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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磨憨村的“新建” 村寨的异地搬迁是常见的移民形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通常而言，搬迁使村民不得不面临生态适应、生计调整、社会重构等方面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与原有生活方式的割裂。更甚于回金立村，磨憨村正处于城镇扩张的黄金地段，不仅其土地要被全部征用，甚至村庄也需要整体搬迁，当地政府在离村寨原址约两公里外的山坳中开辟了新的地块进行新村建设。 传统上，磨憨村民大都以种植业、家庭畜牧业为主，以渔业、林业为辅，鲜有外出打工者。这种生计方式折射出村民的知识、经验、技术乃至社会关系网络都与土地密切相关的事实，因而失去土地之后的生计转型对村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我们调查期间，磨憨小组已有60余人外出打工，成为附近货场的搬运工、工地的建筑小工或饭店的服务员。此外，有4户有一定积累的村民在街市上买了铺面开饭馆或商店，有2户人家买了货车跑运输，也有几个村民利用边民证频繁往返于勐腊县城、磨憨和老挝磨丁之间“带货”。村民们正各展所能，寻找新的“出路”。这种“各自为战”的状况，促使磨憨人的市场意识进一步觉醒和生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磨憨征地前，虽然各家各户都在经营自己的土地，但是在农忙或建房时经常以“换工”的形式互助，而征地以后，村民之间的“帮忙”已不复存在，必须以“人工”的方式付钱了，村民李某说：“以前都是你帮我，我帮你，相互帮忙。现在都是各做各的，来帮忙还要人工钱。” 此外，对集镇上和村子周边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他们表现出一种常见的矛盾心理，正如一位50多岁的村民万某所说：“这些外地人来到磨憨，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既担心外地人“抢”了他们的机会，也希望能从外地人身上赚到钱。对于将来的发展，他们对正在推进的“跨合区”建设充满朦胧的期待，但大多数人对自己能在其中做什么却没多少把握。 新村的建设由政府提供土地、统一规划和设计。对于大部分人家来说，有了征地补偿款和政府提供的建房补贴，建新房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到2015年年底，磨憨村村民都已经搬到了新村，住进了新房。磨憨村为汉、傣杂居，政府为此也提供了两套民居设计方案，分别表现当地汉族和傣族传统建筑的特色，可由村民自由选择。新村由中轴线划分为汉、傣两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分成了很多排，使村庄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非”字形结构。原来的磨憨老寨，村道街巷迂回交错，汉、傣村民的房屋错落交融、不分彼此，甚至日常生活也是水乳交融的。相较之下，新村景观结构上整齐划一，在空间格局上井然有序，在民族特色上风格鲜明。不难看出，磨憨新村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城市规划的理念来设计的，但这种空间规划却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村庄原有的社会联系，促使不同人群之间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变得泾渭分明。磨憨新村汉、傣两族之间的社会和文化边界正在被制造出来。 对于磨憨新村而言，村庄的搬迁所导致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是极为强烈的。磨憨新村离集镇和口岸并不算远，但与回金立相比却只能算是“郊外”了，正是这种当地人眼中“不远不近”的距离使他们萌生出一种被排斥的感受，与土地的“分离”则使“生活无着”的压力如影随形，而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割裂又使村庄共同体原有的融洽受到了冲击，焦虑的情绪在村中隐现。 （三）偏远村落的“趋附” 相对于回金立村和磨憨村而言，磨憨村委会的其他村民小组与集镇的距离更远，受到征地拆迁的影响或得到的福利也较小。并且，相对于磨憨与外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其内部的交通条件的改善是极为缓慢和有限的，很多道路都已年久失修。但即使这些村落与磨憨集镇的距离没有缩短，它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却也在不断拉近，它们并没有置身于总体的发展之外，而是以各自的“特色产品”为契机融入磨憨的城镇化、口岸的流动性和“跨合区”的开放格局中。 如距离磨憨集镇约8公里的苗族村寨纳龙小组，其土地未被政府征用，共有2400多亩，其中种植水稻、玉米的田地有300多亩，种植茶叶200多亩，橡胶800多亩，经济豆（四季豆）400多亩。