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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 鲁迅研究 陈漱渝 这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入题之前做一番简要说明。人们的历史观不同，对所谓“历史”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笔者看来，历史是往昔确曾发生的事件和行为，它业已凝固为化石，有其可知的客观存在。而人们的意识是流动的，像一潭活水。时代不同，视角不同，依据不同，观念不同，对同一历史事实会做出不同的再观和评价。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据笔者理解，指的就是当代人根据当代的需求对历史进行的阐释。没有思想，史料固然不会说话；但背离史实，阐释就会成为自言自语。比如，当今对前苏联的看法，必然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一般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出现很大的分歧。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评价，这是远远超出笔者能力的事情；更不可能脑残到替斯大林时代的“肃反扩大化”进行辩护，而仅仅是试图用客观史料对鲁迅为何生前未到苏联进行考察或疗养一事进行解析，发表一己之见，就教于大方之家。 关于鲁迅曾被苏联方面邀请去考察或疗养这件事，笔者最早是从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中知晓的。该书第十章题为《向往苏联》。文中提到：苏联作家协会曾于1932年邀请鲁迅去访问，鲁迅“表示用尽一切方法要去”，“至少住他两年再说”。鲁迅估计到苏联之后，光是文学交流就会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安排许广平去工厂学一门“短期间就可以学会的技术”，“孩子就放在那面学习”。后来听说旅途不便，又做了独自一人先行的准备。许广平因此为鲁迅“赶制了一套灰绿色的粗绒线内衣裤，又织了一双长过膝盖的黑中带暗红色的绒线袜以壮行色”。但1932年8月，鲁迅“竟患了神经痛，左足发肿如天泡疮”（1932年9月11日鲁迅致曹靖华信），直至10月28日才停诊，足足花了两个月时间。同年11月，鲁迅因母亲生病又回北平，因此当年未能成行。 许广平在同一文中还提到，此后（她记不清年份）“从内山书店转来的一批信中，带来了香港国民党方面的陈某来信，是比较具体的说，请鲁迅立即携眷到港，然后转去苏联，一切手续，可以到港再办”。许广平说：“鲁迅认为陈某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不能轻举妄动，于是便对这封信等闲视之，销毁了事。” 首先对许广平回忆提出质疑的是胡愈之先生。1972年12月25日，鲁迅博物馆邀请胡愈之来馆座谈，整理了一份座谈记录。记录稿1975年8月经他本人修改定，刊登于1976年内部印行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胡愈之说：“许广平同志写的回忆录中说，是陈铭枢来信邀鲁迅去莫斯科，是不符合事实的。可能鲁迅无意中说过陈铭枢要去莫斯科，许广平同志记错了，以为是陈铭枢邀他去，事实并非如此。”胡愈之说，当时邀请鲁迅赴苏联的是他。1936年初，他从香港到上海，转告了苏联邀请鲁迅去休养的建议，地点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饭馆。鲁迅的答复是：“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是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我，处境有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敌人是搞不掉我的……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过了一会，鲁迅又说：“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鲁迅讲话时虽没点名道姓，显然是指当时党内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机会主义者，暗中在攻击鲁迅。这里所说的“蛀虫”，显然是指“国防文学派”的某些代表人物。 胡愈之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即成为中共“特科”成员，跟宣侠父、潘汉年等先后保持“单线联系”。1928年至1931年曾到欧洲访学，1931年8月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了《莫斯科印象记》一书。1933年曾跟鲁迅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1935年胡愈之为沟通中共跟张学良东北军的关系去莫斯科，会见了王明（陈绍禹）等人，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然后经香港返回上海。1936年1月29日鲁迅日记中有“明甫来，饭后同访越之”的记载。据中央党校唐天然教授考证，鲁迅日记中的“越之”即“愈之”，主要理由是“越”“愈”二字音义相同，“是以异字表同音”。鲁迅“访越之”的时间是旧历正月初六，跟胡愈之说的“一九三六年阴历年初”相吻合。“访”也有外出访谈之意，不限于登门拜访。不过唐天然并未以此为定论，而只是想抛砖引玉。（《〈鲁迅日记〉中的“越之”》，《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2期） 唐天然的文章很快得到了回应。