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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甲午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其军械的购买、制造受到了日方的很大影响。湖北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原本以德式（含仿制）为主，而在张之洞大量购买日械的情况下变为德、日混杂。这些军火贸易皆由大仓组、三井物产会社等财阀经手，日本军工部门与在华军事教习对此亦有推动。张之洞先后为两江与湖北订造军舰时亦选择了川崎造船所，使得这家原先缺乏造舰经验的造船厂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张之洞决定与日本合作之初，他曾计划向日本借款扩建湖北枪炮厂，并聘用日本军械专家为湖北制造小口径步枪，后一项内容尤被看重。在日方的建议下，张之洞决定将鄂造步枪与日制三十年式步枪统一口径。张之洞的军械购买、制造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甲午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 关键词：近代军事；军械；洋务运动；张之洞；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吉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 甲午战后，张之洞在湖北推行的军事改革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为人熟知的一幕。通过创设军事学堂、派遣军事留学生、编练新式军队等手段，张之洞成功地提升了湖北的军事实力与军事近代化水平，使其在南方各省中首屈一指。另外，这一时期张之洞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亦是研究者颇为关注的话题。自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日本军官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赴鄂游说张之洞之后，他与日方迅速接近，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有合作。因此，湖北的军事改革中多有日本因素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如李廷江指出日本军事顾问对张之洞由“反日”转向“亲日”的作用；冯青讨论了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海军与日本的关系；陶祺谌对张之洞聘请的日本军人进行了统计，并分析了他们的活动模式；笔者此前也对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军事学生有所论述。 本文试图从军械购买、制造的角度做出一些新的探讨。改良军械，向来是军事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在日本对张之洞的全方位影响下，湖北的军械购造自然有着日方的深度参与。对此，上文提到的各项研究虽有一定涉及，但着墨不多，且未注意到其中日德两国的竞争、日本财阀的作用、鄂造步枪口径的选择等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地所藏未刊档案，从中日关系史的视角出发，对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军械购造政策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德退日进：湖北选用日制军械的缘起 由于清政府自办的军事工业一直不甚发达，外购军械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中国当时购买的外国军械可谓“万国牌”，其中尤以军工水平蜚声全球的德国军械最受青睐。张之洞在甲午战争期间曾致电驻德公使许景澄称：“鄙人任内购炮，大炮必克虏伯，快炮必格鲁森。”克虏伯（Krupp）和格鲁森（Gruson，1893年被克虏伯兼并）都是以制造火炮著称的德国军火巨头。 