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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这一终极命题，它也始终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人们不断去追寻自己的根，也期待遇到未来的自己。在文明探源之旅中，无数学者，用书写叙述着文明的源头和脉络。有的面向专业读者，有的面向普通大众，也有些两者兼具，游走于学术与通俗之间。 再说何以为人 ——考古学家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读后 关于何为人？人何以为人？许多学科与先哲都在尝试探索与回答，近年来，考古学的发现渐渐给出了最实证最清晰的答案。比如，美国考古学会前会长罗伯特·凯利曾经以《第五次开始》为题，追溯人类形成与演进历程中技术、文化、农牧、国家的出现以及现在正持续且目前尚难以准确概括的第五次重大突破，将我们导向以科学技术支撑的全球化以及难以预测的未来的加速演化的人类历史进程，我曾以《何以为人》（曹兵武：《何以为人:考古学的追寻与观察》，《中国文物报》2018年10月2日）撰写书评予以评论。而在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理查德·利基的《人类的起源》中，则赋予直立行走更加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第五次开始》，作者：[美]罗伯特?凯利，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译者：徐坚，出版时间：2018-7，定价：58元 确实，观察和定义人可以有多个角度，比如有说人是有思想理性的万物之灵的智慧动物，有说人是工具使用者和制造者，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有说人是直立行走的裸猿，等等。这都是放在不同情境或者面临不同的比较对象而言的人的特性。而就进化来说，直立行走的确具有更高的层位，可以说是人的起始性特征。直立行走不仅是人猿分别的生物性分水岭，而且开启了人的一系列新的行为和进化模式，引发一系列后续的生理与文化上的连锁反应，包括凯利所说的考古揭示的技术、文化、农牧与国家等一次次新的开始，都和直立行走解放双手提升大脑的这个起点密切相关。 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具体的适应性环境来说，故事要追溯到东非大裂谷的出现，将当时地球上猿类最适宜的生境隔成了截然不同的东西两半，两边的猿群从此不仅难以继续交流，东边还渐渐隆起，由原来的森林向疏林草原演进，生活在这半边的部分猿类不得不从树栖攀缘性生活方式，转向下地行走探寻新的活路，从而慢慢直起前身，抬起头来，以后边两足蹒跚行走、觅食、谋生……这不仅是身体结构、行为方式、食物构成方面的根本性改变，视野也随之开阔起来，一种新的脑、手配合的适应模式——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物种由此诞生。 双足行走起初当然是很艰难的，摇摇晃晃步履不稳，但是它首先将手解放出来，可以携带东西，并逐步变得灵巧，往后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此外，为了支撑昂起的头颅和自由运动的手，整个身体的重力结构、骨骼、肌肉都开始发生变化，和饮食结构变化结合，额头逐步突出，下颌内收，同时肠道变短，食物消化时间与能耗更少，从而将更多适宜的能量供给脑部发育和运行。尤其是骨盆变窄，女性生育更加困难，加上人类婴儿的头颅越来越大，早产趋势越来越明显，生育、养育方式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不仅母亲与早产儿有了更长的陪伴期，结合食物获得、人群迁移中婴儿携带与照料等需要，男性也开始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共享意识逐步增强。总之，持续的后果是人类的脑容量不断增大，行为与群组模式以及相互关系、交流协作能力、工具制作与使用能力等都开启了新的演化方向。漫长的儿童期及青春期来临时的加速发育，让其具有更好的条件接收母亲的抚养照顾，也使其与群队中的其他成员更易于形成师生等社会关系，从而获得知识、技能和文化的授受与传承，生物性适应和文化型适应的结合，大大提升了人类随机应变能力。 化石与考古发现材料表明，猿人被迫下地尝试直立行走之后大约500万年，到距今250万年左右时，才打制出第一块原始的石器，这种简单地用石头碰撞或击打石头形成石器的技术因为最早发现在东非的奥杜威峡谷而被命名奥杜威石器工业，其产品也基本上仅仅是简单的砍砸器、刮削器之类。 又大约100万年之后，到距今约180万年左右，人类摸索出对原始石器进一步加工的技术，开始从双面修饰石器边缘或者尖端，让石器变得更锋利、合用，并对石器形状有了相对固定的模式设计，其中一种类似水滴形的中轴对称的长三棱尖状器，成为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与器形代表，并以其最早发现地法国的阿舍利而命名为阿舍利石器技术。 又大约100万年之后，到距今约50万年左右，人类掌握了石器间接加工技术——即用工具加工工具的勒瓦娄瓦技术，为了精确地制作一件石器，他们可能会先修理出加工台面，甚至预先制备专门的石核，然后用石锤或者其他工具从其上剥离出非常锋利的各种石片。这样一来，一块优质的石料就可以开造出更多更高效的适合人类之用的工具，石核本身也可以继续加工成比较大型的适用石器。