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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旅游业作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已获得广泛共识，但鲜有研究关注旅游产业依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基于中国75个民族自治县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以旅游产业依赖为门槛变量的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旅游产业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旅游产业显著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385和0.829。随着旅游产业依赖程度的提高，旅游业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逐渐下降，这表明过度依赖旅游产业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稳定物价总体水平；增强居民就业培训，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发挥旅游带动作用，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改善交通设施建设，提高对外开放程度。 关 键 词：民族地区；旅游依赖；经济增长；门槛效应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连片特困地区旅游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效应研究”(19YJC790179)；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包容性视角下武陵山区旅游发展的贫困减缓效应研究”(WLRCY2019-03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旅游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应研究”(201911030)。 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民族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继而会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对口帮扶等政策引领下，实现了少数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受制于民族地区地理、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在此现实情境下，探索应对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的有效之策，既是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现有研究关注到在普遍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国家的“输血式”救助并非长久之计，依托产业发展的“造血式”扶贫才是区域经济提质挖潜的根本保证，培育特色产业成为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出路。民族地区虽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和生态系统脆弱的叠加区，但同时也是旅游资源的富集区，特别是其保存完好的原始生态环境和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成为吸引现代旅游者的重要载体。作为环境友好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业具有环境影响小、产业关联性广、就业促进作用大等优势，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民族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和重要产业支撑。 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族地区通过发展旅游产业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学者表示旅游产业依赖可能会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可能形成“挤出”效应、①导致物价上涨②和增加环境成本③。当前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现象是，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越来越倚重旅游产业发展，那么，旅游产业依赖是否能够带来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很遗憾，现有文献还未给予充分的回应。基于此，本文以中国75个民族自治县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非线性视角探究旅游产业依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是旅游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核心命题。各国学者围绕此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尽管所使用的样本容量、核心变量和计量模型等各有不同，多数人还是支持Balaguer和Jordá提出的旅游导向型经济增长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TLGH)，④即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提供了不同空间尺度和国家情境下的经验证据。比如，Tang和Tan以马来西亚的国家层面数据为例，利用多变量理论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证明了旅游发展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⑤Trang和Duc运用越南顺化省1997-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旅游消费与省内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⑥Caglayan等对135个国家的实证结果显示，TLGH假说在东亚、南亚和大洋洲国家同样成立。⑦然而，也有一些学者陆续指出，该假说成立具有边界条件和现实应用的局限性，⑧并逐渐认识到旅游发展并非线性单调地促进经济增长。Vita和Kyaw利用12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旅游业的发展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提升、降低当地社会福利、引致去工业化问题，进而抑制经济增长。⑨无独有偶，左冰⑩、Sharif等(11)、曹翔和郭立萍(12)等也同样证实了旅游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认识，催生了非线性视角下旅游发展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大量探讨。Chiu和Yeh以旅游专业化的不同表征指标(人均旅游外汇收入、国际入境旅游人数与出境旅游人数之比、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与旅游服务贸易进口的比率)作为门槛变量，发现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均存在单一阈值，特别地，当用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的比值来衡量旅游专业化时，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表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13)李秋雨等通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判断广东省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广东省(21个地级市)和山区(5市)的旅游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间均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具体表现为当旅游发展水平小于拐点值时表征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超过拐点值后则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14)何昭丽和孙慧以西部地区为例，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论证得出，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并非总是表现为祝福效应，而是存在一定的拐点值，当旅游专业化程度大于拐点值时，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会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诅咒效应。(15)上述文献为我们进一步厘清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深刻洞见，但具体到旅游产业地位备受重视的民族地区情境中，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 大量有关民族旅游的文献阐释了旅游产业在民族地区拉动就业、刺激消费、减缓贫困中的重要作用，从不同角度支持旅游发展是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地区的重要方式和驱动因素。