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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到西方“民”“民间”“民族主义”影响，同时亦承继中国本土“重民”思想，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仁人志士就开始关注民间文学；同时西方传教士亦关注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翻译。此间，除了“ 学术的”目的外，另一脉络，即民间文艺的通俗化实践也并行发展。1949年以后，民间文艺与大众文艺紧密结合，甚至有过合一趋势。结合肖甘牛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进行论述，旨在阐述民间文学的通俗化实践有着复杂的历史语境，其背后连接着不同的文化生产模式、价值认同及文学想象。 关键词：民间文学；通俗化实践；肖甘牛 作者简介：毛巧晖(1975-)，女，山西襄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 18世纪后期，资产阶级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这一时期的文学亦深受其影响，尽管仍然是文人精英在掌控着文艺舞台，但文学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王公贵族身上移开”，转向“注视民间的平凡大众”。 一 受到西方“民”“民间”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晚清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人士将其作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一个重点。但是他们在引进和吸纳时，也受到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规范。中国自古就有“重民”思想，清朝后期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文化时，表现出了对“民”“民间”的关注，除了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外，还有内源性因素；他们在引进和接纳西学过程中亦受到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采诗”的影响和规范，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了平民意识，文学上则开始重视、推崇“白话文学”“平民文学”。 “口头传统是被书籍遗漏了的历史”，黄遵宪、刘师培、李伯元、梁启超、刘光汉等都关注民间文学的辑录、仿作。19、20世纪之交传教士输出西学之余，也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及儒家哲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传教士与近代社会的互动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体现，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适应、融合，这都是不同文化互相交流的结果。传教士在平时与民众交流的过程中会搜集一些民间故事，包括名人轶事、名胜古迹的传说等，同时他们还留意民众常用的俗语谚语，并将其整理刊载。如美国传教士J·维尔(J.Vale)在《华西教会新闻》中翻译介绍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像薛涛的“井梧颂”“王吉与司马相如”“蚕神马头娘”“武担山”“化宝堂”“飞来殿”“乾溪河”“鱼洞潭”“杜甫草堂”“三苏祠”等。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Léon Wieger)的《近世中国民间故事集》则是依据中国历代文献编译而成，“汇集中国民间奇异故事，展现中国百姓的生活知识和鬼神观念，让西方人看到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民间信仰。此书也是西方学者编纂的第一本中国民间故事集，采取主题与关键字双重索引，称得上民间故事母题索引的先声。”此外还有英国传教士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翻译了苗族的《洪水滔天》和《开天辟地》，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阿列克谢耶夫(Vasiliy Mihaylovich Aleksyev)等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总之，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民间文艺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 二 李陀在《1985》中提到“通俗文艺”的概念，并指出“‘民间’形式在被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占有之后，经由大众视听媒体派生出一个大陆官方的通俗文艺。”其实，从晚清开始民间文艺就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结在一起。晚清革命派重视民间文艺的宣传与动员作用。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就用民众熟悉的歌谣、曲艺传播革命；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更是希冀发动工人、农民、士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撰写了《青年与农村》，瞿秋白撰写了《论大众文艺》、恽代英撰写了《文学与革命》，澎湃根据海陆丰一带民间文艺改编的《田仔骂田公》在老百姓中广泛传播，且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运用民间文学形式进行创作的高潮；上海“五卅”时期就产生了《十二月革命歌》《五册小调》《国民团结歌》《吊刘华》等利用民间小调编唱的歌谣。这些歌谣大多革命意识明确，对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同仇敌忾。毛泽东在湖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除曾设置“革命歌”“革命画”等课程外，还引导学员调查全国民歌。 中国共产党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从1928年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就注意利用民间说唱形式来鼓舞群众斗志。