自此，技术开始进步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人类的起源》，[肯尼亚] 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吴新智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科学大师佳作系列之三，1995年。） 从距今约6万年起，考古学家开始在非洲、欧亚大陆的不少地方发现以更多种类的材料如骨角蚌壳等制作的更多类型的工具，其中包括将一些锋利的石片镶嵌于骨或者木柄上，组合成更专门化的工具，比如弓箭或者可以远掷的标枪等。同时，一些遗址中也开始出现一些非实用性人工制品，如装饰品、艺术品等，甚至直接在洞穴墙壁或器物上绘刻、留下记号，它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工具或者符号类工具。显然，后者并非直接用来制作其他工具或者获取生活资源，而是信息与思想的载体。 工具是人身体的延伸。通过工具，人提升了手与脚以及其他功能性器官的能效。而意识形态物品包括语言符号则是大脑的记忆以及人们相互间交流的延伸。体现这些延伸的上述各项发明创造都源自脑与手的不断进化并各为其不同进化阶段的表征。人类骨骼化石发现表明，在距今250万年左右，工具制造者的脑容量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达到平均约600毫升左右，比黑猩猩类增长约三分之一，并和同时期的南方古猿等早期猿人渐渐拉开差距。因此，第一批能制造工具的人被命名为能人。而掌握了阿舍利石器技术和学会了用火的人类，则可能是直立人形成的标志，他们的脑容量大致在平均1000毫升左右，比如北京周口店的直立人脑容量在915-1200毫升间。可能正是依靠着这些技术与装备上的进步，人类第一次走出了非洲，将自己的生存生态位扩展到几乎整个欧亚大陆。 比较奇怪的是，智人出现时脑容量（平均约1350毫升）相对于当时欧亚大陆正活跃着的直立人后裔尼安德特人（约1500毫升）反而有所缩小，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物品已开始发挥助力作用？还是脑的质量有所提升？可能是两者的作用都有，但是显然后者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各种迹象表明，距今大约5万年以来诸多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物品、组合工具等的出现正是和这批人有关，脑与身体的进化可能已经由容量扩展走上更加精巧的质量提升的轨道，我们现代人的脑容量基本上平均在1400毫升左右。 在上述的工具性延伸、个体和群体的自然与文化双重适应进化以及对自然的开发与驯化过程中，也激发出很多新的人性素质，比如不畏艰难、好奇探索与不断调整、扩张的适应性；从工具到观念的延伸性与超越性；知行合一、相互协作的社会性；更关键的是，与自然共同演进的协同进化能力和自觉性。其实人与工具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相互相互依存的加工、规训和改进、提升式互动，而向大自然开掘的深度，也提升了文化的高度。其中火的驯化以及动植物的驯化，具有非常复杂的象征性意义。 火本是自然现象，大致与直立人产生同时，考古遗址中已经开始出现人类用火的遗迹，人类尝试主动地将火引入自己的生活。火不仅可以帮助人类恐吓野兽，加工食物，助力消化，而且可以驱寒照明，考古学家推测，用火技术可能伴随直立人走出非洲，立足于欧亚大陆，也是在火塘周边，慢慢孕育出更多的社会性文化内涵。最终人类学会人工生火和熟练、精确地改造火、驾驭火，甚至借助太阳的能量，主动将其用于征服和改造自然，比如毁林开田、烧制陶瓷、冶炼金属、铸造器具……不同于一般的工具，火与人类结盟并让人类插翅高飞。而动植物的驯化、农牧业的发明，则让人类长久定居于一个地方，深度开发自然和人工资源，渐渐发展出村落和城市，衍生出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关系，最终使得人类和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猪马牛羊等一起成为地球上子孙最为繁盛的生物，彻底改变了大地景观和文化生态。 这样两种不同的驯化模式，除了既有的工具对象特有的人工干预和延伸性特点之外，也有一种明显的相互调适乃至结盟的趋向，从而形成明显的新型的协同共生关系。被驯化的对象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更加复杂多样的变体和延伸性存在样态，并对人类与文化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最终导致社会复杂化和照彻整个生活方式的文明的发生。 因此，如果说人的形成和进化是分阶段的，那么直立行走就是第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是人——具体地说是人科诞生的标志。工具的制作与完善、思想符号的发明则可能分别是人科中形成新的人属成员——能人、直立人以及晚期智人（现代人）这些执一时牛耳的新物种脱颖而出的标志，每一个阶段都是破天荒的，会淘汰一批落伍者，但也是在前一个基础上的再次突破与起飞，整个过程相当艰难曲折。智人即现代人作为当今硕果仅存的人属成员物种，一路上伴随着不下十余种已经灭绝的歧路兄弟。 关于现代人的出现及其与各种早期人类以及当今各地各民族的具体关系，比如一元起源还是多元融合，等等，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随着现代人的成就越来越辉煌，判定其出现的指标似乎也更复杂、抽象和系统、多样，但在考古发现中往往都有迹可寻，日益增多的发现与科技手段也使得多学科的证据越来越清晰。