种植经济豆是村中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磨憨镇被集中收购后，运往景洪市，最后远销四川多个城市。外地商贩的收购价最初为0．5元／公斤，现在涨到3元／公斤左右，一般在2．8元／公斤～3．2元／公斤之间浮动。这样算来，全村400多亩豆子地3个月的收入为120万～150万元，每户年均收入在2万元左右。除此之外，村中的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出打工。村中有70多人在外打工，其中20多人长期在外，只有过年才回家。外出的地点分布区域非常广，除了临近的勐腊县各地，还有8人去了北京等大城市，另外还有4个人在老挝磨丁打工。 外出打工者女性居多，年龄从十五六岁到四五十岁不等，多为服务员、厨师、保安、建筑工人等。此外，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纳龙、纳嘎、新民等村也有少数村民在磨憨镇上买了商品房，其他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也正在筹划着在镇上买房，以后想搬到镇上去住。尽管如纳龙之类较为偏远的村民小组未进入磨憨的城镇化建设范畴之中，但磨憨的城镇化也成为驱动这些村落流动性生成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城镇在乡村地区“社会生活中心”地位及其经济辐射作用的主要体现方式，它在某种程度上驱动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流动”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存压力和应对策略，村民的土地因被征用而从他们脚下“移开”，他们也因生计转型而从村寨中“出走”，而他们的生活则因此而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甚而出现了“意义的危机”，也即“人们对自身经验的理解和赋予这些经验重要性及尊严的方式遭到极大的破坏”。从“当地人”的视角来看，他们生活的磨憨已不再是从前的磨憨，他们已不再能够依据传统的经验和知识对快速变迁中的“磨憨”进行完整的描述和准确的把握。边境口岸强烈的流动性赋予磨憨新的空间特质，使其地方性处于一种持续重构的过程之中。 四、“外地人”：流动的选择及非地方性的显现 一般而言，人口流动通常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向更为发达和富裕的地区流动，流出地通常是乡村，而流入地则主要是城市。但磨憨的人口流动显然与这一“常识”相悖，流入地并非“发达地区”。周大鸣、王欣等的研究已经较好地说明了其中的原因：“西双版纳的边疆移民经历了从国家的计划控制到市场经济主导下的自由流动的阶段，移民群体所依托的是国家垦边项目、口岸贸易和旅游发展。成为边疆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论断对磨憨外来人口的流动历史已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仍未能完全解释在磨憨占有较大比重的红河人口的流动原因。 滇南红河州石屏、红河、建水等地素有“走西头”之说，指的是当地人向西面（主要是西南方向）的迁移，不断流动到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区，甚至老挝、泰国等国家。红河人的这种“走西头”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与石屏、建水、红河商帮的茶、盐马帮贸易直接相关，以至于形成了出门多向西走的习惯，这种习惯在近二十年来才有所改变。石屏人在与磨憨临近的易武镇形成了较大的聚居区，在某种程度上，易武就是因石屏人而兴起的。而红河人则在磨憨有较大数量的聚集，甚至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磨憨的红河人主要来自红河县浪堤乡、大羊街乡、乐育乡、阿扎河乡等地，以哈尼族居多，他们主要从事两种职业，一种是最为常见的打零工，包括做搬运工、建筑工、装修工等。大羊街的杨某和几个堂兄弟一起来到磨憨已经快10年了，这些工作他基本上都做过，他说：“过去磨憨开发建设的时候，红河人大多干建筑，女的拌沙灰，男的砌墙垒砖，磨憨现在的很多楼房都是红河人盖起来的。”另一种是做生意，有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在磨憨街上开了饭馆或摆了菜摊，生意也还不错。住在凤凰村南面的李某和堂弟却找到了新的营生——去老挝收购头发，他们来磨憨十来年了，也是近四五年年才慢慢找到这一路子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磨憨周边的村寨收头发，“走着走着就走到老挝的寨子里去了，也没有办什么手续”。 他们在老挝北部的山林里走村入户，用指甲刀、剪刀、电子表等日常用品来换头发，收得差不多了就背回磨憨。现在已经有一小伙老乡跟着他们收头发了，不过他们现在都办了护照，买了摩托车，走得也更远了，每次出去都差不多一个月，头发收得差不多了，护照一个月的签证也快到期了才回来。