张文瑞提出，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开发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问题，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缩小东西部的经济差距，进一步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追赶。(16)陈蜀花指出旅游业已成为桂林民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元化经济的重要突破口。对此，应深挖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推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跨越式发展。(17)Kunasekaran等认为旅游者在民族地区餐饮、住宿、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是实现当地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18)在实践领域，地方政府越来越倚重旅游产业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一些民族自治县将旅游产业定位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这表明旅游产业依赖现象在民族地区日渐普遍，民族旅游经济活动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地方政府实践热潮，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鲜有文献探讨旅游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及实证检验旅游产业依赖与民族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1)缺乏旅游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这一前置性理论问题的系统探讨，即旅游发展通过哪些渠道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及其内在运行机制是什么；(2)民族旅游文献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旅游产业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但均从静态视角看待民族旅游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动态变化下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发展存在的异质性影响；(3)虽然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但其在民族旅游产业依赖的情境下是否仍然成立还缺乏来自民族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民族地区进一步深化旅游业发展，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因此，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首先系统分析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关理论假设。接着，进一步基于中国75个民族自治县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从而回答旅游产业依赖能否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这一问题。 (二)理论假设 理解旅游产业依赖如何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应从非线性的视角看待两者间的关系。因为随着旅游产业依赖程度的加深，其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效应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具体可分为如下两种情形。 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初期，旅游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得到充分彰显，特别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亲和性充分盘活了民族地区大量的妇女、老人等非传统优质劳动力资源，(19)能有效激活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存量，缓解民族地区就业问题，(20)提高民族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进而能够增强民族地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民族经济增长。其次，随着旅游业逐步发展，旅游产业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民族地区的旅游消费需求迅速增长，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源动力。同时，在旅游消费效应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介入民族地区旅游项目建设中，带动了旅游相关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快了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21)有效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再者，随着民族旅游目的地品牌知名度的扩大，民族地区的入境旅游市场发展日趋活跃，旅游外汇收入快速增长，(22)成为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因此，旅游产业依赖可以通过扩大就业、刺激消费、吸引投资和出口创汇等渠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旅游产业依赖能够显著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民族地区发展对旅游产业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时，旅游产业地位持续上升，民族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与之相匹配，而依靠简单劳动力投入的旅游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随着旅游产业深入发展，旅游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不再依靠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而转向高质量劳动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族地区的教育基础仍比较薄弱、就业培训机会缺乏，使得当地低技能劳动力无法适应旅游产业升级发展的需要，从而阻碍其通过就业获得劳动收入的渠道，进而抑制其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物价水平会随着旅游依赖程度的提升而上涨，(23)导致当地居民的消费意愿降低，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不足。故而过度依赖旅游产业可能会减弱旅游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 此外，相关研究表明民族地区经济对旅游产业依赖程度的提升会造成资本向旅游业集中，从而使其他产业部门的投资减少，(24)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旅游商品和服务出口的不断增加会造成民族地区出口结构向旅游业倾斜，导致其他贸易部门的出口份额下降，加剧旅游市场风险，同样不利于旅游业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边际效应的持续增加。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旅游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随着旅游产业依赖程度的增加而减少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进一步从非线性视角实证检验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在借鉴Hansen(25)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基础上，构造如下多重门槛回归模型。 PGDP[，it]=μ[，i]+β[，1]TDD[，it]I(TDD[，it]≤γ[，1])+β[，2]TDD[，it]I(γ[，1]＜TDD[，it]≤γ[，2])+…+β[，n]TDD[，it]I(γ[，n-1]＜TDD[，it]≤γ[，n])+β[，n+1]TDD[，it]I(TDD[，it]＞γ[，n])+δX[，it]+ε[，it] (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对应不同的观测个体和年份；PGDP[，it](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代表经济发展水平；TDD[，it](Tourism Dependence Degree)为旅游产业依赖度；γ[，1]、γ[，2]、…、γ[，n-1]、γ[，n]为特定门槛值；n个门槛值表示有n+1个门槛区间；I(·)代表示性函数，若门槛变量满足设定条件，则赋值为1，否则为0；X[，it]为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率(Urban Rate，UR)、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xed Asset Investment，FAI)、金融发展水平(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FS)、交通便利程度(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TA)、产业结构(Industry Structure，IND)、社会消费水平(Social Consumption Level，SCL)；μ[，i]和ε[，it]分别表示个体非观测效应和随机误差项，并假定ε[，it]～N(0，σ[2])。