从最初纯粹以考古遗存与人类骨骼化石的形态学研究，到以现代人基因追溯到走出非洲的一个夏娃、亚当的假说，到逐渐可以采集和分析古人体上的基因遗存，结合传统考古学中化石形态与大批考古遗存的系统的时空谱系分析，基本上复原了现代人源自非洲、分南北两路走向亚欧大陆、越洋跨海走向整个世界的波澜壮阔的演化事实，比如最近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公布的基因研究成果表明，南北两路现代人在中国会师，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先民最终成为广布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的主源，等等，细节也变得越来越确凿。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基因研究成果还可以明确地回答，尽管各个阶段都有失败的人科兄弟不断掉队，但是他们探索、实验的经验乃至基因，也已经熔铸在现代人的血脉与文化记忆之中，包括距今3万年左右功败垂成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早期智人，在现代人群里仍有他们零星的基因延续着。 由此看来，从生物学角度，对于整个人类的形成与演化，直立行走的意义至为重大，是相对于动物世界的水中游——陆上爬——四足跑这样的阶段性跃迁的又一个里程碑，其主要结果是不断完善了一个脑与手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知行合一的探索型演化模式的诞生，自然+文化的双重适应，才是人优于其他物种的真正独特之处。而某种程度上，脑与手这两样东西也并非是人类自用的，通过工具，它们将其远远延伸至体外，烙印到自然，成为超越个体，与社会甚至是整个世界协同共生的手段，它们既要用于探索、发现和利用、改造世界，满足人的生存，也用于赋予自然界不同部分以进化进程中相应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因此，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不仅在适应着世界，同时也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脑与手的配合、知与行的合一与以及人与世界的协同演进，既是人类不断延伸、超越自身局限的依凭，也是人类高度社会性、协作性和不断扩展的合作秩序的保障，是和其他有机物无机物世界相互贯通的桥梁。如今的信息技术、智能工具、互联网、物联网等，正越来越使得人与世界融为一体。 昂起与日益精致的头颅成为人最接近天空的器官部位，而人类最终的文明也必然应该是在继承与超越石器-铜器-铁器、采猎-农牧-工业文明精髓的能够协调万物协同演进、可持续发展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文化与文明之光，也应该照彻人以外的有机和无机世界。这是文化适应必须担负的道德宿命，否则，自然+文化双重适应的人，最终会失去其继续进化的舞台。 延伸 | 阅读 日求三餐， 夜求一宿。吃饭是人类很重要的一项活动，甚至有时候一场饭局可以改变历史，一杯美酒便能逆转乾坤。从古至今，所有的事都是没有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饭。 作为英国生物考古学领军人物，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系教授马丁·琼斯在他的著作《饭局的起源》一书的开篇就写到，“献给我的父亲约翰琼斯，他是个对聚餐乐此不疲的人。”聚餐是人类社会的黏合剂，对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协作、社交、网络。聚餐起源于协作，它让我们的祖先脱离了动物的进食共性，这是人类最具特色的一个特征。接下来，社群内部的聚餐成了人类最重要的社交场景，促进了人类心智的进化，让智人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最后，农业的发展也带来了食谱变得单一的问题，聚餐也发展出了宴会这个新的形态，帮助人类维持多元的食物网，也让人类社会维持着更广泛的联结。 马丁?琼斯以讲故事的方式，为我们梳理了千万年以来“人类”分享食物的历史。从早期人类的核心地点火塘到谷仓，从陶器内残留物分析到丹麦沼泽遗址两千年前女尸的胃部残留物；从黑猩猩分享一只髯猴的活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狩猎活动；从农业起源之后人们在定居活动到青铜时代的盛宴。不同学者之间“所涉及的对人性与世界的根本认识”，导致了一派观点强调人的“生物性”，另一派强调人的“社会性”。然而作者反对这样的二分法，他主张把人看作“社会人和生物体”的有机结合，如果从聚餐的起源和发展来看，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其实是相伴产生、共同发展的，通过考古学研究人类在食物分享上的行为表现，能够很好地深入理解这一点。 汉语中，如果从源头说起“饭局”这个词，有人考据论证它最早起源于宋代。所谓“局”是下棋术语，引申出“情势、处境”之意”。在中国，饭局更是具有着特殊的文化含义，有些接地气饭局的核心在于饭，而有些高大上饭局的核心则在于局，有时觥筹交错、宾主尽欢，也有时杯弓蛇影、短兵相接。可以说 “饭”与“局”两字的结合，本身就充满玄机。总之，饭局是复杂的。 这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给人以启示。蔺相如渑池会上屈秦王，开赵国数十年之太平。此外，如“鸿门宴”、“青梅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bai”、“火烧庆功楼”等历代著名饭局已是耳熟能详、妇孺皆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