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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5页。 ②瞿林东曾专文指出，史论指评论史事、人物、历史现象，而史评为评论史家、史书、史学现象。为便于理解，他将史评称之为史学批评，意在强调史评的重要性(参见瞿林东：《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东岳论丛》2008年第4期)。借用瞿林东先生之观点，本文的“域外汉学批评”主要是指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家、域外汉学论著及域外汉学现象的评论之意。 ③笔者仅见桑兵曾从中外学人交往的角度，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外学者如何以中学为尺度来进行学术交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孝迁从域外汉学著作在中国史学界的流传情形，探讨了域外汉学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二位学人间或涉及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但并未作系统性讨论。 ④《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一)，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版，第362-363页。 ⑤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72、486、573、642等页。 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402-403页。 ⑦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266、277-278、303、426页。 ⑧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66页。 ⑨《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0-382页。 ⑩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教育今语杂志》1910年第3期，第14-15页。 (11)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13)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101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15)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学衡》1923年第19期，第5页。 (16)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12期，第87页。 (17)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202页。 (18)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54页。 (19)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730页。 (20)《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1页。 (21)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04页。 (22)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01页。 (23)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2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25)葛兆光：《主持人的话》，《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第9页。 (26)内藤湖南在获沈曾植赠予的《西夏感通塔碑》后，即这样感慨道，“去年相见于燕京，畅谈两日，甚有得益。举所藏《吐蕃会盟碑》、西夏字《咸(感)通塔碑》见赠。敝邦无能读西夏字者，闻法人沙万能读之，泰西学者之精苦刻励，真令人愧死。”具体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77-278页。 (27)《与钱玄同书》，《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210页。 (28)桑原隲蔵「读啓超氏の『中国歴史研究法』を読む」，『支那学』第2巻12号，1922年。 (29)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弘文堂、1949年、583頁。 (30)陆懋德：《筹办历史系计划书》，《清华周刊》1926年第25卷第16期，第2页。 (31)参见吴原元：《民国学者视阈中的美国汉学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2)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序》，《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38页。 (33)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03页。 (34)《胡适全集·英文著述二》第3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4页。 (35)黄孝可：《1929年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第212页。 (36)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10月13日。 (37)张好礼(杨堃)：《中国新史学运动中的社会学派》，《读书青年》1945年第2卷第4期，第13页。 (38)梁园东：《兀良哈及鞑靼考》，《人文月刊》1934年第5卷第3期，第2页。 (39)《复刊辞》，《浙大学生》1941年第1期，第1页。 (40)陈定民：《读高本汉之中国语与中国文》，《中法大学月刊》1932年第1卷第5期，第125页。 (41)罗莘田：《伯希和对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启示》，《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第295页。 (42)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4-165页。 (43)“会员通讯”，《少年中国》1920年第2卷第5期，第63页。 (44)《夏鼐日记》卷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45)胡适：《国学季刊·发刊词》，《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号，第1页。 (46)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1925年第24卷第2期，第1页。 (47)《本刊下年度编辑计划》，《史学消息》1937年第1卷第8期，第74页。 (48)陆侃如：《欧洲“支那学”家》，《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周刊》1937年第244期，第3页。 (49)黄现璠遗稿：《日本汉化史稿·自序》(未刊)，转引自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第23页。 (50)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大公报》1935年2月21日。 (51)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89页。 (52)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4页。丁文江对于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批评，为傅斯年所称道，“论学如他评葛兰言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8页)；夏鼐阅及丁文江书评后认为，“骂得痛快”(《夏鼐日记》卷2，第91页)。 (53)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11期，第35-56页。 (54)齐思和：《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第277-287页。 (55)王伊同：《德氏前汉书译注订正》，《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第475-519页。 (56)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社教育出版2003年版，第6、235页。 (57)孟宪承讲，虞斌麟记：《欧洲之汉学》，《国学界》1937年创刊号，第8页。 (58)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09页。 (59)龚鹏程主编：《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9-102页。 (60)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28页。 (61)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上下)，《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2000年)。 (62)张季同(张岱年)：《评〈先秦经籍考〉》，《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年8月17日。 (63)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第345页。 (64)有关此时期中国学人面对域外汉学的焦虑与羞愧之情形，可参见李孝迁：《“他者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65)《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66)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7-259页。 (67)裴宜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50年》，《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64页。 (68)所谓价值主体性，主要包含两层含义：(1)一事物是否有价值由主体判定；(2)价值是由主体创造的。所强调的不仅是价值的主体尺度，更强调价值的创造性，即价值是通过发挥主体能动性创造的。具体参见鲁鹏：《价值：主体性的理解》，《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本文借用“价值主体性”系指，域外汉学是否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中国学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判定，而且中国学人还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从域外汉学中挖掘出其所需的“价值”。 (69)本刊编辑部：《一年的回顾》，《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59年第8期，第1页。 (70)《英〈中国季刊〉举办学术会议讨论我国当代文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3年第12期，第39页。 (71)在该篇摘译文章中，耿淡如主要摘译了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国研究能为社会科学提供些什么》和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社会科学能为中国研究做些什么》两篇论文及崔瑞德(D.Twitchett)的讨论意见。详见耿淡如：《中国研究(汉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讨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5期。 (72)例如，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59-1966年各期的书刊简介中，曾以摘编的形式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界所出版的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近代的命运》、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的《中国保守主义的堡垒——同治中兴》、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中国早期工业化》、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魏特夫(Karl August Witf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尼维森(David S.Nivison)和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编的《行动中的儒教》、张馨保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等汉学著作作了简要介绍。 (73)具体可参见吴原元：《试述1950-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及启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74)阎纯德：《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列国汉学史书系》序二，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75)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第7-10页。 (76)韩振华：《为扩张主义服务的美国“汉学”》，《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第59页。 (77)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译后记”。 (78)拉铁摩尔：《历史上的边疆问题》，耿淡如摘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1期，第1页。 (79)邵循正：“中译本序”，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80)陆峻嶺：“前言”，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62年版。 (81)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译者前言”。 (82)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译者前记”。 (83)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第13页。 (84)邵循正：“中译本序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85)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姚曾廙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出版说明”。 (86)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合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出版说明”。 (87)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译后记”。 (88)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中译本序言”。 (89)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译者前言”。 (90)《夏鼐日记》卷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91)雷颐：《5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305-306页。 (92)葛兆光：《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30页。 (93)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李磊、潘玮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中文版总序”。 (94)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胡绳全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2页。 (95)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4页。 (96)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第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