然而，在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张之洞对德国的印象骤然恶化。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开始选购日制军械。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湖北枪炮厂督办沈锡周致电当时在日考察的湖北枪炮厂委员徐钧溥，指示他购买2000支步枪以及配套的刺刀、枪带等物。此事自然出于张之洞的命令，但未见下文，估计是因为徐所跟随的姚锡光考察团提前回国。同年末，张之洞还上奏一片，声称“东洋阅操各员禀称，日本所用村田枪枝较毛瑟尤为快利，且能击远，并言若中国购置，犹可从轻议价等语”，主张“赶造毛瑟，工价亦不能省，曷若购此利器，以练新军”。可见，当年秋天赴日观摩日本陆军大演习的湖北官员向他推荐了日本步枪，而这一推荐背后恐有日本军方的怂恿。 张之洞初次买日本军械，应当是次年的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他致电上海道余联沅，通知“湖北由日本寄来快枪一枝，军刀四把，现存上海日本领事馆”，要求对方发给免照以便运送来鄂。此次所购军械数量极少，显然只是用作样品的。同年年底，他又从日本订购行军雨衣2000件、背包2000个、马鞍36副、鞍囊136个。 次年四月，张之洞派遣长子张权、总兵吴元恺、游击张彪率领的考察团赴日。这支考察团以武官为主，重在考察军事。未久，义和团运动激化，京畿局势动荡，长江一带也有不稳的迹象，张之洞不得不加紧强化湖北军队以备不虞。五月十九日（6月15日），他致电湖北游学日本学生监督钱恂与吴元恺、张彪，表示“鄂省拟添兵二千”，并指示“衣囊锅瓶等拟购二千分，能速否，抑或在内地制”。“衣囊锅瓶”即士兵的随身装具。次日再次电称：“衣囊购二千分，能借现成者更好。长江弹压需械甚多，如汉厂枪不敷时拟购日本。新枪并弹能供用否？进口能无阻否？速商复。”同日深夜又有一电指示：“鄂添兵练兵甚急，吴镇、张游击等速回。购物买枪，钱守议办，如现成即带回。”次日复又要求购买大批火药与制造弹丸所用的铜与铅，并询问“若买日本枪并弹，肯常供用否，有行营炮否”。如此三番四次致电，足见张之洞对军械的迫切需求。 以上所列军械之中，张之洞最需要的是步枪与弹药（稍后曾表示“事急费绌，购械为先，衣囊只可缓办”）。钱恂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曾表示“枪及弹与商必允”，但实际购买过程却一再迁延。这是因为，京畿一带的中外冲突日益激烈，战争已是不可避免，而日本也势必深深卷入这场战争之中。五月十五日（6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清军董福祥部杀死。二十一日，包括日军在内的列强海军与陆战队攻占大沽炮台。二十三日（6月19日），日军“临时派遣队”乘船开向大沽。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上谕。在这种情况下，日方自然难以同意向中方出售军火，尽管张之洞一再表态，自己不像北方那样排外，而且购械是为了“剿匪”。 为此，张之洞一面指示钱恂在东京向外务省游说，一面亲自与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交涉，但日方的态度始终是虚与委蛇，令他感到“恐东人终是推宕”，“永远宕字诀矣”。结果，直到当年十月下旬，他才下令在日本订购步兵雨衣1600件、背包1600个、军刀160把、骑兵装具36套，声称是“鄂省新军腊月操练行军之用，与战事无涉”。这批订货于十二月十八日（2月6日）从横滨起运。这是张之洞在庚子事变期间买到的唯一一批日械，且不包括最为急需的枪支弹药。可见，尽管其时张之洞与日本政府之间相互借重与利用，但日方对军火贸易还是相当谨慎的。不过，在事变尘埃未定之际能够买到日方军事物资，也体现了张之洞与日本的特殊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财阀大仓组的身影在此频频出现。当年六月，张之洞曾告知钱恂，“大仓组内山亦允办药及钢［铅］铜各物”，这些都是制造弹药的原料。内山即大仓组职员内山赖吉，当时在武昌出差。前述订购雨衣等物一事，也是由大仓组承办的。军火贸易向来是利润巨大的买卖，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可以借机攫取政治利益。因此，大仓组这样政治背景深厚的财阀对此趋之若鹜。事实上，大仓组首脑大仓喜八郎的发家，正是从经营武器（大仓屋铳炮店）开始的。日后，与大仓组齐名的三井物产会社也做起了与湖北的军火买卖，而且后来居上。 