红军时期的说唱艺术，在采用民间歌谣曲调的时候，由于内容的需要，在填词演唱时，或加以扩充发展，或重叠反复，或加以缀合联串，突破了旧形式，成为新的说唱，如利用四川调写的《革命伤心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文化政策上号召研究者向“民间”学习，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特别强调文学作品要反映民众的生活，这一切同样是为了当时的革命和战争的需要。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革命文艺的重要基础。当时已有革命通俗文艺实践，如《王贵与李香香》，就是李季汲取陕北一带回族叙事诗《马五哥与尕豆妹》的民俗事象、叙事模式、审美意象等创作而成。到了1949年以后，这一实践在全国范围推广，并且被纳入社会主义多民族新型文艺——人民的文艺。民间文艺(1957年之前被称为“人民口头创作”)被纳入高等教育、初高中教育、文学研究等。
从历史脉络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艺与通俗化实践、民间文艺与革命结合从民间文艺在西方社会兴起、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之始就已开启，并非1950年代的独创。反之，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接纳并适应这一发展语境的恰是20世纪30、40年代已参与民间文艺或大众文化运动者，肖甘牛即是其中一位。肖甘牛，原名肖钟棠，出生于1905年，1932年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那一时期上海开始兴起“大众语运动”。“白话文运动不够彻底，因为我们所写的白话文，还只是士大夫阶层所能接受，和一般大众无关，也不是大众所能接受。同时，我们所写的，和大众口语也差了一大截；我们只是大众的代言人，并不是由大众自己来动手写的。”曹聚仁“为了《社会月报》刊行《大众语讨论专辑》，向国内语文专家征求建设性的意见。鲁迅、胡适、黎锦熙、吴稚晖诸先生都有详细的答复。”鲁迅在回复中提到方言土语与文学创作。肖甘牛在上海期间亦跟鲁迅学习过，他虽然没有专门写过相关文章，亦无其他资料可证，但至少他当时知道此。另外他父亲就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极为关注，肖甘牛自己也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搜集，还曾去台湾调查搜集当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并希望自己能以《聊斋》笔法写民族民间故事。这些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加入民间文学搜集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必然。他选择到壮、瑶、苗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大苗山苗寨落户，他个人也曾提到只因特别热爱民间文学。他的民间文学搜集中，清晰地标出了“搜集”“整理”“编著”“著”等。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阐述，如刘江《略论肖甘牛民间故事之“著”》、郭燕晖《肖甘牛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再创作》等，他们着重于肖甘牛对民间文学的整理改编之独特性的论述，而对其所发生的语境、历史脉络无涉及，另外就是对肖甘牛民间文学的理念及其形成没有深入分析。肖甘牛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理念应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大学兴起的“大众语”运动有一定联系。同时又与其父亲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搜集民间文学息息相关。这些又与1949年以后新的国家话语对民间文艺的规范、重构较为契合。“少数民族地区崇山峻岭，地广人稀，而且语言不通。搜集的故事又多半是不完整的，这个地区一个讲法，那个地区一个讲法。你得耐心地剪裁，如何保留其人民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他还在多处提到，“剔除糟粕”后须修补、修订民间故事内容等。他的很多民间故事都是来源于儿时所听，很多记不全。他最早出版的一本民间故事集为《铜鼓老爹》，内有11篇民间故事，封面署名为“编著”。“封底”所刊内容提要则明确写道：
从这些我们看到，他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无法用当下的所谓民间文学科学搜集去框定或反思，而是从《歌谣》周刊《创刊词》就开始强调的民间文学另一脉，即“文艺的”。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有大量对民间故事编撰、改编、刊发的学人和著作，如林兰女士编纂的童话，上海国光书店印行的《民间故事》，在前言中也提到：
从肖甘牛所搜集的民间故事中可看到他们的影子。另外肖甘牛的搜集与作品孕育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民间文艺发展语境。我们从肖甘牛的很多论述中，可以看到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周扬、郭沫若等致辞、讲话相一致。如周扬提到：“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郭沫若则在发言中提到，民间文艺研究家钟敬文、民间文艺写作家老舍等，并提出民间文化研究的目的有5个，其中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他的搜集整理在当时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讨论中已有涉及，包括当时的批评与赞赏各有不同。我们当下回顾这一学术史问题时，须结合问题所产生的历史语境进行阐述，正如1980年，钟敬文在《关于故事记录的忠实性问题》所提到的：民间文学搜集记录有几种不同的态度，即忠实纪录、适当整理、改写、再创作，根据自己的目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与选择。但后来因为科学的范式一枝独秀，占有了学术领域，这一发展脉络被视为“左道”，逐渐从民间文学领域隐匿。对于肖甘牛，学术史的脉络梳理中他逐渐隐去。他所践行的民间文艺文本通俗化实践更是较少被述及，当下开启的民间文学资源转化的学术史、思想史挖掘，这一脉络又开始引起学界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