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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室操戈：与世界一流学者的对话 有学术研究经验的人知道，与学者讨论问题，应该具有与对方相当的水平，至少在研究的具体问题上不能低于对方的水平，否则，讨论很难进行下去；而要开展学术批评，那就应该高于对方才好。在前面讨论的《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一文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仁”、“礼”关系的讨论和分析，被研究的思想家，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荀子，他们本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的思想做出像先生这样深刻而清晰的表述。 此外，在学术批评活动中，要想有力地回应挑战，就一定要把挑战者的思想结构弄清楚，然后，必须以同样的结构回应之。对此，先生有着深刻的理解：回应黑格尔是有难度的，“为什么这样困难呢？因为黑格尔的论述自有其一套理论上的逻辑系统，不深入其中，是很难与他对话的；我们传统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对此作用不大。所以我必须先学习他，而学习亦非易事，花几十年时间，不能算多。”(46)先生用几十年时间系统、深入地研读黑格尔，真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47) (一)《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 首先让我们来简要地回顾一下这篇文章，看看先生是怎样分析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内在本质，为解决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问题开辟道路的。(48) 这篇文章是先生为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所做的引论，总的是要回答为什么要从历史、史学和理论3个层次形成的结构上来展开。先生指出，这首先是为了回应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的挑战。黑格尔在阐述他的历史哲学的时候，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这些观点表明，他对中国历史存在着深深的误解和曲解。在他的文字中，印度是多样化的，而中国则是“永无变动的单一”；中国是统一的，但相较于波斯的“复杂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却是“抽象的”；中国是持久的国家，但却“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属于“非历史的历史”。不仅如此，中国虽然拥有层出不穷、继续不断的历史作家，但“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见解”；中国的史书或史学“毫不寓有历史的判断和理性”。(49)据此，先生认为：黑格尔是通过比较研究，从历史、史学和理论这个三维结构的整体上提出挑战的。为了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实事求是，还中国历史以应有的地位，我们也一定要通过比较研究，从同样的三维结构上做出彻底的回应。这是一项极其神圣而艰巨的历史重任! 为了在理论上给予有力的回击，先生在多年学习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下大功夫，深入西方哲学传统，对黑格尔的知识背景做了非同寻常的追本溯源的工作。 首先，把黑格尔的历史分期观点及其实质清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通过先生的叙述，我们知道，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第二个阶段是希腊世界；第三个阶段是罗马世界；第四个阶段是日耳曼世界。也就是说，历史从亚洲开始，到欧洲终结。而且，他把第一阶段比作历史的少年时代，第二阶段青年时代，第三阶段壮年时代，第四阶段老年时代。所谓“老年时代”不是说自然禀赋的衰老，而是像学养深厚的老者那样表现出“完满的成熟和力量”。黑格尔之所以会有这样听起来仿佛天马行空的观点，原因在于他所说的历史，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社会共同体自身发展的过程，而是所谓“世界精神”在人类不同群体间的转移过程，所以看起来就仿佛是“世界精神”在世界各地的巡游。如果换一个角度，就成了某个历史阶段只有某个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民族、某些社会才能较好地表现“世界精神”，因而成为历史阶段的代表；而到了下一阶段，另外某个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民族、某些社会才能较好地表现“世界精神”，从而成为新的历史阶段的代表。黑格尔的历史四阶段说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当然，从唯心主义角度看，这一学说好像能够自圆其说，可是换个角度，从唯物主义的方面看，问题就严重了，除了担当某个历史阶段主角的某个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民族某些社会之外，其他地区的国家、民族、社会的历史就被无情地斩断了。从历史的四阶段说来看，西欧中心论在黑格尔这里就成了日耳曼民族中心主义；从历史和非历史的划分标准来看，所谓历史就是希腊、罗马、日耳曼的历史，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历史就成了非历史的历史。