关于庚子事变后张之洞购买日械的情况，陶祺谌已根据日本档案做了简短的概述。在此稍作细化与补充。湖北接下来较大的一宗军火订单，是在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进京期间由署鄂督端方签订的。当年十二月十九日（1904年2月4日），他与汉口三井洋行（三井物产会社分店）签约订购2000支三十年式步枪。这是当时日本最新式的步枪，配发给现役部队。但日俄战争四天后即爆发，交货因此迟延，端方为此一再托日本代理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代为催促。翌年三月中旬，刚刚回任的张之洞又托小田切询问“新式连发枪”（应指三十年式）的价格，表示有意购买3000支或5000支。张之洞还特别要求将电报转给已被日本陆军召回的湖北军事顾问铸方德藏，由他协助办理此事。但限于史料，未知是否实际订货。 于是，湖北新军的装备很快从德式（含仿制）变为德日混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某名英国在华军官撰写的一份报告书揭示了这一情况。据称，湖北新军之中，步兵军官同时装备了训练用的日本佩刀和实战用的德国佩刀，优秀的军士被奖给日本刺刀，步枪选用德制毛瑟步枪与湖北枪炮厂的仿制品，水壶和工兵铲为德制，背包和行军锅则为日制。骑兵和炮兵则统一装备德制马枪、马刀、长矛和湖北仿制的克虏伯山炮。 德国在对华军火贸易方面既已着先鞭，日本军工部门也将德国人视为最大的军火销售对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东京炮兵工厂步枪制造所长南部麒次郎少佐（即著名的南部十四年式手枪的设计者）来华考察，历游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安庆、汉口与长沙。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调查长江中下游各省所用日制武器的情况，并做进一步的推销。南部事后撰写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报告书，其中指出：“于南清销售武器之强敌，实为德国商人。”他列举了德国军火商人的若干长项：深入研究中国国情，以金钱开路；极力压低价格，或提供贷款；多有军人出身者，善于宣传武器性能。按照他的评价，日本军火商人并非不够活跃，但缺乏德国商人那样不惜投入的魄力，也缺乏足够的武器知识。对此，他的建议是派遣“游说武官”，携带武器样品与交际费来华推销。对于当时为数不少的日本在华应聘军人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他明显感到不够满意，不过提到了湖北所聘日本军事教习小岛米三郎少佐作为一个正面例子：“原在武昌之应聘武官小岛步兵少佐逢迎该地有势力之最高武官张彪，得以参与机密谈话，购买日本武器亦多由该人之力。”可见，湖北购买大宗日械的一大原因在于日本聘员的推动。英国驻日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记载，德国驻日公使莱顿（Kasimir Graf von Leyden）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告诉他，张之洞原本通过德国军官购买军需物资，但有日本人（大约指湖北聘员）声称日本产品更加优良，于是抢到了订单。由此看来，南部出于扩张本国利益的愿望，对德日军火商人在华表现的褒贬恐有以偏概全之嫌。至少在湖北市场，日械显然已经后来居上了。这种情况，正与日德军事教习在湖北的竞争一致：原本主导湖北军事改革的德国教习，在日本教习大量到来之后迅速被边缘化，只是聊充点缀而已。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南部的此次考察中，三井物产会社的某店员全程随行，为他充当翻译、介绍清朝官员，甚至通过相熟的中国人获取情报。在长沙，他还获得了汉口三井洋行对运送武器样品的帮助。由此可以窥见日本军方与财阀在对华军火贸易中的合作之一斑。 张之洞购买日械数量最多的一次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原因在于当年举行的彰德秋操。应当强调，这是湖北新军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演习，而且又是作为南军主力对抗北洋新军组成的北军。考虑到这样的政治意义，张之洞对此自然极为重视。此次秋操规模甚大，练兵处在上年年底已经知会张之洞。