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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公元6世纪地中海世界突发大规模鼠疫，其传染率和死亡率前所未见。拜占庭人面对来势凶猛的瘟疫无计可施，对大规模的感染和死亡束手无策，社会生活陷入混乱。当时控制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拜占庭帝国对大瘟疫的暴发没有预案，仓促应对，民众在恐怖气氛中被迫躲避家中。帝国统治当局按照传统医疗办法救治患者和掩埋死尸，加大赈济灾民的力度，通过慈善机构和个人捐款帮助民众度过三个多月的疫情高发期。而后，帝国政府加大了医疗卫生和慈善机构的建设，增加资金拨款，特别是针对灾难应激反应的心理不适，加大基督教教会工作力度。这些措施部分地缓解了大瘟疫造成的严重影响，但是未能根除鼠疫祸害，此后数百年间，鼠疫反复多次暴发，并从地中海世界溢出到欧洲其他地区，远至英伦三岛，对欧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待后世全面评估。 关 键 词：拜占庭/大瘟疫/地中海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061)；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项目(320-H0920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63202918)。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 公元541年，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地中海世界暴发了首次大规模流行的鼠疫，由于当时正处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故称为“查士丁尼瘟疫”。有关此次瘟疫的信息比较集中地保留在当时的作家普罗柯比的作品中，其他史料则比较分散。很长一段时间拜占庭学者们未能重视该问题研究的原因很多，除了近年来正在兴起的生态环境史和医疗社会史理论一度没有为拜占庭学界接受外，史料提供的信息不够系统充分和研究必需的工作语言难以掌握也是重要因素，以至于一些非拜占庭学专家对普罗柯比的原始记载产生了怀疑。①近年来这一情况得到根本改变，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人们认识此次大瘟疫具有极大帮助，我国拜占庭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②对此次大瘟疫的全面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查士丁尼时代的全面认识，更对包括人类疾病史、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在内的新兴学科发展大有助益。本文重点探讨：处于“查士丁尼瘟疫”中心区的人们应对突如其来的大瘟疫袭击时的应对之策，观察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这对当下全球抗击突发的新冠病毒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拜占庭人对“瘟疫”(λοιμó  )的了解来自圣经和古代传说。③依据现存文献史料可以梳理出查士丁尼瘟疫的流传过程：埃及于541年首先发生疫情，帝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可能刚刚风闻传言，瘟疫便于542年春季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扩散开来，并在数月间达到高峰，次年又传遍了地中海世界，远到意大利、叙利亚等地也成为疫区。④恐慌情绪立即在拜占庭帝国全境扩散，但好像还是赶不上瘟疫传播的速度。大瘟疫的突然暴发令普通民众对此缺乏思想准备和心理预期，更无正确的应对办法，他们只能凭借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知识和本能的反应进行徒劳无益的应付，在瘟疫的折磨中艰难求生。民众对突如其来的大瘟疫毫不了解，对其起源地和流行方式也一无所知。亲身经历过大瘟疫的普罗柯比事后根据传说写到：“这次瘟疫最先从生活在佩鲁希昂的埃及人中开始流行，而后分两个方向传播，一个方向传入亚历山大和埃及其他地方，另一个方向传入靠埃及边境的巴勒斯坦地区。由此它迅速蔓延扩散，传遍整个世界……它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国家肆虐，毫不留情地到处抛下疫种。它通过两个方向传到世界的尽头……就连岛屿、山洞和山区中生活的居民也不放过。假如这次它从一些地方经过，没有传染当地居民，过些时候它又会回来肆虐……瘟疫横行之处死亡人数不达到一定的数量它就不会离开，从而使这里的死亡人数与相邻地区以前死亡的人数大体持平。这种疾病通常先从海岸边暴发，进而传播到内地。”⑤埃瓦格里乌斯也记载到：“据说这场瘟疫来自于埃塞阿比亚，之后它就席卷了整个世界……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存活下来……这场瘟疫没有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发作，也从不以同一个时间离开：它在一些地方于初冬的时候暴发，在另一些地方则是春天，还有一些地方则是夏天，甚至在一些地方是在秋天肆虐。”⑥这些当时消息特别灵通的文人墨客混乱的表述反映出民众认识的混乱。 人们最初对瘟疫认识不清也表现为无法解释瘟疫暴发的原因。普罗柯比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他写到：“现在的这场灾难若想用言语表达或在头脑中构思对它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在人类理智的范围内找不到解释这种瘟疫的理由。”