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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典经济学假设市场是匀质的，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由于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像人力资本这样的生产要素在现实版全球化中是难以自由流动的。西方国家的民族观是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源式的，严重影响了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源于中华文化的中国式民族观尊崇互为中心、互为边缘、互为起源，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有利于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更适合全球化的需要。 关 键 词：“一带一路”；民族视角；规模范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实版全球化理论悖论与‘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18BJL086) 作者简介：李玲艳(1964- )，女，辽宁大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民族经济研究(北京100732)。 我们选择民族视角进行“一带一路”研究，是为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运用全新的理论范式审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力图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促进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为世界经济贡献我们的模式。 一、变化了的世界经济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发展，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如此成绩，经济学家开始寻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源泉。面对一个全局性的经济奇迹，如果延用既有的经济理论，是难以得到自洽结论的，要想圆满地解释新的经济成长，只有使用全新的理论框架，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早期，亚当·斯密将利己的动机赋予了道德的内涵，较好地诠释了工业化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大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工业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斯·韦伯赋予新教伦理以资本主义精神，催生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化模式，并使之蔓延到了整个美国，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立了工业社会的典范。后来，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资源视为资本，找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6/10的源泉，使人力资本大大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而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外经济学家无法解释的一个奇迹，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全新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进行合理的阐释，提炼出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就与西方不同，西方社会一直以文化为分野，宗教认同是他们的核心认同形式，民族问题更是充满强权与压迫。这极大地影响了统一民族大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源配置难以实现规模与范围效益的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受到限制。在千百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模式的作用，宗教的排他性弊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克服。这使得中华民族在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在封建社会就不断发展进步，逐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一个民族，我们的凝聚力来源于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统一致。如此，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经济体就非常容易发展壮大，我们在市场规模与范围方面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 二、现实版全球化的最大障碍是民族与文化分野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其经典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影响当前全球政治最主要也是最危险的因子，它将以极大概率产生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而这也是造成迥异的文化不信任的基础[1](1，14，15)。 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有一个民族与文化的划分维度，18、19世纪的文献中大量提到民族问题，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一词出现的频率才大幅降低。民族问题受到各国重视程度的变迁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第一次全球化发端于工业革命伊始，如塞缪尔·亨廷顿指明，在这一时期，积极扩大全球市场并拓展投资空间成了各个国家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战略目标[2]。因此，以不断占据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势力范围为行动逻辑的摩擦、争夺和战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生。进入17世纪，欧洲各国在经历了多年战乱之后，达成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其承认国家主权，并强调多元共存的内核影响至今。它“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签订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3]。这期间，有些后来崛起的国家不满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对其进行的约束，于是大肆抢占殖民地，寻求自身民族经济规模、范围效益的最大化，终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缓和这一矛盾，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规定了新的世界秩序，让所有国家都退回到“一战”以前的势力范围，以寻求旧有的和平与均势。随着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又受到了强大的挑战，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审时度势地废除了殖民地制度，使世界重新回到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人类也才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然而，上述体系是以“冻结”世界均势格局为前提的，而今，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实力此消彼长，新的不平衡又一次出现了，新的震荡调整期已经到来。 过往数百年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均势“冻结”和“反冻结”震荡的过程。前者昭示了世界的和平安定，但是稳定是短暂的，而后者则是相对长期的状态，其间民族问题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关键因素。为把控既得利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出现摩擦甚至战争。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不正视民族问题，世界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文明有其鲜明的独特性，也因此实现了非同凡响的成就，而中国人对此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基于此种文化背景，从文明角度出发解构问题成了中国大部分学者的思维模式[1](1～2)。总的来说，从文明角度展开研究和考量问题的中国模式得到了国外学者的认同，历史上，这种模式就对人类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Nye)早在1990年就指出，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性的软实力，与硬实力是同等重要的，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是否认同和追随，受到该国软实力的影响，即文化是否具有吸引力，有多大的吸引力[4]。