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PGDP)。比较常用的经济发展的测量指标有GDP总量和人均GDP。由于地方GDP总量与区域人口数量紧密相关，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程度，而人均GDP则可以消除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6)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GDP总量在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不足。鉴于此，本文采用人均GDP度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记为PGDP。 2.核心解释变量及门槛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旅游产业依赖度(TDD)。本文参考张大鹏和舒伯阳的做法，(27)采用地方旅游总收入与地方GDP总量的比重来衡量旅游产业依赖度，在一些研究中也称之为旅游专业化水平。其中TDD的值越大，表明地方经济对旅游产业的依赖程度越大，旅游产业依赖度越高。同时借鉴Zhang和Cheng(28)的做法，将旅游人次比(Tourist Person-time，TP)作为旅游产业依赖的另一代理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其中旅游人次比=旅游总人次/年末总人口。 与已有研究将相关控制变量作为门槛变量不同的是，本文旨在考察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因此，本文同时选取旅游产业依赖度TDD作为门槛变量。 3.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文献，本文引入了一系列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地避免因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1)城镇化率(UR)。城镇化进程能够促使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进而提高产业化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和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本文利用城镇人口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城镇化率。(2)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AI)。与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现状相符，民族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发展迟缓，缺乏民族地区经济良好运行的设施环境与产业环境。因此，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并预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升将正向作用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3)金融发展水平(FS)。大量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29)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利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民族地区GDP的比值表示。(4)交通便利程度(TA)。引入虚拟变量，将各民族自治县高速公路通车年份及之后年份均赋值为1，否则为0。(5)产业结构(IND)。采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征。(6)社会消费水平(SCL)。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本文选取中国75个民族自治县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检验样本。关于数据的来源和处理，说明如下：(1)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自治县历年的统计公报及其政府工作报告；(2)部分缺失数据由线性插值法补齐；(3)旅游总收入包括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按照当年平均汇率进行换算；(4)为减缓量纲和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对经济增长水平和社会消费水平进行了对数化处理。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根据Hansen(30)的研究思路，首先检验模型的门槛效应。为了增强常用统计推断效能，本文对回归数据均进行300次Bootstrap重复抽样。表2显示了以旅游产业依赖度为门槛变量，利用多重门槛回归得到的F统计量和P值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旅游产业依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效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三重门槛效应则未通过常用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判断，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表1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门槛估计结果分析 表4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中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统计水平下均显著，模型(3)和模型(4)则不显著。从参数估计的系数结果来看，模型(2)和模型(3)的估计系数明显低于模型(1)和模型(4)，存在低估问题。同时，模型(4)中旅游产业依赖的二次项系数为负，进一步表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依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印证本文利用门槛模型进行估计是适宜的。此外，依据各模型的拟合系数，模型(1)的值最大，表明其拟合优度最好，利用包含双重门槛值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最大，能够较好地反映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双重门槛特征。下面就模型(1)展开详细分析。 总体来看，模型(1)中不同门槛范围内的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但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依赖程度的阶段性提高，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呈阶梯状递减趋势(假设2得到验证)，这表明过度依赖旅游产业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当旅游产业依赖程度低于第一门槛值0.385时，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819，表明旅游产业依赖度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为81.9%；当旅游产业依赖程度处于门槛区间0.385～0.829时，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下降至42.7%；当旅游产业依赖程度跨越第二门槛值0.829时，旅游产业依赖引致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进一步降至15%。不难发现，不同产业依赖程度下的旅游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表征出双重门槛特征。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1)随着旅游产业依赖程度的提高，大量涌入的旅游者可能引起当地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31)居民生活成本增加导致实际购买力下降，进而会抑制当地居民的日常消费。不仅如此，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导致旅游就业的准入门槛提高，(32)而原本参与到旅游业中的部分居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等条件限制，无法有效匹配旅游业对劳动者技能的新要求，因此会被逐渐排除到旅游获益之外。在物价上涨和增收受阻的双重压力下，居民消费水平受到抑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依赖的经济增长效应。