⑦埃瓦格里乌斯也无奈地承认：“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因为这是上帝所掌控的，只有他知道瘟疫的原因和走向。”⑧尼基乌主教约翰根据圣经的说法认为是“上帝正义的审判……将许多瘟疫撒向人间和畜群”⑨。他们将大瘟疫说成是“上帝的惩罚”，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坚守基督教信仰的拜占庭人的普遍看法。 有些人试图以常识来解释大瘟疫，但还是无法取得共识。阿加塞阿斯特别指出：“上帝惩罚的标志显示得特别明显……有人说这个地区的空气被污染了，认为污染的空气是这场瘟疫的祸根。而其他人则认为，由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突然改变造成了灾难，因为在历尽强行军和不时发生战斗的磨难后，他们都沉湎于奢华和放纵。他们都未能最终察觉到是什么真正导致了这场灾难，事实上使得它不可避免……另外一些人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次毁灭是因为上帝的愤怒，完全是对人类犯罪的报应和惩罚，是要毁灭整个人类。”⑩还有人进一步解释说：“我主上帝眼见人类的罪恶越来越严重，便向地上的人类施行惩罚，摧毁了所有的城市和土地。”(11)在笃信基督教的查士丁尼时代，一切无法解释的事情最终都归结为上帝的惩罚和神迹，这种“基督教思维方法”(12)对民众应对瘟疫毫无帮助，除了对普遍存在的恐惧和焦虑发挥些许麻痹作用，只能促使他们消极绝望，进而放弃积极防疫的努力。 民众对大瘟疫的暴发感到恐惧和无助，恐慌情绪加重了人们寻求多种治疗方法，各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抗疫形式都用上了。所谓合理的形式是拜占庭人从祖辈那里学习来的医疗卫生保健常识，而不合理的形式则是巫婆神汉广受欢迎的驱魔方法，有病乱投医在这个环境中演绎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拜占庭人在日常生活中治疗头疼感冒之类的常见病是很有效的，有学者研究认为，他们大体上沿袭古希腊医学理论和经验积累，但是“原有的仅在希腊等地区实践的古典医学无法满足拜占庭人民的需求，新的疾病、新的检测手段和治疗方法得以发现和发展”(13)。由于大部分拜占庭人信奉的医疗医药知识是建立在祖辈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还缺乏类似近现代医学实验的准确认识，其预防为主、食疗为主的方法在面对突发的瘟疫面前不起作用，传统的医治手段都失效了。而此次大瘟疫的表征也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普罗柯比生动地记载到，很多感染者“声称看到了像人形装束的鬼怪幽灵，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被鬼怪身上的某一部分所迷惑……他们开始大喊圣徒的名字以驱除魔鬼，但根本无济于事”，甚至那些平日里治病救人的教士也染病而亡，“连生活在教堂中的人也未能幸免于难……很明显他们害怕召唤他们的人就是魔鬼中的一员”(14)。今人不能责怪和嘲笑拜占庭人的无知愚昧，在前所未见的可怕瘟疫面前，笃信基督教神学的信徒们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寻觅慰藉。 如果说通过宗教巫术方法治疗大瘟疫病患是拜占庭人将其日积月累的基督教常识用来应对鼠疫的话，那么自我封闭就是他们在病魔面前无所作为、消极抗疫的普遍做法(并非当下意义上的自我隔离)。普罗柯比说：“他们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就算门被打破了，他们也装作没听见……那些幸运的健康人都呆在家里，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停止了，手艺人放下了手里的活计，每个人手中的工作都停止了……每个人都穿着仅能遮羞的衣服呆在家里。”(15)《复活节编年史(284-628AD)》也记载：“瘟疫流行的结果使得几乎所有家庭都门户紧闭。”(16)其实拜占庭民众躲在家中的做法是最本能也是最原始的避险措施，不仅在于逃避瘟疫的传染，也在于寻求家庭港湾的安全感。然而，史料记载的这种办法也不能避免感染鼠疫，其重要原因在于，隔离措施要在瘟疫之初推行。埃瓦格里乌斯便记载到：“有时一座城市里的一两户全部被瘟疫感染，但是城市其余人家却安然无事……在大瘟疫最初暴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但是在随后的几次瘟疫中，我失去了我的子女、妻子、仆人和住在我家里的其他一些人，就仿佛这一循环特意将我排除出去一样。”(17)拜占庭人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亲朋好友之间相互照料，起初是尽力伺候重病者的饮食起居，帮助病人减少病痛。 但是这种出于友爱或职责的照料后来似乎加重了瘟疫的传染性，因为根据史料提供的信息对照现代流行病学的研究结论，鼠疫“病菌自皮肤侵入后，一般经淋巴管到达局部淋巴结……进入血流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及严重毒血症状。如病变不继续发展，即成为临床上的腺鼠疫。若病菌经血进入肺组织可产生继发性肺鼠疫。再由呼吸道排出的病菌通过飞沫传给他人又可引起原发性肺鼠疫。各型鼠疫均可引起继发性败血型鼠疫……迅速成为原发性败血鼠疫”(18)，腺鼠疫、肺鼠疫、败血鼠疫这三种主要类型在拜占庭帝国逐渐呈现全面暴发态势，很可能是与拜占庭民众没有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有关。也是由于人们对地中海世界首次暴发的鼠疫应对慌乱，造成死亡率直线上升，仅都城一地，“刚开始时死亡的人数仅仅比正常情况下死亡的人数多一点点，然而死亡率却在不断上升。稍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5000人，后来竟达到10000人以上”(19)。