而且，“以物易物”换头发的方式很少用了，他们随身带着人民币或老币，老挝人有的喜欢人民币，有的则想要老币。语言沟通并不是问题，哈尼语在老挝北部的山村基本可以畅通，有几个人甚至还学会了简单的老挝语。他们在老挝的村子里交了朋友，收得太多而一时带不回来的头发可以先存放在朋友家里，甚至委托这些朋友代为收购。他们颇为自得地说，红河人现在基本上垄断了老挝北部山村的头发收购市场。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在老挝山乡收购的头发通过各种渠道流通到昆明以及省外一些大城市，甚至进入了国际时尚市场。 孩子的教育对于磨憨的红河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杨某夫妻二人生育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在景洪市上高中，二儿子在尚勇中学念初中，三儿子还在磨憨上幼儿园。三个儿子从小在磨憨成长，在外面会说普通话和红河方言，但在家中与父母交流仍然用哈尼语。杨某对孩子的学业极为重视，他期待孩子们能通过上学读书来改变命运，但孩子的学业让他很无奈，他说：“三个孩子都还是学生，在家不做活计，也没见他们拿出书本来看过，都不爱学习，成绩一般般，估计是不能靠读书找出路了。”他觉得，在西双版纳来说，景洪市的教育质量还是好的，但还是没法跟老家红河州的一些学校相比。大儿子和二儿子话很少，显得内向和胆怯，几乎不与陌生人说话，就是与认识的熟人也不会主动打招呼，杨某说：“他们怕外人看不起自己。”小儿子上幼儿园每年要交3900元，对杨某来说还是太贵了，最让他为难的是每天要按时接送，得耽搁不少做工的时间。他也曾联系了红河老家的幼儿园，想让孩子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还是放心不下，最终只有留在磨憨了。如杨某一家，夫妻二人带着未成年子女在磨憨居住的人家在外来人口中并不少见，但这对他们来说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杨某、李某兄弟和三十多户来自红河的老乡一起住在磨憨东面的山坡上一个被称为“凤凰村”的地方。凤凰村以前是一片空地，一些外来人口在这里搭建了简单的住房，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聚落。凤凰村的房屋多用石棉瓦、彩钢瓦、木板或竹片建成，低矮、狭小、简陋，显得局促和凌乱，与越来越整洁亮眼的磨憨街格格不入。政府部门曾对凤凰村进行过几次整顿，但都不了了之，就开始对征收所谓“地基费”。李某家不到20平方米的地基，之前是一年120元，后来涨到150元、180元，现在收200元，据说以后还会每年上涨。凤凰村通了水电，电费8角一度，水费1．2元一方，都比附近的村子要高，要是两个月不交就会被断水断电。凤凰村的简陋和凌乱弥漫着一种无处不在的临时、漂泊、失调之感，而随时可能会被截断的水和电以及逐年增长的费用，又在显示着毋庸置疑的拒斥之意。除了简单、直接的工作关系外，红河人几乎不会参与到磨憨当地的社会生活之中，显示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孤立。但他们始终与老家保持着频密的联系，视情况一年会回去好几次，基本上老家村里重要的节庆或婚丧大事都不会缺席，并把在磨憨辛苦攒下的钱带回去修建新房，为以后“回老家”做着准备。这种行动逻辑类似于詹姆斯·弗格森所说的“地方主义”“农村生活并不是作为过去的记忆，而是作为对预期来影响城市行为”。他们的劳动在推进着磨憨的城镇化，但他们本身却远远未被城镇化。 据当地相关部门的统计，至2018年8月，在当地办理居住证的外来流动人口有1784人，而许多流动人口也并未办理居住证。其中，务工的人数最多，占48．5％，经商的居第二位，占22％。而经商的人中，省外的占绝大多数，约占经商人数的91％。除了红河和思茅等附近州市的外来者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外省人出现在磨憨，最多的是湖南人和四川人，也有少部分来自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商人。外省人主要从事商贸或其他服务行业，如开宾馆、餐馆、百货店，或开报关公司。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磨憨口岸拥有四十余家宾馆及酒店，其中超过一半的宾馆酒店是湖南人经营的。然而湖南人并未在磨憨止步，他们继续向西南行进，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老挝西北重镇会晒就聚集了大批的湖南商人。如果说磨憨对于红河人来说是其往复循环的旅途中的一个顶点的话，对于湖南人来说就是一个不断前行的中点。 