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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所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7月出版到这次再版，已经过去20多年。这期间，考古学科尤其是与文明起源有关的课题，不断有新发现、新研究成果和新领域的开拓，先生在《新探》一书中所阐述的学术思想仍在起着指导作用，具体观点也被反复印证。不仅历史考古界，社会学、民族学、哲学史、文学和区域文化史等学科也多有关注。许倬云先生于《新探》出版当年就以《一个新的学术主题典范》为题将《新探》向海外介绍（《汉学研究通讯》1997年），后又著文说苏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将引发“学科革命”（《论学不因生死隔》2002年）；费孝通先生说这本“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的著作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北大百年与文化自觉》1998年）；赵汀阳先生在为《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2016年）一书所写的“代序”中依李泽厚先生对苏先生学术思想的推荐，说哲学史界在研究“天下”和“中国”概念时特别注意苏先生学术思想中的哲学分析和推想；金庸先生于2007年分别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时，说他的作品以开放观点处理中华多民族关系，是从北大教授苏秉琦先生《新探》一书受到的启发；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编、每省一卷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2013年）和袁行霈先生撰写的“总绪论”，也大都有对苏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和引用。《新探》一书也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由内地三联书店（1999和2019年）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及人民出版社（2008年）连续出版，还出有日文版（2004年）、英文版（2015年）和韩文版（2018年）。 《新探》一书及苏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什么会有如此广泛、持续的影响力，这是我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在1996年初《新探》在深圳写作之前，苏先生的第二本论文集以《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为书名，于1994年9月先生85岁生日时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生为文集撰写了前言，《六十年圆一梦》中对考古学科的发展和个人学术生涯有这样两段回顾： “前段时间主要精力耗费在两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二是找到新起点。两个怪圈之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之二是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新观念、新起点是什么呢？一是从一种古器类（瓦鬲）研究到一种考古文化（仰韶）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奠基意义。30年没白过。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转折点是80年代前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的提出。” “80年代我们揭开了一个‘区系的中国’之谜，1987年前后我们又对中国文明起源之谜取得瞩目成果。进入90年代初又在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有了系统认识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世界、区系的世界、区系的世界之中的中国。我们似重新发现一个和以往心目中的世界与中国有所不同的图像。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已在眼前”。 可以看出，《新探》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作并有所发挥的。不过今天读来，对于先生总结的“揭开了一个‘区系的中国’之谜”和“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系统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发现一个和以往心目中的世界与中国有所不同的图像”，又会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正如《新探》一书中多个章节所述，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远不限于划分区域，而是在建立区内考古文化各自发展序列，比较各区系大致同步又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发展水平的前提下，更看重区内和区间诸文化的相互关系，即彼此频繁又多形式的交流，如裂变、碰撞与熔合的诸多实例；特别是强调中原以外地区先走一步，或较早产生先进因素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直接导致各区域间的交流往往不是由中原向四周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汇聚。如将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中分别来自东南和西北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所具有的多元综合体性质形容为：“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并释史载“帝王所居曰‘中’（国）”即汇聚为“中（国）”；（《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1987年，《新探》第六章）；还指出这一汇聚的主导方向 ，既见于史前时期，也见于夏商周三代：“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夏商周都是‘外来户’，大约先周与西部有关，夏则有源于东南方的线索，商人则认东北为老家。”（《新探》第四章），还见于先秦以后，如对燕山南北地区历史发展的论述：“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燕山南北地区考古》1983年，《新探》第四章）。这些论述与以往以中原为中心，以王朝为中心，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有很大的不同，却以考古学为依据真实地反映出各地区、各民族共同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的形成发展作出的贡献，从而达到以阐明56个民族10亿人民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基础结构的最终目标。 汇聚产生文明“火花”，这是苏先生多次予以强调的。陶寺文化如此，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南北碰撞推动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出现，更具典型性，因为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主要象征。所以，苏先生在《六十年圆一梦》中谈到文明起源突破口时所举的唯一考古实例就是： “80年代考古工作成果两大项：连接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红山与仰韶）文化遗存的研究；二是辽西红山文化坛、庙、冢遗迹的新发现”。 要指出的是，对于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先生更多是作为他倡导“考古寻根”的主要依据提出来的，表述为这两支文化各自的主要标志物-仰韶文化彩陶主题-花（华），与红山文化玉器主题-龙，即“华山玫瑰燕山龙”或“华人与龙的传人”的结合。先生依据考古发现设想的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南北交流路线图（各自的出发地、移动路径和接触点）及其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活动轨迹的吻合，也是围绕追寻中华文化传统之源这一主题展开的。可见先生衡量区域间碰撞产生文明“火花”的标准，与这些文化因素在后世的传承有很大关系。 苏先生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格外重视文化因素传承的想法，我最初是从他对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的分析中领悟到的。 