于是，他立即着手向日本购买各种武器装备，三月二十八日（4月21日）致电两江总督周馥称：“鄂省前经电饬驻日本东京委员在日本购炮十二尊，炮上零件全套，马六百匹，鞍八百副及电机、架桥材料各件，约四月初一二间到沪。此系练兵处咨调湖北新兵赴豫秋操急需待用要件，除咨达冰案外，请速饬江海关道查验放行，盼祷。”从日本档案中也可以发现，当年张之洞至少从日本订购了以下各件（可能未必全部用于秋操）：野炮与山炮54门、手枪740支、军刀900把、军马788匹、工兵器具1000余件、野战电话4部、自行车50辆，以及地雷、舟桥、测绘、卫生设备若干。这些武器装备部分为订制，部分从部队剩余物资中调拨，皆由三井包办。由此，湖北新军中日械的比例又有较大提高。 同年，东亚同文会的一份报告指出，日本已经成为湖北武器装备进口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湖北已经停止进口德械。鉴于资料所限，目前似难验证这一说法。不过，武昌起义时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全省军械总库）的库存情况可资佐证：库中除国产武器与少量英制武器外，有日制步枪1.5万余支、火炮54门，德制步枪5000余支、火炮15门。由此可知，当时湖北日械的数量确实已远在德械之上。 二、川崎的营销：张之洞购买的日制军舰 较之其他各省，张之洞在湖北进行的军事改革有相当独特的一面，即在一个内陆省份从无到有地建设了一支海军（内河）舰队。湖北的海军，加上张之洞此前在署江督任上购买的军舰，构成了后来长江舰队（民国时先后改称右舰队与第二舰队）的主体。引人注目的是，这批军舰全部购自日本，打破了以往外购军舰基本来自英德两国的惯例。 张之洞对海军建设一向相当热心。此前任粤督期间，他陆续在黄埔船局与福州船政局订造3艘巡洋舰、9艘炮舰，还从德国购置11艘鱼雷艇，让广东拥有了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力量。这些舰只绝大多数吨位较小，主要用于巡防珠江水系与广东近海，性质基本上属于内河舰队。张之洞其后的海军建设，应当放在此举的延长线上考量。他最初起意为湖北购买军舰，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年底。当年十一月十九日（12月31日），他致电钱恂： 前晤日本游历诸人，屡劝我言，防长江宜多造小轮船，该船有大炮，有鱼雷，日本有船厂能代我造，价约二三十万一舰等语，仿佛是神尾及松方所言。究竟此船长若干尺，配炮几尊，炮有多大，有鱼雷几具，每一点钟行几海里，此船系何名，是否即名鱼雷炮船，如定造二十艘约几个月可成，每艘连炮雷需银若干，系何厂所造，均祈询明详复。 可见，张之洞的这一念头是因湖北赴日考察官员的建议而起，湖北官员则是为日本军官神尾光臣或川崎造船所社长松方幸次郎（政府元老松方正义第三子）的劝说所动。另外，次年三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访鄂时，曾向张之洞的首席军事幕僚张彪提出若干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建议，据称“大得其同意”，其中包括“酌减长江水师，建造鱼雷艇”。不过，购舰一事暂无下文。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九月署理江督之后，马上着手为两江购买军舰，仍将目光投向日本。关于其事由来，小田切万寿之助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902年12月11日）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报告言之甚详： 曩者下官为向张总督绍介大仓喜八郎氏而赴南京出差，客月三十日（引者按：即11月30日）带同该氏会见总督，既已报告。其时张总督对下官言道，如今该总督府有意专为充实长江警备新造数艘炮舰，委托下官向神户川崎造船所调查图样、费用，尤以船价一时不易支付，请下官商谈能否分年交付。盖因该造船所长松方幸次郎氏数年前曾赴武昌会见该总督，遂至此之结果。下官当即答允该总督之委托，并言本邦造船所制造铁制或钢制七百吨以上之船舶时，据造船奖励法，可受领帝国政府之奖励金。故可注意，若以符合奖励法之规格制造上述炮舰为得策。川崎造船所商谈之事，暂且转嘱大仓喜八郎氏。 小田切认为，张之洞选择川崎造船所，是因为该所社长松方幸次郎曾赴武昌会见张之洞。此事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伊藤博文访鄂时。