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贝罗奇(Paul Bairoch)通过其关于1750年到1980年国际制造业的相关研究发现：18世纪中叶，世界制造业1/3的产值源自中国，而印度和西方国家占比分别在1/4及1/5上下浮动，但这一阶段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迅速发展制造业的时期。发展至1830年，西方整体的制造业产值开始超越中国。而进入19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开始主宰世界经济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在西方整体繁荣的同时一些国家的衰弱。关于此种现象，在经济体发展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学术界能找到多种解释，但是毋庸置疑，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奉行的文明与民族的零和博弈是一个关键诱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文明与民族融合的全球化模式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进入20世纪，根据1913年的相关数据整理发现，世界制造业的产值出现了大的逆转，非西方的产值仅占1830年的2/3[5]。检视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国主导全球经济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和其他经济体的繁荣是共同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繁荣。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就注意到东西方发展模式的不同，认为发展模式不只存在西方模式。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B.Pearson)于1955年就指出，新诞生的东方政治社会不可能复制西方，它将采取新的模式，而任何关于东方政治社会将与西方政治社会趋同的幻想都是荒谬的[6](82)。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事实无数次地教育了他们，并证明基于东方智慧的文化与民族交融模式是优于西方模式的。关于此，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就认为，理论被认可为范式的前提在于要明显强于竞争对手，然而也无须特意为此做出解释，现实也证明它无法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7](17)。西方学术界一直认为，国家民族间的经济交往程度越深，世界体系的稳定性就越强。梳理过往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这一论断并不正确。关于民族国家经济层面相互依赖的程度将引致的后果，戴尔·科普兰(Dale C.Copeland)研究指出，这一关系带来和平或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只有各国所预期的态势良好的贸易发展在观测期内持续下去，才会最大程度地增进和平[8]。这是一个复杂的发展系统，不单受贸易和经济因素影响，系统内其他因素也在发挥重要作用，或促进或抑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995年就指出，当下的全球文明，从整体看仿佛是单一的薄板，但是世界发展进程中所积淀的多样化的民族认同、宗教文化、文明体系、传承和价值观等均隐藏在这块薄板之下[9]。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一种，除此之外，文化、宗教、民族等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异同也塑造了东西方模式实质性的不同。因此，在深入研究过程中，我们要注重研究这些差异，特别是民族、文化因素产生的差异，为当今的全球化贡献东方智慧。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离不开民族与文化要素 “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人类共同的记忆，在欧亚大陆上重提丝绸之路，希望沿线各国共同享受中国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同时，也希望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相关国家能够像从前在中国丝绸贸易、陶瓷贸易中得到实惠一样，重新从再次崛起的海洋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除了让我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一步深化对过往大国开拓市场的经验教训的认识之外，也将对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及市场开拓大有裨益。基于不同的角度，对市场开拓的理解也是迥异的。如国内学者黄琪轩、李晨阳所言，自由主义者以满足制造商利益为目标而实施市场开拓战略；现实主义者开拓市场的行为逻辑则从确保大国安全和利益出发；马克思则认为资产阶级在全球奔走的目的在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列宁、约翰·霍布森等认为寻求原材料产地，同时为产品过剩寻找消化市场是帝国主义实施市场开拓战略的目的[10]。然而，世界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早已证明，开拓市场这一行为本身不是一件简单或平和的事情，很多时候，开拓方与被开拓方的反应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一次战争。如西方学者指出：贸易多寡和增长水平之于国家政治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当前国际秩序下的贸易增长本身对于缓解紧张的国际环境增进稳定的作用微乎其微[11](16)。 由此可见，在开拓市场，追求市场经济规模、范围效益最大化的时候，市场力量并不能决定一切，除此之外，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民族、文化维度也是关键的影响因子。“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化的中国模式，其产生背景和时代特征均要求我们立足民族和文化维度，以此为研究基础，丰富民族经济学，使之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为中国版全球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大致可从国内和国外两个向度进行研究。古典经济学中的规模与范围已经阐明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化，原本相互独立、相互隔离的市场之间的联系将越发紧密。一般而言，专业化分工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相伴相生，当专业化达到一定的集中度时，对市场的广域度就有了新的需求，以便消化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因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带来的网络交易的便捷性，直接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量呈几何级增长，其间因既得利益问题而产生的冲突是无法规避的[12](48～50)。因为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影响甚至改变了国家间的经济格局，进而产生了一种名为区域间主义的新的经济现象。该现象是区域集团主体性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互动层次[13]。对此，黄河提出，多个主体国家之间共存的区域，或者是跨区域范围之内存在的共有利益和需求，此种现象并不与全球化背道而驰，但是有其独特性。所以当全球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或者当国际公共产品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时，区域内或区域间的利益主体国家将在共同需求的驱使下，设计最大限度满足实际需求的区域公共产品，并为之分摊成本，从而将较小的公共区域嵌入较大的公共区域[14]。 当前，国际范围内有无数个区域间组织，它们都以协调区域事务为根本目标，但是协调的效果却各有差异。整体而言，当区域间组织内部的成员以相似的民族或文化认同为结盟的基础时，其协调效果就相对较好，而那些建立在较大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区域间组织就很难达成其预期目标。换言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推行过程中，如果缺乏对民族及文化维度的关注，区域间将出现冲突和矛盾，一旦重视这两个维度，上述矛盾就会得到一定程度解决甚至全面解决。 四、民族视角对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大量涉及国内外的民族、文化问题，需要我们逐个去求证并解答。此时，民族命题以从未有过的重要性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需要我们去发展、去创新。 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满足了沿线各国的发展意愿，提供了一个比以往更具包容性的平台。因此，近睦远交，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促进沿线国家的认同感，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15]。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的伟大事业[16]。2016年8月1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17]。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开业仪式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分别指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18]。