大量的死尸最初还有人帮助掩埋，后来死尸太多，“人们只能将运尸板车套在不会说话的牲畜身上，然后把尸体扔在上面；当运尸的骡子被累死时，车子也就翻倒了，到处都像这样乱七八糟。当墓地都被占满了时，甚至连干涸的池塘也被填满了死人的尸体”(20)。 总之，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使拜占庭民众陷入空前的恐惧与慌乱，他们依据古典希腊医学传统和祖辈生活经验采取的应对措施统统失效，这就更加重了他们原本的错误认识，无论是基督教神学还是巫术迷信都无助于其合理抗疫，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瘟疫的传染性和致死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众陷入思想和行为混乱时，拜占庭政府也仓促参与了抗击瘟疫的行动。 拜占庭国家各地各级各类机构也受到大瘟疫的严重冲击，王朝行政机构一度停摆，军队丧失了战斗能力，君士坦丁堡这一帝国政治中心难免谣言四起。帝国政府在极力稳定局势的同时，还必须开展拯救瘟疫病患的各种工作，但其总体效果比较差。 当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谣传皇帝查士丁尼感染了鼠疫，按照一般的理解，朝廷重臣需要考虑其身后的安排，但这引发了一次政治危机，普罗柯比就此写到：有传言“甚至说他已病死于瘟疫。谣言一直传播到罗马军营，一些军官说如果罗马人在君士坦丁堡拥立像他一样的人为皇帝，那么他们绝不承认。皇帝病情好转后，军官们互相指控”，连忠心耿耿、战功卓越的贝利撒留将军都被卷入其中，受到牵连，遭到罚没家产、入狱审查的处理。(21)“瘟疫继续肆虐，直到整个军队都死光了为止。”(22)显然，大瘟疫导致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停止了正常的运转。在大瘟疫高发阶段，帝国政府面临的更大问题是缺乏应对大瘟疫的预案，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临时出台的权宜之计。 归纳起来，拜占庭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是病人护理，二是尸体处理，三是生活救助。通常情况下，拜占庭帝国负责济贫助困的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流浪者收容所等慈善机构大多由教会统一管理，作为国家权力机构重要部分的教会平时发挥着施舍社会福利的职能。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在大瘟疫中救助病人的人除了亲朋好友外，还有教会人士、医生和社区民间组织人员，他们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感染鼠疫的病人症状凶险，病程进展极为迅速，急需医务人员护理，“如果这时有人照顾，他们便可以在昏迷的情况下进食，而没有人照料的病人则会因为饥饿而死亡。那些精神错乱者……异常激动到处乱跑，大声喊叫，护理他们的人会精疲力竭”地把他们拉回来，按倒在病床上，不然的话，“许多人因为无人照料，或者是饥饿而死，或者是从高处跳下去摔死”。虽然护理人员的作用特别重要，但后来“因为连生活在教堂中的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所以参与病患救助护理的人越来越少。(23) 同样，医生们也积极参与救治，可惜他们也不了解大瘟疫，拜占庭医学传统医术对鼠疫毫无办法。“医生们也对此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病症的病因，他们猜测这种疾病的病灶在腹股沟处，便决定检验死者的尸体，切开一些肿块后，发现在里面长着一种痈疽。一些患者很快就死去了，另一些则在几天后死去。而那些身上长满小扁豆状黑色脓疱的人活不过一天就会死去，还有很多人吐血而死。我可以宣称，即使最杰出的医生也治不好这种病，他的患者照样会死去。但有些从痛苦中坚持活下来的幸存者说：有很多注定要死的人却都活下来了。这种疾病不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所有的病例中病人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例如，有的人因为洗澡而减轻病情，而另一些人则因洗澡而病情加重；没有照顾的病人虽然死亡的人很多，但也有幸存者，不同的治疗方法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取得的结果是不同的。实际上从这件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既没有发现救治自己的办法，也没有发现预防该病或是减轻患者病情的办法；痛苦在不知不觉中来到，或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下痊愈。”(24)普罗柯比的观察是准确的，当时的拜占庭医学虽然发达，但是还不具有治愈鼠疫感染者的能力。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老鼠携带的跳蚤为中间宿主，1894年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细菌学家A.耶尔森发现这种病菌以前，其病死率高达50%以上，后来人们发现，干燥、高热或紫外线能够杀灭鼠疫杆菌，或者在开水中煮沸一分钟也可达到灭活效果，今日通用的一般消毒药如甲酚、漂白粉、新洁尔灭和乙醇等均能杀死鼠疫杆菌，特效药包括链霉素、磺胺、四环素、氯霉素、庆大霉素等。(25)这些医学成就在1350年前的拜占庭帝国不可能出现，当时的医生既不懂鼠疫知识，也不掌握防治办法，更没有相关特效药，人们只能无奈地接受群体免疫的痛苦，要在一部分人的身体产生自然免疫力后，才能暂时减低瘟疫的暴虐。 