当时张之洞曾告知盛宣怀：“伊籐［藤］来鄂，带同日本前首相松方之子来见，言系神户船厂公司首董，该厂近在比国得有炼焦炭新法，特来面商，欲专运焦炭来鄂，回船代销鄂铁矿。当嘱其过沪晋谒台端，详商一切，到时务请接见为祷。”从盛宣怀档案中，也可看到同一时期参谋总长川上操六介绍松方求见盛宣怀的记录。松方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向湖北推销焦炭（显然着眼于汉阳铁厂），这是因为他还兼任经营化学工业的大阪舍密工业株式会社董事。盛宣怀档案中有一份题为《日本新开焦炭公司大概情形》的文件，以焦炭为重点介绍了该会社的概况，应与此事有关。 川崎造船所是川崎财阀的核心企业。以上这些记载，反映出这一财阀在日本军界、政界支持下打开中国市场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川崎虽然是当时日本民营造船厂中的佼佼者，但以往建造军舰的经验很少，仅建造过排水量几十吨、百余吨的布雷艇6艘、鱼雷艇5艘。按理说，张之洞即使决定向日本订购军舰，也应当优先选择经验更加丰富的横须贺海军工厂或吴海军工厂，但松方的积极活动为川崎赢得了商机。贺申杰的研究指出，这一时期川崎的社长、社员为推销军舰而前往中国、暹罗两国出差的次数竟达34次之多。如此频繁的营销活动，是其他厂家（如其主要竞争对手三菱长崎造船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在此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川崎的公关工作是何等细致入微。从光绪三十年（1904）起，张之洞罹患口疮，持续几近一年，相当痛苦。为此，次年春他通过日本驻汉口领事永泷久吉，延请日本外科权威、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近藤次繁来鄂医治。松方幸次郎闻讯，主动向他表示愿意代为支付相关费用。张之洞虽表示“万不敢当”，但也显然心存感激。另外应当指出，小田切对川崎揽造两江军舰亦有推动，曾向张之洞表示“造船一节事虽属商务，与邦交关系匪浅，敝国官商鹄候事成，恳请贵宫保饬员妥结，不胜盼翘之至”。 川崎此次由副社长川崎芳太郎带同书记四本万二与海军的造船专家目良恒（海军造船大技士）来华，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1903年1月10日）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南京分馆主任天野恭太郎陪同，与张之洞会谈。次日，张之洞即上奏请求裁停南洋的7艘老旧军舰，以其经费存款生息，“另向外洋有名船厂定造长江浅水新式快船数艘”，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日（1903年2月5日）奉朱批“着照所请”。但由于江宁布政使李有棻、江南盐巡道徐树钧等人有所质疑，订造日舰一事颇有波折。他们质疑的理由主要在于以金价结算船款太过吃亏，倾向于报价较廉的福州船政局。最终，张之洞与两江官员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即先由川崎与福州各造1舰以观后效，由此赶在回任之前初步敲定此事。正月十五日（2月12日），造船合同草案签订，规定先造1艘525吨级浅水炮舰，顺利验收后再造3艘同型舰。后来，四舰皆顺利建成，被命名为“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是为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从日本购买的第一批军舰，而福州船政局的订单却始终未曾兑现。由此看来，张之洞的选择恐怕有很大程度是出于小田切所谓的“邦交”，而非纯粹从性价比的角度出发。 张之洞回任鄂督之后，又打算向川崎购买军舰。根据日本代理驻汉口领事吉田美利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四日（1904年8月24日）的报告，当年春天，有日本报纸报道张之洞准备购买鱼雷艇，川崎闻讯准备发起推销活动。七月初四日（8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生中畑荣携带川崎提供的鱼雷艇照片与图样拜访张之洞幕僚汪凤瀛。汪氏随后向他表示，湖北有意再向川崎订购四艘炮舰，结构与“江元”级相同。此次购舰不似前次“以旧换新”，需要另筹经费，在财政上更加麻烦。但张之洞对湖北的掌控力非两江可比，手续办得一帆风顺。