如此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在促进区域合作的同时，也将加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最大限度促进沿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带一路”不只是国家间开展对外贸易的平台，它还是不同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一条渠道，它涉及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安全、宗教等方方面面，必将开启一种人类交往的新模式。但是在这一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一定是经济搭台、全方位唱戏，这才符合中国一贯的关系模式，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过程涉及国际国内多个层面的民族关系：国际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民族间关系的研究，恰好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出现了很大程度的重合，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学科理论，从民族视角研究“一带一路”问题。如施正一先生所提出的，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角度而言，民族经济学可以世界上的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就其经济现象展开研究，既可做宏观研究，也可做微观研究，既可做一般的理论研究，也可做具体的应用研究；狭义层面的民族经济学是以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为研究主体，以少数民族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为例，就是以研究国内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但不是脱离汉族，而是同汉族紧密相连的，并作为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91)。 “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有助于我国实现比较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将为广西和云南带来机遇，促进其桥头堡位置的巩固和发展，提升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对西北尤其是***地区而言，是新时代最大的发展机遇，无疑将改变长期以来对外开放战略中西北地区的区位劣势。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推进，在提升东北对外开放度的同时，也将为振兴东北注入新动力[20]。同时，随着倡议的推进落实，沿边地区将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如东兴、瑞丽、二连浩特、满洲里、绥芬河等，推动边境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21]。“一带一路”倡议除了促进内陆后进地区的改善，也将为沿海地区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为进一步提升沿海城市竞争力注入新动力，促进其在全球产业链中分工位置的调整。 “一带一路”倡议的先期工作是打通周边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中，3条的节点在***，1条核心在内蒙古，1条紧密依托西藏***，还有1条关乎云南和广西。可以说，6条走廊，条条依托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将会从改革开放的大后方变成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这样一种国内区域发展格局的巨变，促使我们加快研究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和民族经济问题，重视我们以前没有关注过或关注较少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维度，这会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五、中国的民族模式更符合“一带一路”的需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将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将影响更多国家，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福祉。然而，这一倡议首先面对的就是国际国内的民族问题，需要我们优先加以解决。目前，在西方理论主导下的国际国内民族关系都不够理想，这已经成为我们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障碍，因而更加需要产生于中华大地、符合全球化需求的民族学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假设市场是匀质的，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并非匀质，生产要素也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比如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就是一种基本上无法自由流动的要素，在地域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民族国家特征，产生这种结果当然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具有民族文化属性，其在思想文化层面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群体，并形成迥异的地域适应性，影响了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导致人力资本难以自由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民族文化因素，而且主要是目前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主流民族观。西方民族观体现为：世界存在着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源这样一种秩序，西方是世界的中心，非西方是世界的外围，人类文明的发展将会不断从中心扩散到外围；现代世界存在核心，那就是西欧、美国这个区域，除此之外，都是外围，各种形态的知识将不断从核心向边缘外溢；人类社会存在起源和非起源之分，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线性的，今天的西方就是明天的非西方。正是因为西方这种看待民族文化的世界观，导致世界不断出现动荡，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动不动就需要用战争来实现的平衡。这是因为，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远不是西方学者设想的单一线性的，不同民族存在着多种民族文化演进路径，用单一的模式加以框定，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冲突。这可能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存在冲突的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如今宗教文明分界线边缘不断爆发战争的原因。这种基于文明冲突而爆发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化的推进，是全球化持续推进的文化思想障碍。 中国人拥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民族观，我们的民族观是基于道教太极图的元思维，太极图内“两个蝌蚪”是可以随时转换位置的，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因此，在中国人的民族观里，不存在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源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各个民族是互为中心、互为边缘、互为起源的，世界的发展不存在线性关系，没有固定的模板。这在近代的“华夷之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近代历史上，在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有人主张用血统来划分，但更多的人主张用文化认同来划分，认同儒家文化者，夷狄亦华夏；不认同儒家文化者，华夏亦夷狄[22]。如此一来，中华民族就摆脱了血统的束缚，而通过文化认同来塑造民族，民族规模迅速扩大，发展成全球最大的一个民族；而且因为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这种文化就不可能来自某个具体的基于血统的民族，而是所有血统民族的大集合。这种基于中华民族发展路径的历史观，正如汪晖所言，互为中心、互为边缘、互为起源的历史观是一种超越自我中心的历史观，其迥异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等级体系[23]。正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平等的历史观、民族观，可以让人类摆脱血统的束缚，大力发展全球化，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更大的“朋友圈”，实现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效益，推进全球化走向极致。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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