可见，对黑格尔历史阶段说的平实叙述就已经让读者得到如此丰厚的理论收获! 接着，先生指出这种观点其来有自，与中世纪习用的四大帝国分期法如出一辙，追溯起来，根源应该在于《但以理书》。而且事实上，这种分期法在地理方位从东到西的顺序也未能贯彻到底；关于东方历史的时间顺序也与事实不符(当然，这与当时历史知识有限相关)；而对四阶段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个观点实质是两分法，一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它的特点是停滞和野蛮，是非历史的历史；另一个是西方，包括希腊、罗马和日耳曼，那则是历史的历史。当然，在黑格尔以后，汤因比、雅斯贝斯已经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改变。但黑格尔的观点，特别是他的观点中涉及的理论问题，仍然还没有得到认真的批判。 正因为如此，接下来，先生才会聚精会神，从梳理西方哲学关于“发展”的思想入手，揭露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的理论实质。先生从东西方语言文字传统入手，运用“两个菲罗”方法，对“发展”观念做了深入的分析。先生指出，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没有“发展”，而有意思相近的“敷展”、“开展”之类的词，常指纸卷的展开；而英文的development中，de意为“下脱”、“分解”，velop意为“包”、“裹”，德文、俄文相近的词，情况差不多，基本的意思都是把包裹着或卷绕着的东西打开或展示出来。在法文、英文和德文中相应的词还用来表示摄影底片的显影和冲洗。这些都具有从潜在到实现的含义。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所说的“运动”就是“潜能的事物的实现”；他的“隐德来希”原义就是“达到了目的”。这些都有似于发展的概念。黑格尔本人也认为，“发展的原则包含一个更广阔的原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50)这个发展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相近。黑格尔把发展基础的内在决定性归结为“精神”——以世界作为其舞台、财产和实现自身的场地的精神。他认为，发展在自然界是和平而宁静地实现的，而“精神是和它自己斗争着；它自己可以说便是它的最可怕的障碍，它不得不克服它自己。‘精神’真正欲望的便是要达到它自己的概念。”(51)先生指出：“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发展观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从‘潜能’到‘现实’的运动观的出色的发展。”(52)先生指出了黑格尔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观念，给从潜能到实现的运动观注入了决定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因素，“而且正是由于事物在矛盾中的自我否定导致发展中的质变，的确显示出了辩证法的精义，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给予了极有价值的启示”。(53) 接下来，话锋一转，直接进入精神领域，指出黑格尔只是把辩证法严格地运用在他所集中注意的精神领域，把自然界的发展看成是缺乏内在矛盾和斗争，只有量的方面的平静的发展。黑格尔把精神的本质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原则说成是自由，他的历史哲学就是按照自由的发展来划分阶段的，他的历史四阶段说由此而证成：东方从古到今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第一种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由希腊罗马构成)；第三种是君主政体。 的确，精神在整个巡游过程中没有改变，它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黑格尔没有犯一点逻辑的错误，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连续的定义，一切都“完满地”解决了!可是这种理论在现实的历史中却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它无法说明代表每一阶段的各个文明自身的连续性发展问题，按照他的理论，每一个文明只是担任世界精神巡游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任务，之前和之后，却都消失在“世界历史”之外。至此我们就会明白，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岂止是中国历史，就连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也都成为没有连续性的，也就是非历史的历史了!如果联想到他的世界精神的历史以东方为起点，日耳曼为终点，远远不能说明人类历史的基本面貌和基本过程，我们就可以断定，他的历史哲学本身倒是真正的非历史的了。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发展’本身就不仅是一种连续性的展现过程，而且是一个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连续过程。的确，连续性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连续性就没有发展可言。过程都中断了，还谈什么发展？”(54)先生运用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关于发展的理论，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法，分析了黑格尔的论述，把“世界精神”的本质及其在现实历史中如何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淖揭露出来，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理论思维的力量，领略到逻辑的力量。