最终，湖北于九月二十五日（11月2日）与川崎签订合同，订购6艘740吨级的浅水炮舰（之后定名“楚泰”“楚同”“楚有”“楚谦”“楚豫”“楚观”）和4艘96吨级的鱼雷艇（之后定名“湖鹏”“湖鹗”“湖鹰”“湖隼”）。张之洞九月十六日（10月24日）上奏报告此事并附一片，强调近年列强军舰屡屡驶入长江，“臣此次订造炮舰雷艇，以罗雀掘鼠之资作亡羊补牢之计，实出于万不得已”。 张之洞购买的这些军舰，大多是干舷很低、没有外海航行能力的浅水炮舰。早在购舰之初，国内对此就有反对意见。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之洞的前幕僚、当时在练兵处任职的姚锡光在所著《筹海军刍议》序言中写道： 远人之来抵掌而作说客者，恒劝我多购浅水兵舰，以图近海之治安，而我当道及海军诸将恒乐闻其说者何哉？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惎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遂乃巧为其辞，勖我购浅水兵船为海军根本，使我财力潜销于无用之地，而远洋可无中国只轮，于海权存亡，实无能系其毫末。 姚锡光此处对购买浅水炮舰的批评，一望而知是针对张之洞的。他的主张是“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内守者哉”。在《筹海军刍议》中，他提出在10年内添置总排水量3万吨以上的军舰，或在12年内添置9.4万吨，皆以战列舰与装甲巡洋舰为中心。平心而论，姚锡光的主张在战略上虽然正确，但以国力而言未免陈义过高。对湖北或两江来说，也确实需要若干舰只巡防长江。尤其是在长江流域革命党频频起事的情况下，浅水炮舰的价值愈发凸显。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1907年7月7日），张之洞得知安徽巡抚恩铭遇刺，立即派“楚有”舰与小轮船“楚材”前往安庆增援。次年十月，安庆又发生马炮营起义，新任鄂督陈夔龙亦派舰赴皖。当时已调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曾致电陈夔龙，不无得意地表示：“皖营哗变，鄂军水陆助剿，深佩荩筹，鄂造炮舰亦有用处，此固旧令尹天水公（引者按：即前鄂督赵尔巽，到任不久后即与陈夔龙对调）所力诋为糜费可怪者也。” 不过也应当看到，建议中国购买浅水炮舰，完全符合川崎乃至日本的利益。如前所述，该厂之前完全没有建造大中型军舰的经验。建造这些几百吨级的浅水炮舰，有助于川崎循序渐进地锻炼造舰能力。在明治时代，川崎为本国建造的军舰共15艘，8315吨，为外国（中、暹两国）建造的军舰则有21艘（中国15艘），9032吨（中国7926吨）。可见，有很大一部分造舰经验是通过中国订单积累出来的。在建造“江”“楚”字炮舰的同时，川崎曾于1906年建造1320吨的通报舰“淀”号，是该厂所造第一艘千吨级军舰；各舰竣工后，又于1910年建造4400吨的巡洋舰“平户”号，标志着造舰能力的初步完善。在大正与昭和时代，该厂已经有能力建造战列舰“榛名”“伊势”“加贺”（后改为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瑞鹤”“大凤”“飞鹰”这样的头等主力战舰。 三、小口径的奥妙：日本对鄂造步枪口径选择的影响 在张之洞不断购买日械的同时，湖北的军事工业也开始受到日本的影响。前文曾经提到的湖北枪炮厂委员徐钧溥，其赴日目的便是考察枪炮制造。而从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湖北陆续聘用了数名日本军工技术人员，湖北的留日军事学生中也有若干人学习枪炮制造。事实上，早在张之洞决定与日本合作之初，他便准备借用日方力量提升湖北枪炮厂的生产水平。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他与小田切万寿之助商定了一套相当宏大的中日合作计划，涉及练兵、留学、实业等方面。其中，有三项与枪炮厂有关： 一、湖北枪炮厂拟改用新式极小口径，应由日本遣一精于制造军械之员来鄂，体察筹议速办之法。 一、湖北枪炮厂岁出枪炮之数及岁出枪炮弹药之数，为数尚少，拟再扩充，添设各项快枪、快炮及各种枪弹、炮弹、炮架之机器。此项机器应询明日本枪炮厂所用机器系何国何厂所造，鄂厂新添机器即于此厂订造，务与日本机器一律。 一、湖北此项枪炮厂新添各机需款甚巨，约需银一百余万两，拟与日本商人息借，此款即以枪炮厂作押，分为二十年归还。前五年还利，后十五年本利并还，利息须极轻减。 这三项分别涉及武器性能、工厂规模与经费。不过，湖北的中日合作计划在戊戌政变后中断，关于枪炮厂的各项未能实施。