这里值得赞扬的是拜占庭医生在大瘟疫中的探索精神，他们一直设法探究大瘟疫造成病人死亡的原因，前引普罗柯比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他们不顾危险，解剖病患死尸，找到了病人腹股沟处淋巴结脓肿坏死，切开后发现其中的痈疽，以及注意到病人身上长满小扁豆状黑色脓疱的特征，这些信息为后人揭开“查士丁尼瘟疫”之鼠疫真相提供了最为关键的证据。现代流行病学研究确认了普罗柯比关于大瘟疫中拜占庭医生们的发现，三种主要类型鼠疫表现出腹股沟淋巴结脓肿的占比70%，腋下淋巴结肿大占比20%，颈部淋巴结肿大占比10%，而病人中有1/4的患者出现皮疹、水泡、脓疱和溃疡，并因发绀和瘀斑，死后皮肤常呈紫黑色，故称为“黑死病”。(26)只可惜处于大瘟疫中的拜占庭医生并未能拯救患者的生命，也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相反，他们有时也会形成错误的认识，进而误导民众。“医生或其他人都不认为这种疾病是通过与病人或尸体接触而传染上的。因为有很多焚烧尸体和照顾病人的人都坚持下来而没有被传染，而不可思议的是其他人却在没有任何预示的情况下感染上了，而且不久就死去了……无论医生们或其他人是否通过接触病人或接触尸体而感染这个病，很多一直从事埋葬尸体或照料那些无法与他们联系的病人的人一直超负荷进行服务工作，超出了所有想象，所以很多人毫无知觉地感染了瘟疫并很快死去。”(27)这里，医生们排除了人传人的接触性感染，也排除了病菌飞沫传播的可能性，显然是错误的，以笔者后见之明的推测，医生们的错误一定导致瘟疫更大范围和更快速度的传播。但是后人没有理由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为了救治病人努力过了。 尸体处理也是拜占庭国家应对大瘟疫的重要工作。约翰，马拉拉斯记载到：由于“这场瘟疫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人来掩埋尸体。有些人将死尸搬出他们自己的房屋，扔到担架上就不再去管他们。还有的尸体暴尸多日而无人掩埋”(28)。拜占庭政府和京都市政当局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必需组织安排人员处理病人尸体。“当所有现有的坟墓中都已装满了尸体后，他们便在城中到处挖坑埋尸。到了后来那些挖坑的人因为死亡人数太多而无法一一埋葬”，就登上城北塔楼，“从打开的屋顶向下扔尸体，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了要塞的所有塔楼，结果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股尸臭，城中居民痛苦不堪，特别是当风从那个城区刮过来时……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不堪、一团糟”(29)。“瘟疫肆虐时期，过去分属于不同党派的人们都尽弃前嫌，共同埋葬死者。那些过去以卑鄙手段追求享乐的人……不可抑止地陷入恐惧之中，很自然地就做起了善事……再一次回归善良本性，他们与以前完全不同了，不再邪恶，不再从事各种非法活动。”(30)事实上，在大瘟疫暴发之初，城门口还安排有官员登记送出城的尸体数量，登记到23万时，染病的官员太多，只好放弃登记了。 大瘟疫严重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以至于食品供应出现短缺，为此拜占庭政府也进行维护秩序的工作。大瘟疫加剧了饥荒，“城市正常的食品供应中断了，加工谷物的磨房和面包房停止了工作。这样瘟疫灾祸又加上了饥荒……瘟疫流行对公众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31)。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自然要为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他命人从国库中提出钱款分给民众。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塞奥佐罗斯，他在朝中担任知事一职……塞奥佐罗斯分发了皇帝拨款之后，他还得为掩埋无主尸体而自己掏腰包。”由于死人太多，处理尸体的人手太少，政府官员也草率了事，“只是抓住死者的肩膀拖到海边后扔下去就算了，有的尸体被堆在小舟上，任凭它随便漂到什么地方”(32)。帝国政府努力加大赈济灾民的力度，在慈善机构和个人捐款的协助下，帮助居民度过三个月左右的疫情高发阶段。 综上所述，拜占庭国家在应对大瘟疫危机方面可谓尽心尽力，但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拜占庭国家主导民众精神生活的教会未能对瘟疫做出正确合理的解释和必要的说明，一再强调“上帝惩罚”而造成思想混乱和巫术迷信横行。作为凝聚信徒民心的基督教教会更没有主动把握信众心理，做好舆论引导，民众在谣言和思想混乱中失去方向，给了各种江湖术士浑水摸鱼的机会。(33)其次，参与防疫的医生和护理人员缺乏合理的预案，仓促应对瘟疫，穷于被动应付。缺乏主动措施封堵病菌源头，未采取灭活杀菌等卫生措施，而是大多忙碌于处理瘟疫产生的恶果，只能在处理尸体上采取一些简单原始的措施，草草埋葬了事，更因缺乏治疗药物而加重了瘟疫扩散。最后，政府救济活动无序，大饥荒导致和加剧了社会混乱。虽然官方极力组织协调、拨款赈济，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方法阻止瘟疫的蔓延，正常的生活和有序的行政管理活动遭到破坏，原本由政府负责的粮食供给不能得到保证，出现了食品短缺和抢劫偷盗。其主要原因还是在鼠疫流行期间，国家机构放弃管理，街道上看不到官吏和工作人员，城乡正常活动被无序混乱所取代。城市生产活动和民众消费服务的停止，特别是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贸活动中断，都严重冲击了民众生活，助推了城乡正常秩序的破坏。今人不能苛求于古人，但相比中国古代都城应对类似危机的情况，拜占庭人做的不算好。 