阅读这篇文章，常有酣畅淋漓之感，原因就在这里! 解决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非历史本质的问题，就可以进入真正的历史领域，来寻绎中国历史进程中横向矛盾与纵向发展的关系问题了。至此，先生才充满自信地宣布：“黑格尔所提出的从事物横向矛盾中探索其纵向发展的辩证法，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不过我们的立足点则确实需要从他的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的方面来。”(55)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终于明白了，先生的重大课题之所以要从历史、史学和理论这样的三维整体上展开，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保证自己的研究是有效的和有力的，这样才能真正回应黑格尔的挑战。先生之所以要投入那么大精力分析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目的也没有别的，就是要揭露黑格尔在阐述他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观时，违背了自己为之做出重大贡献的辩证思维方法，由于他固执地把世界历史限定在精神的范畴内，无视经验世界的真实存在，既斩断了各民族的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也阉割了世界精神自己的灵魂，使他所谓的“世界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非历史的历史”。这样的“世界精神”，就像是荒野中的孤魂野鬼，飘忽不定，怎能得到人间的认同呢？ (二)《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后半部分) 在《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一文中，先生活用黑格尔逻辑学中本质论的方法，为“以史为鉴”这个千年命题提供了扎扎实实的理论性说明，有力地回应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挑战；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他是如何刻苦学习西方哲学，开展理论思维的心路历程。 先生的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运用“两个菲罗”方法，揭露黑格尔关于世人能否从历史中得到教训的观点中存在的严重悖论，这个问题已在第一节中给予讨论，此处不赘；后一部分则是从本质论的理论高度上证成“以史为鉴”的可能性，从而成为运用黑格尔逻辑学驳斥黑格尔错误观点的又一个成功案例。 2007年，我和几个师兄弟跟随先生到西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以史为鉴”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在大会发言时，先生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以史为鉴”的意思就是把历史当作镜子来照见自己。可是，拿镜子来照自己的时候，在镜子里出现的是自己，而以史为鉴时，作为镜子的史书里看到的却没有自己，这就使人怀疑“以史为鉴”这个比喻性的说法的确切性和可能性。其二，古人以铜为鉴，是通过铜盘中的止水来观照自己形象的，而历史却仿佛是一条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奔腾的长江大河，并无平静的水面，怎能为鉴呢？问题提出后，却没有得到参会人员的回应，先生也就不说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也很快就把这件事淡忘了。到了2009年末，我向先生约稿时，先生拿出了这篇文稿。 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由我担任，发表后，我又研读过多遍，直到撰写本文，我才猛然想到问自己：先生为什么要那样提问呢？反复思考后感到，应该从先生是怎样论证并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来加以理解。 关于第一个问题。先生的提问是这样的：人们从镜子中看到的是自己，而从历史书中看到的却不是自己，那以历史作为镜子还能成立么？据我看来，先生的论证思路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人们从镜子中看到的其实并非自己本人，而只是本人的影子，而且这个影子还是左右相反的；因此，人们从历史书中看不到自己本人，就不能成为否认以史为鉴的理由了。此其一也。镜子中的影像虽然不是自己本人，但毕竟是由本人投射到镜子然后反射回来的，那也就是“自己的异物”，它总可以帮助人们在一定意义上认识自己的形象；同理，如果也有由自己的某个侧面投射到历史书中然后反射回来，成为另一种意义上“自己的异物”且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某种情况，那不和像镜子反射形象具有同样的意义了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史为鉴不就可以成立了么？此其二也。这两种情况在道理上是相同的，因此可以类比。但是还有没有什么理论性或学理化的说明呢？有!那就是黑格尔逻辑学中本质论的思想。按照一般的理解，哲学的任务是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就不能满足于只看到它的直接性的存在，更要看到这个直接性的存在以别的事物为中介然后反射回来的形象，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设定起来的自己”，即中介映衬着的自己。