1993年3月，《鲁迅研究月刊》第3期刊登了曾协助鲁迅编辑《译文》杂志的黄源先生的文章，题为《“越之”即“胡愈之”解疑》。黄源赞同唐天然的推断，并说鲁迅跟胡愈之见面的当晚，鲁迅一家请他、周文、胡风去陶陶居夜饭。鲁迅一见他就说：“你此刻来，你一定料不到，如果我答允去苏联，你下次来就看不到我了。有人来转达莫斯科方面的邀请。我的行程，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但我没有答允。”黄源认为，鲁迅没有答允的原因，是在上海还有重要工作，比如出版《译文丛书》和《译文》月刊。鲁迅当时也不同意黄源出国进修，因为同样的原因，鲁迅觉得黄源“以不出国为是”。 笔者认为，许广平的回忆录确有可以质疑之处，然而对于胡先生的说法，目前也尚存疑点。许广平回忆的不妥之处，主要在于将这位“陈某”简单化地指称为“国民党方面的人”。陈铭枢（1889—1965）是抗日名将，民主人士，国民党内的反蒋派。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率领的十九路军进行了著名的淞沪抗战。1933年11月，他又跟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了“福建事变”，跟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事变”失败之后，他仍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陈铭枢出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中央常委，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对于以上情况，许广平不可能一无所知。她之所以用“陈某”这种带轻蔑口吻的称谓指代陈铭枢，估计是因为陈铭枢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放言无忌，以致受到过报刊的点名批判。许广平的这本回忆录完成于1959年，当时提到陈铭枢，她不能不产生政治顾忌。目前，位于广西合浦曲樟乡璋嘉村的陈铭枢故居已经落成，受到民众的瞻仰。 不过胡愈之的回忆中也有武断之处，就是他认为“陈铭枢来信邀请鲁迅去莫斯科，是不符合事实的”。胡愈之不能因为自己曾代为出面邀请鲁迅访苏，就轻易否定陈铭枢也曾代为邀请的事实。1936年11月15日，全欧抗日联合会在巴黎大学国际中心大厅举行了“鲁迅先生追悼大会”。陈铭枢在会上说：“鲁迅为中国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先进左翼作家，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便站在新时代的前面，领导着中国青年及民众。人以为他是共党，其实他与高尔基一样，都不是共党。今年正月我们正在香港预备出国，接到海外左翼作家们致鲁迅的信，请他出洋休养，当时便托人将信转交给他，并请他与我们同行。鲁迅立即回复说不出国，因为一，不愿向反动者示弱；二，正在预备一种著作须在上海找材料。他并对我们的好意表示感谢。”（原载巴黎《救国时报》第71期，1936年12月10日出版） 陈铭枢请人转信给鲁迅，有一个曲折过程。1935年冬，王明在莫斯科跟胡秋原进便饭，席间希望胡秋原向陈铭枢转达，拟邀鲁迅夫妇也来莫斯科。胡秋原通过他在伦敦的友人王礼锡夫妇将此事转告了陈铭枢。陈铭枢又专门写了一封信，托胡允恭转交鲁迅。胡允恭（1902—1985），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东革命政府的东征与北伐，后一度脱党。1949年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3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党籍。因为胡允恭参加过1933年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所以陈铭枢委托他为转信给鲁迅的使者。2017年3月，上海鲁迅纪念馆选编了一巨册《回忆鲁迅在上海》，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开卷第一篇为“无署名”的《一个回忆》，选自1937年上海千秋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事实上，在收入这本书之前，《一个回忆》就发表于1936年11月6日的《申报》，笔名“庸之”，本名就是胡允恭。这类发表于鲁迅逝世当年的回忆文章，总体上来说远比此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撰写的回忆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胡允恭说，为了转交陈铭枢给鲁迅的亲笔信，他先在内山书店会见了许广平，约好第二天面谈。鲁迅第二天果然来了，谈话地点由内山书店转到了一家咖啡馆。胡允恭转达了朋友们邀鲁迅赴苏联疗养一个时期的殷切愿望，承诺筹措旅费，并说在海外听到了许多不利于鲁迅的谣言。但鲁迅表示婉谢，理由有两点：一，鲁迅说：“谣言呢，这是一年到头都有的，怎么顾得了那么多，到国外去住一时，自然是好，而且也曾经这样打算过。但若果是为谣言吓走，那倒不必。因为在国外也是不能久住呀，回来还不是要到中国来，那时谣言或者更多了。”鲁迅所说的谣言，主要是污蔑鲁迅被苏联“金光灿灿的卢布”收买之类。另一个原因是，鲁迅强调他还有一些急待完成的工作。比如选编瞿秋白烈士遗著《海上述林》。鲁迅估计要花半年工夫。鲁迅说，瞿秋白的遗作“是很宝贵的，它将给予人类很大的贡献，我为他编辑遗著，倒不仅是朋友的私情”。胡允恭是瞿秋白十年前的学生，所以对于这一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允恭的上述回忆，跟陈铭枢的回忆完全一致，这更证实了他们提供的史料的真实性。 