6世纪大瘟疫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拜占庭帝国遭受了重创，尽管民众和国家都尽其所能努力应对疫情，也设法探索病因以便降低损害，但最终未能根除鼠疫祸害，此后一两个世纪期间，鼠疫反复多次暴发，整个地中海世界都成为疫区，诸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这类大城市更成为重灾区，仅百年内鼠疫便暴发了四五次，包括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则三度暴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暴发鼠疫(34)，以至于给时人留下了“瘟疫……肆意横行，随心所欲……毫不留情地到处抛下疫种”(35)的印象。拜占庭政府吸取教训，在大瘟疫第一波袭击后采取了一系列常态化应对策略。 首先，帝国政府针对大瘟疫严重摧毁医疗慈善机构的情况，加大了重建和恢复传统救助机构的措施。刘榕榕教授认为，6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庭政府加大了教会建设的支持力度(36)，而其中由教会掌控的大量慈善救济机构也因此得到发展，例如为朝拜者修建的驿站(ξεvoδoxηε  α)、为穷人建立的济贫院(πτoxηoτρoπηε α)、为病残人建立的医院(υoσoкoμε α)、为老年人建立的托老所(γερoкoμε α)和孤儿院等都得到恢复。这些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由于大瘟疫期间近距离救助病人而造成巨大牺牲，有些医院的医护人员几乎全部殉职。它们在重建的过程中还要经历人才选拔、技术培训、队伍组织、内部运作等细致的恢复工作，如果没有政府在经济上的积极支持是难以完成的。这样一套庞大的公众服务体系的重建能在短期内完成，政府稳定的政策导向性支持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邹薇副教授提出，“医院首先诞生在拜占庭帝国而非同样信仰基督教的西欧地区是有原因的”(37)，除了拜占庭具有良好的医疗护理人员培养体系和健全的医院建设规章制度外(38)，与地中海世界大规模瘟疫反复暴发有密切关系，长期应对严重瘟疫显然极大提升了该地区官方医院和救助机构建设的迫切需求。医生属于领取薪俸的公职人员、医院内划分专科诊疗和医院实行公费配给制等一系列超越中古世界其他地区的制度，很可能是拜占庭帝国独具特色的创新，很明显是帝国政府满足常态化应对瘟疫需要的举措。(39)这一时期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明确增加私家医生津贴、皇帝莫里斯大幅度增加医疗队医护兵等积极举措，为此后很多皇帝树立了榜样，对后世医院的建设也有长远的影响。(40)《黑死病》一书提到，“查士丁尼瘟疫”后的两百多年间，鼠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每隔一代人便重复暴发，致使当地人口水平长期得不到恢复。(41)拜占庭社会人力损失严重，急需补充，为此中央政府采取了积极的移民政策，开展了多次自上而下有组织的人口迁徙活动。查士丁尼一世生前便三度加强人力资源调配，其后的皇帝们更是不断扩大移民的数量和规模，动辄数千上万，7世纪最大规模的单次移民数量达到70000人(42)，而8世纪最大规模的单次移民数量更达到了21万人(43)。这样的人口补充政策显然有效地降低了瘟疫造成的人力损失，为后世学者们所肯定。(44)很多拜占庭学家从经济史、政治史角度对帝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做深入的研究，其结论也很有说服力，但是大瘟疫之后帝国政府移民规模和频率迅速攀升的事实提示研究者不能忽视拜占庭当局采取的灾后应对策略，这一重要因素有可能帮助后人认清查士丁尼时代的全貌。 大瘟疫不仅使拜占庭帝国人力资源严重受损，政治经济活动被迫陷于停顿，而且其重点攻击的地区都是庞大帝国的政治中枢、军事重地和精神文化中心，因此大灾之中和其后的民众心理不仅普遍出现灾难应激反应，诡异行为频发，而且基督教信仰也被动摇。时人记载，“死了许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恐慌”(45)，以至于恶棍变善人，良民变歹徒，其怪异举止的动因令普罗柯比迷惑不解(46)。为了重新振作民众信心，帝国政府高举基督教信仰的火炬，加大了对教会建筑工程的支持，从皇帝贵族到富商名人纷纷投入钱财兴建教堂馆所、祈祷室、修道院，资助教士和隐修居士加强对广大信徒的说教。《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一书有教会灾后救助的专题章节(47)，此处不需赘言。据多种史料证明，拜占庭式教堂和修道院在大瘟疫后数量猛增，并遍及帝国各地，在扩展拜占庭建筑艺术影响方面功不可没，而这一点是拜占庭政府在积极落实灾后应对措施中没有预料到的，仅就君士坦丁堡一个城市看，在查士丁尼一世身后就留下了三十余座教堂和数不清的修道院及其他教会设施，这种情况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48) 总而言之，地中海世界遭受首次鼠疫大攻击，拜占庭帝国当局几乎无所作为，教会和医疗系统根据传统医学和救治办法仓促应对，由于错过了最佳防堵时机，瘟疫扩散的严重程度空前绝后，加重了民众的恐慌和困惑，拜占庭社会陷入整体性惊慌失措。民众和当局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束手无策，社会生活陷入混乱，任由鼠疫肆意传播，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损失极其严重。综合考察，帝国政府对大瘟疫缺乏防堵预案和救治计划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对于高度中央集权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帝国，统治当局举措失当是加重瘟疫损害的关键因素。在死神恐怖笼罩下的民众缺乏必要的防疫知识，在行政当局和教会机构无法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合理的防治指南情况下，各自采取了多种合理和不合理的自救方法，总体上看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加剧了大瘟疫破坏的惨烈性。