当然，即使政治环境许可，依赖大笔日本借款的第二、三项也未必能够办到。比较而言，张之洞一直关心的是第一项，即改造新式小口径步枪。 在自动火器和火炮尚不发达的19世纪末，步枪是陆军最重要的武器，造成了战争中的绝大多数伤亡。对于步兵比例畸高的清朝陆军来说，步枪的意义愈发显要。在当时，步枪技术改进的一大特征是使用无烟火药带来的小口径化。甲午战争时期，若干大员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李鸿章在总结旅顺失守原因时指出，“（清军）所用毛瑟枪及旧炮，不如倭兵之小口径快枪及连珠快炮子路远而且速”。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在一份上奏中亦表示：“旧日快枪系大口铅弹，今之快枪系小口钢弹”。 湖北枪炮厂当时仿制的步枪是7.92毫米口径的毛瑟Gew88型，比起较早的步枪（如11毫米口径的Gew71型）口径更小，因此张之洞曾将其称为“新式小口径快枪”。不过，当时若干国家的步枪仍在进一步小口径化。典型例子是日本，在大量生产11毫米口径的十三年式、十八年式和8毫米的二十二年式之后，又设计了6.5毫米的三十年式。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也在考虑再作改进。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899年1月12日），清廷下谕指示直隶总督裕禄、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张之洞，将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与湖北枪炮厂所造枪炮“统归一律”，亦即统一口径。张之洞于是打算借步枪口径统一化的机会进一步实施小口径化。他随后与裕、刘两人（主要是后者）通电商议，表示“闻近年外洋各国愈出愈小，日本快枪口径竟小至六美厘（引者按：即毫米）”，提议“中国亦宜及早将口径改小”，先后提出6.2毫米、6.72毫米和6.75毫米的方案。不过，改动口径成本巨大，张之洞的提议最终无果而终。 上述三个方案都是“洋匠”即湖北枪炮厂所聘西方工匠的建议。当时湖北刚刚开始聘用日本军人，军工部门还没有日人涉足。但在几年后，张之洞再度考虑改进步枪口径时，已经着重寻求日方的建议。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张之洞两度致电曾在湖北担任“军事幕僚”的陆军大佐铸方德藏，寻求意见： 三月间鄙人在江宁，曾电询阁下，快枪口径，究以若干密里（引者按：即毫米）为最合用，承电覆云，凡遇发枪，需子殊多，口径大则子亦随大，不能多带。嘱敝国若造新枪，口径仍用六密里半为妥等语。尊论极是，深惬鄙衷，故已奏明，以后中国新枪，均造六密里半口径者，全国一律，兹有人言，六密里半口径太小，以见贵国报纸，言日本所用六密里五口径快枪非中敌要害，不能制其死命，系子弹太轻太小之弊云云。欲将敝处奏定新枪口径商量改大，此举关系全局利害，现正急切待商，究竟中国新造快枪当用若干口径，为至当不易之式，专待阁下一言而决，务望详究利弊，迅赐电复以便商议此事。有所依据，立候回音，曷胜感盼。 复电悉。所云快枪口径仍用六密里半为妥，指陈利病极透，佩服之至，与鄙意正相符合，但外间传言贵国现改造七密里九口径，系此次新经战事后所改，传说者甚多，究竟贵国快枪口径现已否改大，抑仍用六密里五，希即迅赐电复，以资取则，敝国铁星使三日内必到鄂，须面商此事，专候阁下电复也。曷胜感盼。 可见，张之洞之前在署江督任上就征求过铸方对步枪口径的意见，对方推荐了与三十年式步枪相同的6.5毫米。当年四月，张之洞奏请将江南、湖北两厂及将来他厂所造步枪一律定为这一口径。所谓“铁星使三日内必到鄂”是指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南下考察一事。张之洞七月曾致电当时在欧洲考察的部下李维格（汉阳铁厂总办），询问“枪口径究以若干密里为最合度，无烟药究以如何配合为最得用？务望将西人考究之新理法、西国现行之实在情形，详细电告”。对方回电列举多种欧美枪支情况后，主张步枪口径应在7毫米以上。收到报告后，张之洞仍然发出前引两电咨询铸方，体现出对其意见的重视。铁良来鄂之后，张之洞对他“力言”改用6.5毫米，次年还曾向两江总督周馥推荐这一口径，表示“公能与北洋及政府商定，实于武备裨益非浅”。另外有必要指出的是，就在光绪三十年，张之洞实施了前述“日本遣一精于制造军械之员来鄂”的计划，聘请了两名专精枪炮制造的日军炮兵大佐担任“机器厂监督”，次年与后年又两次聘用6名日本军工人员。这些日本军人来鄂，可能对张之洞选用6.5毫米口径有一定推动作用。