关于鲁迅被邀访苏一事，还见诸陆万美的《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一文。此文初稿完成于1951年8月29日，1978年8月修改，刊登于1979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回忆录》第2集。这篇文章说，邀请鲁迅去苏联的是高尔基，目的是参加正在筹备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同时应邀的还有罗曼·罗兰、巴比塞、萧伯纳等著名作家。中共负责人不仅赞同，而且替鲁迅制定了出国计划，准备先到北京，后去日本，再转道海参崴去莫斯科。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先生的严密监视”。陆万美说，以上情况是他在南京监狱听一位中央互济会的负责人说的。据笔者所知，鲁迅跟互济会的关系仅限于捐过几次钱，而且互济会在1930年秋天即在白区中止了活动。安排访苏之事应跟互济会没有直接关系，所以陆万美的回忆属于转述型回忆，可信度不高。所谓高尔基邀请鲁迅，至今并无实证。 尽管对于鲁迅应邀访苏一事不同人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但都没有提到鲁迅此行跟苏共党内斗争有什么关联。然而前些年，在一些文史刊物上，一些文史学者却是提供了一种新论，说鲁迅“宁死不去”苏联的原因是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心怀恐惧，觉得如果成行就等于自投罗网，会“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苏联被活活整死。持这种观点的论者主要有三个依据： 一，严家炎教授曾通过笔者调阅了胡愈之《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的原始记录，发现此文在《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刊登时被删了一段话：“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事后，严教授将他的这一发现写进了《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一文，收进他的新著《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252页，并签名赠送我一本。需要说明的是，《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的编辑是金涛和笔者。我们是依据鲁迅博物馆资料室提供的访谈者终审稿发表的，并未做任何删节修改。发表时既然已注明“1975年8月经本人修改定稿”，那访谈者当然应对修订稿负全部责任。胡愈之先生是1986年去世的，他生前我跟他有过交往。拙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请他题写的书名。《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当然也曾寄赠给他。他从未说过编辑篡改了他的文章。至于胡愈之为何删去原记录稿上的这几句，我无法代替他来回答。不过笔者认为，中苏公开论争开始于1959年，恢复关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鲁迅研究资料》当时是内部印行的读物，即使提及苏联肃反扩大化也无政治禁忌。再说，苏联肃反扩大化虽然发端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刺事件，但初期并未引发大的社会震动。真正的扩大化应该在1937年之后，其时鲁迅已经去世。一篇访问者的记录稿，一篇被访问者亲自修改的定稿，编辑当然会择用后者。 二，据说，冯雪峰曾对画家裘沙谈过，鲁迅对斯大林的肃反深感忧虑，并说：“他们这样干，行吗？”遗憾的是，遍查冯雪峰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内部交代材料，笔者尚未找到他的相关回忆。更为关键的是，斯大林一开始就把暗杀基洛夫的罪名扣到了托洛茨基头上，1936年7月29日发出了《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同年8月19日至24日又对托派进行了公审。众所周知，1936年6月9日，鲁迅口授，冯雪峰笔录，写出了那封影响巨大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封信表明，在斯大林跟托洛茨基的斗争中，鲁迅与冯雪峰都明确站在斯大林这一方。鲁迅更没有料到，给他来信的托派陈仲山原是他的一位景仰者，抗日斗士，后来被鲁迅怀疑“拿日本人的钱”的他竟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由此可见，鲁迅和冯雪峰对于当时苏共党内斗争情况并不如当今研究者这样认识清晰，也并没有后来被人称颂的那种“政治远见”。这是鲁迅的历史局限性，指出这点并无损于鲁迅的日月之明。 三，李霁野先生的一篇回忆。1936年11月1日，李霁野在天津写了一篇悼念鲁迅的文章《忆鲁迅先生》，刊登于同年《文季月刊》12月号。文中写道：“最后相见时（按：指1936年4月），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这段文字写的是鲁迅的一次笑谈，语含幽默讽刺。F君指冯雪峰；因为他1933年已赴苏区，后经过长征，直到1936年初才重返上海，所以成了鲁迅和李霁野的共同怀念对象。鲁迅说的想杀他的人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所以，以上三点都不能说明鲁迅未能访苏是跟斯大林的大清洗有关，至少不能构成他未能访苏的主要原因。 