学著述能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有价值史料。比如，有些域外汉学著述提供了西方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史实。伯尔考维茨(Nathan A.Pelcovits)的《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在叙述自鸦片战争至日俄战争的中英关系史时，“无意中暴露了关于‘中国通’在华侵略活动的材料”，这些材料“无异是侵略者自己的供状”，亦“为给我国史学界研究英国侵华史提供了一批补充材料”。(86)菲利浦·约瑟夫(Philip Joseph)的《列强对华外交》，由于“作者运用了较丰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的史料来阐述和分析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外交政策”，从而“多少揭露了一些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凶恶面目以及列强相互间的秘密外交，同时对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提供了不少材料”，因而“这本书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87)与此同时，还有些汉学著述则提供了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需的档案。对于莱特(Stanley F.Wright)依据海关档案及英国外交部档案撰著的《中国关税沿革史》，译者认为“作为一本资料书而论，它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88)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亦是因为作者除了使用东印度公司档案外，“还使用了诸如怡和洋行等大量散商的档卷材料以及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些初期的殖民主义者的活动”，故“对于我们研究早期的中英通商关系是有些用处”。(89)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界在对待域外汉学时特别强调“以我为主”，体现出鲜明的价值主体性之特点。他们不仅基于确立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而对域外汉学中的诸种错误历史观及其错误理论、观点和方法展开批判，而且基于中国近代史对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具有极端重要意义，在选译域外汉学著作时多以近代史尤其是以原始史料见长的著作为重心。客观而言，彼时中国学人基于自身的价值主体性对域外汉学所展开的批判具有值得肯定之处。众所周知，由于域外汉学家深受西方中心观之影响，且又夹杂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故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存在不可避免的误读和歪曲。中国学人就域外汉学著述中美化侵略或为近代以来西方侵略辩护的诸种荒谬观点所进行的揭露与批判，并非仅仅局限于服务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事实上是有助于国人树立正确的中国近代史观，并为中国人建构和书写自己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提供有益思考，即使放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和学术意义。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著述中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所展开的批判，当然有确立历史唯物史观之正统和主导地位之目的，但我们亦应看到对实证主义方法批判本身具有合理性。早在1947年，贺昌群在与夏鼐闲谈时就如是言道，“近来一般青年，即习史学者亦在其内，对于当前社会问题，颇为关注，对于史学著作，亦喜读综合性的，对当前社会有关的，故考据文章，如陈垣、胡适等所作者，已非现下思想界之主潮。”(90)显而易见，实证主义史学倡导的是史料的批判与考证，强调的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其缺乏的是综合与贯通，并忽视现实社会诉求等；与之相反，唯物史观史学所重视的是史学与现实的联系、经济因素的作用、与社会科学的勾连。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人们所希望的是扩大研究视野，关注社会现实，希冀从学术研究中寻求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前途的方法及启示。另外，正是因为基于批判之故，当时选译的域外汉学著述或代表了域外汉学研究的一流水平，或史料丰富且具有价值，其选译之精当、译介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服。有学者就此曾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91)当然，由于受东西方冷战对峙以及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之影响，将所有学术问题都看作政治问题，忽视了域外汉学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性，从而错误的将域外汉学一概视为“为帝国主义服务”，导致对域外汉学存在不可否认的过度批判。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西潮再次袭来，中国学界对域外汉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面对汹涌而来的域外汉学，国内有为数不少的学人已习惯“仰头看西方”，放弃了学术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沦为西方学术的“传声器”。对此，有学人批评道，“对于国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汉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国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海外学者听不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和意见，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的权柄。”(92) 当下，中国学人正致力于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基于中国学人百年来的域外汉学批评史，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和思考。 首先，加强与域外汉学的交流与对话。有部分中国学人认为，唯有中国学者所掌握的史料最丰富，只有中国学人最为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所谓的西洋专家，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所作的研究都只是门外之谈。在他们看来，域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大多只是基于有限的汉籍知识或在华的一时见闻，故此他们的研究只能是隔雾看花，难以求得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理。更有学者将国内的域外汉学研究称为“汉学主义”，认为当前学术界对域外汉学所作的翻译和介绍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学术殖民”。笔者以为，自清末民初以来，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我们不应亦无法拒斥域外汉学。20世纪90年代初，朱维铮曾就中国的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域外汉学家向北美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打过一形象比喻，“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93)域外汉学家们基于他们自身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将极大地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其次，应以批判之姿对域外汉学作必要的审视。汉学作为东方学的一支，它在知识的表达和文化立场上必然受到汉学家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一定的权力意志，具有意识形态之特点。因此，我们在对域外汉学开展译介和研究时，就应站在自我的价值立场上，对其进行学术批判，这不仅必要亦有其价值意义。抛开域外汉学是否具有主观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即使最为“纯粹”的学术研究，亦难以免除意识形态之侵袭，因为学术研究无法完全脱离于现实政治。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胡绳就曾这样指出，“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总是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94)再者，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角度，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域外汉学本质上是所在国学术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学术背景。如果不对其进行学术批判，我们就摸不清其理路与方法、亦无法知晓其话语与特点，所谓提供镜鉴更是无从谈起。 最后，应注重并坚守价值主体性。我们开展域外汉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在于服务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换而言之，即通过借鉴域外汉学，以便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如果我们仅限于对域外汉学中所流行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作走马灯似的介绍，我们自己必然只能成为西方之东方主义的陪衬，丧失自己应有的学术反思能力。面对西学的全面侵入，中国学人在开展域外汉学研究时实应如葛兆光所说，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并非贩卖西方知识，而是力求挽回对中国的解释权，并试图重新理解中国。(95)在努力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当下，更需要我们坚守价值主体性。汪荣祖曾就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向中国学界倡议道，“在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之际，临流反躬自省，检讨随西洋现代之波而逐流的遗憾”，“认真与西方史学对话，以检验家藏之贫富，何者彼可补我之不足，何者我可补彼之不足，以冀能有扎实而自主的史学，话语权便可操之在我。”(96) 总而言之，无论是域内还是域外的中国研究，都是以中国为研究的本体，中国学人理应拥有域外学人所无法具备的语言优势和作为“局内人”的洞察之优势，因此也理应拥有比域外学人更具阐释的话语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漠视域外汉学，毕竟他们拥有“身在此山中”之人所无法具备的视阈优势。面对产生于不同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的域外汉学，我们需要在坚守价值主体性的前提下，对域外中国研究进行富有学术性的考辨与批判，如此方能为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提供助益之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