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练兵处奏定步枪标准口径为6.8毫米。由于惯性因素，这一标准完全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如湖北枪炮厂（光绪三十年更名湖北兵工厂）仍以生产7.92毫米毛瑟步、马枪为主，截至宣统元年仅试验性地生产了8支6.8毫米步枪与2支同口径马枪。 事实上，纵观当时主要列强采用的步枪，情况正如李维格所说，口径基本都在7毫米以上，如法国的勒贝尔1886型（8毫米），德国的毛瑟系列（7.92毫米），英国的李—恩菲尔德系列（7.7毫米），美国的斯普林菲尔德1903型与俄国的莫辛—纳甘1891型（7.62毫米）等。三十年式步枪那样的6.5毫米口径虽非绝无仅有（如挪威的克拉根—约根森系列、意大利的曼利夏—卡尔卡诺1891型），但总体而言仍非主流。口径较小虽有优点，却也确实存在如前引张之洞致铸方第一电中提到的威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日本从1919年又开始研制7.7毫米口径步枪，最终成果是1939年定型的九九式。 张之洞对自造步枪口径的选定在技术层面上是否明智，可以再作讨论。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一问题上过多地受到了日方的影响。6.5毫米的口径与日本步枪相同，自然便于日方对中国的军事渗透。其实，日本军工部门当时也有与张之洞相同的想法。前文提到的南部麒次郎在前引报告书中指出，鉴于中国各地对三十年式步枪多有引进，若能设法让清政府将步枪标准口径从6.8毫米改为6.5毫米，对中日两国皆为有利。其实，张之洞并非不知道与他国统一口径的意义，此前与刘坤一讨论时曾表示：“各国枪枝各自一口径，中国何必仿德国毛瑟以资敌国？德与华正在寻衅，岂可更用其同口径之枪？”只不过，强占胶州湾未久的德国被他视为“敌国”，而日本显然是“友邦”。他没有想到，不出三十年，“暴日”已是中国的头号敌国，而源自这个敌国的各种“六五步枪”也成为了中国最流行的武器之一，仅次于“汉阳造”。 四、结 语 在外购军械方面，张之洞最青睐的对象原本是德国。但在他与日本走近之后，湖北的军械采购发生了立竿见影的转变。湖北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原本以德式（含仿制）为主，而在大量购买日械的情况下变为德日混杂。时至光绪三十二年，日本甚至已经成为湖北唯一的武器装备进口来源。这些军火贸易皆由大仓组、三井物产会社等财阀经手，尤以后者为主。日本军工部门与在华军事教习对此亦有推动。而在张之洞先后为两江与湖北订造军舰时，由于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加之川崎造船所不遗余力的营销活动，所订军舰皆由川崎承揽，由此也令这家原先缺乏军舰建造经验的造船厂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成长为造舰大厂。 日本的影响也扩展到了湖北的军事工业。早在张之洞决定与日本合作之初，他已计划向日本借款扩建湖北枪炮厂，并聘用日本军械专家为湖北制造小口径步枪。虽然前一项计划始终未能提上议事日程，张之洞对后一项计划总是念念不忘，亦即准备缩小鄂造步枪的口径（原为7.92毫米）。在步枪口径的选择上，张之洞过多地受到了日方的影响。在曾任湖北军事顾问的日本军官铸方德藏建议下，张之洞决定将鄂造步枪的口径定为与日制三十年式步枪相同的6.5毫米，并向铁良、周馥等人极力推荐。不过，练兵处最终将步枪标准口径定为6.8毫米，张之洞的设想并未付诸实施。 张之洞的军械购造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甲午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这样的扩张，有很大一部分在于军事领域。日本成功利用了当时清朝在列强瓜分狂潮下面临的国防危机，得以插手各省的军事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的对华扩张一般并不以武力威胁或贿赂为后盾，却每每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对张之洞的工作便是典型。在张之洞主政的湖北，日本的渗透或许是最为深入的。而从对华扩张的主体来看，日本对湖北军械购造的影响也体现出了军方、领事和财阀三方之间的联系与配合。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