要讲清楚力邀鲁迅赴苏考察疗养的问题，必须涉及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在湖南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跟毛泽东是同窗好友，并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1920年4月，他跟毛泽东一起去上海环龙路44号医院探视了在这里疗养的孙中山先生，争取孙中山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支持。1922年秋冬之交，经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介绍，他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22日深夜，他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曾为同月21日去世的列宁守灵。1930年，他毛遂自荐，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教中文，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艾德林和费德林。1934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他又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历任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结识了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苏联大作家。他历来尊崇鲁迅，认为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他指出：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拓荒者，用战斗的小说塑造了中国“下层社会的典型”，成为了民众的代言人；此外，鲁迅还是战斗的政论家；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中外文化——特别是中俄文化交流的先驱。所以从1932年至1936年，他一直力邀鲁迅赴苏联考察疗养；就连胡愈之、陈铭枢转达的那两次邀请，也都是他从中促进的。这位传奇人物就是《国际歌》的中文译者萧三。 关于萧三邀请鲁迅访苏的真实情况，相对完整地保留在鲁迅跟萧三互通的书信中。这种历史档案的说服力，应该胜过当今任何雄辩家的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所谓过度阐释或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就是在立论之前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了一种主观预设，而后把原本清晰的历史事实加以廓大变形，使之纳入当下立场和当下意识之中。进行这种阐释的主观动机即使是对于阐释对象的“好意”，使之符合当代某种思潮的需求，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毕竟有他的“原生态”，不是可以随手搓捏的泥人。 根据萧三跟鲁迅的通信，萧三最早邀请鲁迅访苏是1932年。原因是：1930年11月6日至15日，在苏联的哈尔科夫举行了一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有20多个国家的作家与会，包括法国著名作家阿拉贡、巴比塞等。当时希望新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派一名代表参加，萧三便通过鲁迅跟左联联系，回复是：“由中国现在派作家出国，去苏联，碍难实现，即请你作为我们的代表出席。”于是“捉住黄牛当马骑”，萧三就这样成了中国左联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并被选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书记处书记之一。1931年1月9日，萧三写了一封长信向左联汇报了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1932年7月15日，萧三来信邀请鲁迅访苏，并请鲁迅转一封信给左联。鲁迅1932年9月11日复信，跟许广平回忆的第一部分完全吻合。信中说：“这回的旅行，我本决改为一个人走，但上月底竟生病了，是右足的神经痛，赶紧医治，现在总算已在好了起来，但好得很慢，据医生说是年纪大而身体不好之故。所以能否来得及，殊不可知，因为现在是不能走陆路了，坐船较慢，非赶早身不可。至于旅费，我倒有法办的。”可见鲁迅去与不去，完全是取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跟苏联国内情况完全无关。 此后，鲁迅跟萧三保持了联系，如互赠书刊（见1933年11月24日鲁迅致萧三信）。1934年8月，苏联莫斯科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大会筹备期间，萧三又向鲁迅发出了邀请。并表示负责鲁迅一家人在苏联的医疗、居住等一切费用。萧三为鲁迅设计的路线是经西伯利亚，经海参崴，再西行，他亲自在远东迎候。鲁迅1934年1月17日复信中：“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了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萧三在《反对对于鲁迅的侮辱》一文中对这封信是这样解释的：“鲁迅先生之所谓‘家’，当然指的是‘国’。