以镜子为中介，镜子映衬着的自己，也就是自己在镜子中的影像，虽然是左右相反的，在哈哈镜中有时是上下颠倒的，但那也是自己形象的一个本质。不同的中介，可以映衬出自己不同的本质。以X光透视片为中介，其中映衬着的，就是自己健康状况的某一个本质；同理，以历史书为中介，其中应该能够映衬着自己的某种状况，那也是自己的一个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历史以过往的人类社会活动为内容，现实的人要想了解自己在社会活动中的存在状态，就有从历史中寻求自己的历史的本质的需要，目的是通过历史上相同相似的活动状态了解自己的活动状态会有怎样的命运，这不就是把历史当作了中介，并从中看到了反射回来的自己了么？用先生的话说：“人在以史为鉴时的意向性是了解自己的历史处境，所选的中介从而也就是史书及其所载的历史。二者都有投射与反映的共同性，所以可以互为隐喻之词。”(56)至此，第一个问题就得到了一个交代。关于第二个问题。先生是这样提问的：古人以水(铜)为鉴，铜盘中的水是静止的，可以照见自己；以史为鉴，史书上记载的人类活动却像长江大河，奔腾不息，流水怎么能照见自己呢？先生的回答同样表现出理论的深刻性：“如果您的意向是照自己的脸，那就只能选择光滑宁静平面的镜子作中介，反映出来的就是您的面部静态的情况。如果您的意向是要知道自己的历史处境，那么自然不能选取本质是静态的镜子作为中介，而只能选取本质是动态的历史来作中介了。”(57)接着，先生讲述了周公以殷为鉴的故事。周公辅佐周武王打败殷纣，夺取天下的统治权。紧接着就在思考发生这样政治变局的原因，于是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小邦周”可以取代“大邑商”？二是在天命变动的前提下，怎样才能保证周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为了找到答案，他把这两个意向投向历史，得到了两类反映：一是从他亲身经历的殷纣王败亡的历史中得到残民以逞而失去天下的例证；一是从殷人的典册中发现早先的殷哲王勤政爱民而享国长久的例子。周公从作为镜子的史书提供的两种可能中选择殷哲王作为典范。由此可见，“主体总在变化之中，其意向性也就在变化之中；变化了的意向投向历史的时候，其反映自然也就变化了。”(58)至此，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得到了一个交代。 由此我体会到，没有这样两个交代，就不能理解前面那两个问题。西安会议上先生提出这两个问题时，我并没有产生兴趣，原因是我对于以史为鉴这个千年命题中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没有丝毫的觉悟。现在明白了，要想提出有意义的、深刻的学术问题，没有系统、深入而充分的理论准备，是不能做到的。 “以史为鉴”是一个千年命题，在4个字的下面，埋藏着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宝藏，要想发掘这些宝藏，没有一双具有理论穿透力的慧眼，是根本做不到的。 2015年我在访谈先生时提出了一个极其幼稚肤浅的问题：为什么要在“以史为鉴”的问题上下那么大功夫与黑格尔辩论？回应黑格尔的这个挑战究竟有多大意义？先生不以我为浅薄，耐心地告诉我：“如果不回应，以史为鉴就彻底被颠覆了，我们的四千年文明史就这样被颠覆了。回应这个挑战是我们中国史学工作者应该负起的神圣使命!”(59)此时想起，我才深感触动：先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使命感，是因为他对这份宝藏的本质和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有了这份理解，才会倍加珍惜，才会发愤阐扬。由此我进一步思考，先生之所以会有这份理解，是因为他有着认识这份精神财富的理论思维的能力，这能力，得益于长期研习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西方哲学的艰苦训练。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思维能力，所以才会深入把握问题的本质，从而有力地回应黑格尔对于以史为鉴的挑战!想到这里，我因自己的浅陋而感到惭愧，也因此决心学习先生的榜样，在理论思维上加强修养，踏实进取。 “入室操戈”，有学习前人方法以超越前人的意思，是古代中国学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譬喻说法。先生曾说过，自己一辈子都在学习黑格尔的理论和方法，也一辈子在思考着怎样回应黑格尔的挑战，怎样破除黑格尔对于中国历史特点的曲解。先生在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问题和以史为鉴问题上取得了重大创获，突破了黑格尔的成说，揭露了黑格尔的理论错误，指出了他的偏见，对于黑格尔的挑战做出了迄今最有理论性的回应。同时也表明，中国学者完全可以站在理论思维的高度上，与西方学界大师级人物开展平等对话，做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骄傲! 我在敷陈这篇小文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全面、准确地展现先生的理论方法(比如，先生对逻辑学知识有系统深入的理解，这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可惜，我没有能力做出分析和评论，所以只好俟诸未来)，尤其跟不上先生的思维节奏，原因很明显，那就是我的知识面的宽度不够，知识结构的合理程度也不高，远远不能很好地理解先生的学术和思想，更何况对我来说，理论思维本来就是一项高不可攀的事业，先生的学问又是那样的崇高，我除了高山仰止，别无所能。承蒙《古代文明》杂志朋友们的盛情相邀，只好把自己的粗浅体会呈现于此。文内谈到的先生的学术思想，只是个人的简略复述，理解定有不确，深度远远不够，这不是客套，而是实情，我知道，做学问不能自欺欺人，敬请先生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