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帝国统治当局在瘟疫第一波高发期后，能够及时吸取教训，在应对策略上加强了多方面的补救措施。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拜占庭人最终未能彻底消除鼠疫杆菌，但逐步减轻了其烈度，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形成了自然免疫的最终结果。至于此次大瘟疫的深远历史影响还有待学界深入研究。 注释： ①笔者的《“查士丁尼瘟疫”辨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一文对质疑者进行了系统答复。 ②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具有代表性，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相关代表性论文包括陈志强：《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1984年哈佛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举行拜占庭医学专题研讨会，对大瘟疫也有涉及。见Symposium on Byzantine Medicine,Dumbarton Oaks Papers,Vol.38,Dumbarton Oaks,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1984。 ③《圣经·撒姆尔记》中提到菲利斯丁人遭受大瘟疫。Hebrew Bible,Samuel,5:6. ④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trans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89,X;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r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trans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X,[AM6034].塞奥发尼斯在此处记载君士坦丁堡瘟疫暴发于10月是与埃瓦格里乌斯“秋季暴发说”相吻合的，只是他没有提到病源地埃及。Nicephorus,Historia Syntomos,Athēna:Ekdoseis Kanakē,1994,X; John of Ephesus,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Vol.3,trans by Robert 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60,Ⅱ,6. ⑤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trans by H.B.Deving,Harvard Univ.Press,1996,Ⅱ,ii,22. ⑥埃瓦格里乌斯认为瘟疫可以在全年任何季节暴发，这一点普氏没有认识。Evagriu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from A.D.431 to A.D.594,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trans by Edward Wlaford,London:Samuel Bagster and Sons,1894,Ⅳ,29. ⑦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⑧Evagriu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Ⅳ,29. ⑨John,Bishop of Nikiu,Chronicle,trans by Reger H.Charles,London,Oxford:Published for the Text and Translation Society by Williams & Norgate,1916,CXX,31. ⑩Agathias,The Histories,trans.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short explanatory notes by Joseph D.Frendo,Berlin:Walter de Gruyter & Co.,1975,Ⅱ,3 and Ⅴ,10. (11)John Malalas,Chronicle,trans by Edward Jeffreys,Maria Jeffreys & Robert Scott,Australian:University of Sydney,2006(Melbourne 1986),XⅧI,92. (12)Averil M.Cameron,"The 'Scepticism' of Procopius," Historia,15,1966,p.474. (13)邹薇：《拜占庭对古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第115页。 (14)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15)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23. (16)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Appendix 12. (17)Evagriu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Ⅵ,29. (18)王凝芳等主编：《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5页。 (19)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20)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Appendix 10. (21)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trans.by Henry B.Dewing,Cambrid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Ⅳ,1-4. (22)Agathias,The Histories,Ⅱ,3 and V,10. (23)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24)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25)李梦东主编：《实用传染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第495页；王凝芳等主编：《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第355页。 (26)李梦东主编：《实用传染病学》，第495页。 (27)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28)John Malalas,Chronicle,XVⅢ,92. (29)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30)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31)Robert Browning,Justinian and Theodora,Thames and Hudson,1987,pp.119-121. (32)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33)约翰主教便记载了江湖术士在瘟疫期间作祟，直至进宫蒙骗皇帝。John,Bishop of Nikiu,Chronicle,XC,54-60. (34)Robert Fossier,ed.,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475. (35)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36)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第305页。 (37)邹薇：《拜占庭对古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第119页。 (38)Alexander P.Kazhdan,“The Image of the Medical Doctor in Byzantine Literature of the Ten出to Twelfth Centuries,” Dumbarton Oaks Papers,38,1984,1,51. (39)邹薇：《拜占庭对古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第119-121页。 (40)如救世主基督医院、麻风病专科医院，Thomas S.Miller and John W.Nesbitt,Leprosy in Byzantium and the Medieval Wes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ch.4。转引自邹薇：《拜占庭对古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第119页。 (41)Robert S.Gottfried,The Black Death,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p.11-12.察兰尼斯更认为人口急剧下降的趋势延续到9世纪。Peter Charanis,Studies in the Dem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72,p.17. (42)Nikephoros,Short History,Nikephoro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Text,Translation,and Commentary,trans.by Cyril Mango,Washington,D.C.: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1990,p.145. (43)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p.432. (44)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第301-305页。 (45)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X,[AM6034]. (46)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47)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第308-314页。 (48)John Freely,Istanbul:The Imperial City,England:Penguin Books,1996,pp.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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