‘难以离国，即难复返’，可见压迫之重，可见先生行动不自由。”萧三的理解无疑符合鲁迅的本意，绝不像有人解释的那样：鲁迅意识到去苏联是自蹈死地，一去就会被斯大林当成反革命整肃。鲁迅那时对苏联的认识和态度，请参看他撰写的《答国际文学社问》一文。此文经萧三译成俄文，发表于1934年7月5日《真理报》，鲁迅后来也将此文收进了《且介亭杂文》，白纸黑字，意思明晰。 中国现代文学馆还收藏了萧三1935年11月26日致鲁迅的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证实，像胡愈之、陈铭枢之所以联系鲁迅，其实也都跟萧三相关。萧三考虑到鲁迅一家北上的路途有困难，又调整了旅行的方案，想方设法请鲁迅先南下香港。这封信中写得很清楚：“关于我公西来疗养事，我们曾从各方面去信促驾，迄未得复。至以为念！兹与同人商，以为我公出境各种手续，如北上比较困难则最好南去，然后西来，现已得友人信，称可由南部派专人前来趋谒左右，面谈一切，我已另写一封信给翁，由来人面交，恐嫌唐突，特此先告，信至请即准备携宝眷启程，如路费不够时，来人可代为设法筹措，乞勿为念。”（《萧三诗文集·散文篇》，第23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胡愈之、陈铭枢等，就是他信中提到的“来人”。总而言之，从萧三跟鲁迅的通信来看，丝毫也没涉及苏共党内斗争的内容。 有幸的是，我跟晚年的萧三有过比较密切的接触，详情见诸拙文《“精神犹在海天张”——忆萧三》，收入拙著《五四文坛麟爪》。我们谈论和通信的中心就是邀请鲁迅访苏以及左联解散前后的问题，我还帮他整理过一篇回忆录。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萧三认为，他1935年11月8日建议左联解散的那封信是在王明和康生的威逼下写的，他后来到延安跟毛泽东谈起此事，毛泽东说：“解散‘左联’，那就是要跟‘右联’和‘中联’搞在一起啰。”他所说的“威逼”，指他开始并不同意写这封信，王明发了脾气，康生进行了劝说，并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件事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从那时到现在，学术界的评价也不一致。胡乔木是萧三信任之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萧三被诬为“苏修特务”惨遭迫害，在求助无门时萧三跟他妻子叶华各写了一封长信给胡乔木，托胡乔木转呈中央，从而使他俩的冤案得以平反，但胡乔木一直认为，萧三写解散左联那封信，尽管“是出于王明的主张和督促，尽管上海左翼文化工作的领导人没有郑重地征询和听取鲁迅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当时执行这个建议应该认为是基本正确的”。(胡乔木：《怀念萧三同志》，《〈萧三传〉代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出版) 萧三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强调邀鲁迅去苏联考察和疗养虽然是由于他的真心本意，但也都是请示过他的上级和组织的。萧三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王明和康生这两个人。王明1931年9月赴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党国际的首席代表，康生于1933年7月任中共驻第三国际副代表。萧三对康生的印象极坏，认为他狡猾，多疑，两面三刀。关于解散左联的问题，康生并不明确表态，但却说左联的确太左了，搞关门主义，不能联合大多数的作家，常把党的决议当自己的宣言发表……萧三接受了康生的观点，但康生并不承担一点责任。萧三跟王明倒谈过不少鲁迅。也可以说，王明对鲁迅的认识在很多方面受到了萧三的影响。萧三力邀鲁迅访苏，当然得到了王明的同意和支持。 1935年，为贯彻第三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路线的主张，王明拟邀请一些中国的进步人士赴苏访问。邀请胡秋原、陈铭枢等人是因为他们的反蒋立场，邀请鲁迅的理由是“他是位文坛老前辈，我们应该尊重他”。鲁迅逝世之后，王明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一文。他认为鲁迅作为一个天才革命文学家的特质，就是把中国文学变成了为“最底层人”奋斗的武器，同时，鲁迅还是一个先进的政治家，能用既讽且刺，有庄有谐的文字针砭时弊。王明称颂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并对鲁迅未能实现访苏的愿望表示了遗憾。王明对鲁迅的评价，跟当时陕北党中央对鲁迅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 总之，想了解鲁迅对苏联的总体态度，主要依据不能是个别人的回忆，特别是不能依据那种缺乏旁证的“回忆之回忆”，而应该系统阅读鲁迅作品中涉及苏联的那些文章。综观鲁迅涉及苏联的作品，包括他临终前撰写的《记苏联版画展览会》等杂文，可证鲁迅对苏联的态度一直是友好的。鲁迅对苏联的肯定主要是两点：一，摧毁了沙俄的农奴制，千百万的奴隶从地狱里逃离出来，成为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在文艺理论方面，鲁迅接触的大多是托洛斯基的著作。对于1934年开始的肃反大清洗，鲁迅并没有深入了解，更没有公开评价，这就是笔者心中鲁迅的“历史真相”。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四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