东山嘴遗址于1979年辽宁省文物普查时发现，1979-1982年发掘。遗址长不到60米、宽不到40米，但为石砌建筑群址，且南圆（祭坛）北方，依中轴线左右对称，又坐落在高岗，面向开阔河川和大山山口。遗址发现的消息传到京城，苏先生以高度的学术敏感性给予特殊关注，建议在考古工地召开现场讨论会，先生冒着辽西山区盛夏的炎热亲自登到现场考察。对于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遗址，先生为什么如此重视？这在东山嘴会前先生于1983年5月29日给我的一封信中有明确答案，信中谈到他在不久前于郑州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期间参观嵩山中岳庙时的感受： “总的环境风貌是四周环山，北面嵩山高耸，中间有颍水从西向东，庙位置坐北向南，庙后是高高在上的一座方亭式建筑，庙前是长甬道通双阙……这多么和‘东山嘴’位置、地形、地貌相似。”原来先生是从建筑的选址及组合与布局上，将始建于秦汉、清代重修的嵩山中岳庙建筑群与他尚待考察的东山嘴遗址进行比较的。 同年8月初的东山嘴会后不久，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和女神庙发现。先生立即将新发现的这些红山文化祭祀遗存与东山嘴遗址一起，归纳为“坛、庙、冢”，以为这是活动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人举行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重大祭祀仪式活动留下的遗迹，并一下子联系到四五千年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 “这种‘坛庙冢’三合一的建筑遗址，有点类似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1986年7月25日媒体依先生观点对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先生也先后著文说：“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1987年，《新探》第五章）可知，当时先生把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象征时，更为看重的，是这些五千年前祭祀遗址的配套组合与布局对后世强大的传承力。 此后红山文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在进一步证明着先生的观点。如内蒙古敖汉旗草帽山在积石冢前（南）部布置有祭坛，朝阳龙城区半拉山在积石冢的后（北）部发现庙宇线索，尤其是牛河梁第二地点的大型祭坛，位置在女神庙的正南部，为立石砌筑的不等距三层圆圜丘式，结构与历代王朝祭天的圜丘如现存的北京天坛的圜丘惊人相似，北庙南坛的布局，也为历代所长期延续，直到明清时期。 其实，早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酝酿时期，先生就很注意不同文化接触产生具传承力的文化因素，如他将东南沿海和江汉地区大汶口、崧泽以及屈家岭等文化，由东南向西北影响中原仰韶文化的陶“鼎豆壶”序列，与中国传统礼制相联系：“它们（指东南沿海地区-郭注）在这一期间对我国其余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流行全国广大地区的以‘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渊源于这一地区。”（《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1977年，《新探》第四章）；又如先生在“三北”（冀北、晋北、陕北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张家口蔚县和内蒙古准格尔旗辨认出中国古文化特有的三袋足器-陶鬲起源的标本，这类被誉为“中华古文化标准化石”，就是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末期小口尖底瓶与尖底腹斝共生融合的产物，而“三北”地区正是北方与中原两个不同传统文化的交错地区，由此先生认为这一地带是由仰韶时代过渡到龙山时代大变革的“风源”所在，近年在陕北神木县石峁发现的大型石城址是进一步证明。先生还根据新的考古线索，把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归纳为：“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实体。”（1992年为中国历史博物馆40周年题辞，《新探》第七章），从而将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根脉从五千年又上溯到上万年至百万年。最终在文明起源的系统理论形成后，先生正式将“民族文化传统”与国家起源即文明起源一起列为国史的核心：“国史的核心问题：一是国家起源（即文明起源）；二是民族文化传统。”（为“海峡两岸历史与考古整合会议”撰写的《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1994年）。 由于中华文明起源更看重文化的传承，文明起源的标准就不限于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与城市的形成等所谓的“三要素”，而主要是从中国考古的实际材料中“对中国文化传统（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这个千古之谜，从考古学寻找‘破密’的钥匙。”（《向建立中国学派的目标攀登》1989年），这就将文明起源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起源的道路和特点上来，进而揭示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根本原因。 所以此后先生提出从区系的中国到区系的世界，中国与世界和未来的接轨，已是水到渠成。因为古代中国不仅从时空范围具备了与世界比较和讨论相互关系的条件，而且突显出中国在“地球村”中“举世无双”和“中国是大头”的地位：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再到秦汉时代以后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这一有准确时间、空间框架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历史的主体结构，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所以，中国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大头。”（《新探》第七章）至此，“一个和已往心目中的世界与中国有所不同的图像”已跃然纸上。 写到这里，要作一点补充的是，先生关于“人类文明一元性”的论述。《新探》第七章提到这一观点但未展开。先生最早是1993年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建馆开幕致辞时，在谈到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都经历过类似的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经历过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之后，说到这“证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元性’”。三年后在深圳写作时，先生较多讲到这一观点。记得那年刚刚到达深圳尚未完全安顿下来，先生就谈道：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差别虽然多种多样，但“还是从一元论考虑，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隔天又进一步补充说：“世界文明史一元化，指一个地球，发展阶段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一面，同时相互交流，并不是封闭的。”此后的几天又不时谈到这个话题，并举满族为例，清初统一多民族的中华帝国的巩固和发展，就与以渔猎为本的满族所培育的“长城内外是一家”的理念有很大关系，还联系到现实如联合国的产生和最高理想等等。从深圳回京不久，先生在住所接受了香港《明报》的专访，专访结尾时先生再一次说道：“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对‘地球村’的过去和未来取得共识，现实世界必将走向‘大同’”。这次专访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7期，是苏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著作，可知“人类文明一元性”应该是先生考古一生中最后的学术思考，同时也有对即将跨入新世纪的考古学寄予的希望，即考古学以实证材料参与研究“人类文明一元性”这个超越国家、民族认同，关系世界未来走向的命题，并不断取得成果，所以苏秉琦先生预言：“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已在眼前”。 （2020年3月写于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剪半园村汇艺蓝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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