(2)民族地区经济对旅游业的过度依赖会导致资本向旅游业集中，从而挤出其他产业部门投资，导致民族地区经济系统抗风险能力下降，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另外，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较强的产业部门，其发展需要其他产业部门的配套支持。因此，当其他产业发展势头减弱，民族地区的旅游供给能力难以满足旅游业的发展需求时，就需要从其他地区购买商品、原材料、技术等要素，进而产生经济漏损问题。而民族地区的地形地势复杂、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落后，(33)要素的购买成本较高，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漏损效应，导致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降低。(3)旅游依赖程度的提升通常伴随着旅游出口总量的增加，造成民族地区出口结构向旅游业偏重，导致其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而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上述三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地区旅游经济效应随着旅游产业依赖程度的提升而下降。 在控制变量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单位，将促使人均GDP提高43%；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GDP将提升8.7%；金融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金融发展水平每增加0.0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18%；交通便利程度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促进作用，交通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将带来人均GDP提升4.3%；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社会消费水平每提高1%，人均GDP将增加0.85%。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利用旅游人次比(TP)衡量旅游产业依赖程度，以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如表5。数据表明，以旅游人次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与门槛变量不影响主要的实证结果，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依然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特征，相应的门槛值分别为7.225和14.590。旅游产业依赖程度在三个门槛区间的参数估计值依次为0.039、0.022、0.005。由此可知，随着旅游产业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旅游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呈非线性递减趋势，这与模型(1)的结果大体一致。控制变量与模型(1)的估计结果也基本相同，且均在常用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旅游产业依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旅游经济学文献大多刻画了旅游产业依赖与经济发展的数理统计关系，但较少深入分析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相关理论阐释缺乏清晰的逻辑思路。消费、投资、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34)本文据此分析了旅游产业依赖如何通过影响民族地区的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和出口贸易来对民族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并且从动态发展的视角判断其影响效应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这既弥补了已有文献对旅游业与经济发展之间作用机制探讨的不足，又为本文进一步检验旅游产业依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提出了明确的理论假说。从理论上阐释了民族地区过度依赖旅游产业发展，将会面临物价上涨、就业门槛抬高、产业结构失衡、旅游收入漏损等问题，进而不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本文运用75个民族自治县2007-2016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旅游产业依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旅游产业在不同门槛区间内均能促进民族经济增长，但随着旅游产业依赖程度从低门槛区间跃迁到高门槛区间时，旅游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明显下降，旅游经济动能逐渐减弱。这一结果既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同时深化了民族旅游经济研究，为旅游产业依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增加了来自中国民族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 围绕旅游产业依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证实了旅游产业依赖能够显著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此，必须深入挖掘民族地区旅游特色，培育不可复制的旅游产品，增赋民族旅游的文化内涵，以增强民族旅游发展的内源动力，充分释放旅游业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但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双重门槛特征表明，若过度依赖旅游产业发展，民族地区并不能获得预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为缓解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增强跨越门槛后的民族旅游经济动能，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要有效应对物价上涨和就业门槛抬高而对居民消费意愿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着旅游目的地的物价上涨，造成民族地区居民生活成本增加，进而阻碍居民的消费意愿，减缓旅游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保证旅游业持续发挥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政府应扮演好调控民族地区物价水平的角色，确保当地物价总体水平的基本稳定，以维持消费市场的良好运行，助推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就业培训等方面对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的居民给予重点倾斜，使其积极应对旅游就业形势的新变化，参与共享旅游发展红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充分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二是要避免旅游业对其他产业部门投资和出口的挤出效应。实证表明旅游产业开发可以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当地经济落后面貌。但是，从长远来看，过度依赖旅游产业反而会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认识到旅游产业的关联带动优势，推动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实现多业并举。这既能够避免经济对旅游业的过度依赖，拉动其他产业部门投资，也可以增强应对国际旅游市场风险的能力，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进而确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三是要尽量降低旅游业的漏损效应。旅游企业为支撑旅游业发展而从旅游目的地之外购买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漏损，部分解释了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因此，民族地区应努力改善交通条件，加强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内部经济联系，降低用于旅游业发展的物质生产要素的购买成本，从而减少经济漏损。同时，提高区域开放程度，加强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促进旅游上下游企业在地理空间范围内集中，增强旅游产业集聚效应，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从而保持旅游产业依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高位影响效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