实际上，外来人口对于城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是否定居，或者是否获得当地人的身份（如户口），甚至不在于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所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在于他们的“到来”或“离开”所带来的流动性使城镇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一个快速流转的空间格局和时间序列中，地方性总是处于持续不断的解构—建构—解构的过程之中，成为一个“非地方”似乎是磨憨这类处于“国际大通道”及“国家口岸”的城镇所不可逃避的命运，进而使流动性本身成为了其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意义所在。 五、结语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的地位正不断凸显，而边境口岸在这一建设进程中的意义不言而喻。目前，昆曼公路已全线贯通，且中国国内段已完全实现高等级化，而磨憨是其出境前的最后一个站点。泛亚铁路中线国内段（玉溪至磨憨）已于2016年4月19日全线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20年建成，磨憨也将是其出境前的最后一个站点。在可预期的发展前景中，磨憨的中介、联通、流动的价值和意义将不断得以强化，其城镇化进程中流动的现代性特征也将愈加显著。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这一系列问题和现象的研究，“口岸人类学”所倡导的“边民为本”、文化整体性、跨文化比较的研究视角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处于快速流动状态下的口岸型城镇化过程，其所表现出来的，正是鲍曼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特征，也即“变动不居，缺乏持久的纽带，‘个体化’横行”，因而对于作为行动主体的边民的关注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流动的现代性”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的变化都是草率的。在如此复杂而多元的文化情境中，进行整体性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城镇化本身就是一种流动，不仅包括人口的持续流动所带来的不稳定性，还包括土地利用方式和性质的调整所带来的地理空间不均衡，更包含着“地方性”意义的消退和重构以及混合文化的生长，也只有通过跨文化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一过程。亦如麻国庆所指出的，“当我们发现文化模式的共生与冲突、社区网络的连接与重组、习俗规范的形成与解构、行动意义的理解与实践等等议题时，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跨界’问题”。这种“跨界”视角更强调“内部”与“外部”的关联。因而，对“流动性”的理解，不应仅止于物理空间上人口的位移或城镇规模的扩大，还应加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结构距离”的变化，甚至还应包括人们在多元文化中身份认同的情境性调整，形成一种“跨界”的研究视角。 城镇化是一个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不仅意味着生计方式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和工商业的转变，更意味着社会结构、群体关系、个体行为的重新调整，显示出理性、效率、实利、科技、秩序等方面的现代性特征。城镇化过程中的现代性与流动性似乎已成为不可分割、相互建构的一体两面，现代化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流动性又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而在此两者交织生长之时，传统聚落的地方性却在不断消退。从“地方”到“空间”的转换，喻示着无主体、非地方、液态化空间性的生成。当我们把乡村或城镇聚落视为一种“空间”时，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再空间化”的过程。如果说传统乡村聚落可以被视为一种承载了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静态载体的话，那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聚落则已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家户与市场的动态空间。进而，当城镇从文化积聚的“容器”转换成流动网络的“节点”，地方性的意义被不断消解之时，传统的“社区”视角已不再具有充分的分析价值，全球流动视域下的城镇化研究，更应该拓展一种“区域研究”的视角，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跨界网络中，形成历史的、社会的、空间的多重维度，寻求新的认知范式。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