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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获悉兴隆遗址入选2020年“考古中国”项目，作为遗址发掘及坝上地区史前遗存调查项目的前期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我们感到由衷高兴。作为主动考古项目，兴隆遗址的发现和选择发掘是我们在课题意识的引导下，精心策划，系统调查，有目的选择，步步为营式持续五年系统工作的心血成果，而得到认可也表明了我们工作思路的成功可行。 河北西部系统考察与工作区域选择 20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与河北省文物局等相关领导协商，在河北地区设立旨在探索华北北部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主动性考古项目。 2015年考察区域与部分遗址 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过程及期间的农业起源、文化和人群的演变、环境变迁等事件，是本人一直最关注的课题。其中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如过渡期千年尺度变迁框架的建立；某些具体时段和区域的文化面貌；期间人群迁徙的情况；过渡过程与环境变迁的进一步缀和，等等。河北北部分布大量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址；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河北南部分布着磁山文化，中部分布着北福地类型；最为难得的，北方地区发现的十余处万年前后的遗址中，于家沟、东胡林、转年、南庄头集中分布于京冀西北区域。 项目开展之前，曾至东胡林、后套木嘎、李家沟等万年前后的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察学习。到地河北后，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确定具体的工作区域。排除了难以工作的东部平原后，相关领导、专家曾提出三种建议：一是在冀南洺河流域进行工作，探寻早于磁山文化的遗存；二是在邯郸邢台地区，于较高河流阶地寻找过渡期遗存；三是自蔚县南下，在高阶地上寻找早于仰韶时代的遗存。 鉴于诸多不确定因素，2015年我们决定首先对河北西部五市的23个区县进行系统考察。考察复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仰韶时代的遗址近百处，并结合地貌情况，在多数遗址附近进行了简单调查。当年考察结论如下：一、与设想的“在河流更高阶地上可发现较多更早阶段遗址”不同，在坝上地区以南的低山丘陵区并未发现早于仰韶时代的新遗址，且很多仰韶甚至龙山时代遗址已位于最高的河流阶地上。二、河北西北部广泛分布着细石器遗址，西南部则很少有细石器遗存，两区界限大约在蔚县-涞源一线。综上线索，我们认为在西南部开展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并不理想——因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1.6-1万年左右）的遗址以细石器工业为主，万年前后的遗址也有较多细石器发现，而此区则普遍缺乏细石器遗址。（当然，这里的新石器文化是否由当地的“小石器”文化发展而来仍可讨论，但即便如此，线索仍很少。） 与南部区域相反，坝上地区的考察则取得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成果。此区以往发现的少量新石器遗址情况多不明确；但康保的三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赛圪垯沟遗址从其地表散布的大量研磨石器、细石器和粗疏的陶片初步判断，年代应为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而上述收获，与笔者认为河北北部地区在整个东北亚地区旧-新过渡阶段应有重要地位的前期认识相符：坝上周边区域文化根基厚重——泥河湾是北方地区细石器遗存最为密集的地区；辽西和岱海均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区；蒙古高原工作虽少，但更北的西伯利亚细石器遗存也很发达，且发现了超过万年的早期陶器、猛犸象骨架构造的房屋。因此坝上为文化荒漠的可能性很小，应有若干过渡阶段遗址。而赛圪垯沟遗址就给予我们这样的希望。同时，2015年及2016年初对尚义四台和化德裕民两处已发掘遗址的考察，更增强了我们在此地区工作的信心。 区域系统调查及聚落性质初步分析 坝上地区环境高寒，并非理想的农业区域，而历史时期，这里长期被游牧民族占据。为进一步了解史前遗址的详细情况，2016-2017年，项目组先后在坝上西北部和西南部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调查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两区域遗址密度均在约1处/4平方公里，甚至超过现代村庄密度。 2016年坝上西北部区域雨中调查 而与其他地区相比，坝上地区史前聚落的宏观形态也有明显不同。在西北部区域，遗址至少可分为三类：A类，多位于深山大沟中，面积较大；遗物丰富，石器中打制的锛形器等砍伐工具比例高，可能用于植物加工的研磨类石器也较多。B类，多位于A类遗址外侧，或大山前和孤立山丘上，面积相对较小；遗物相对较少，石器中锛形器等比例少，研磨类石器更少，细石器相对较多。C类，多位于大山前或孤立山丘，遗物相对较少，石器基本上只有细石器和打制石片。通过与民族学资料对比，我们初步认为西北区的人群和经济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其中A类聚落遮风向阳，适宜冬居，可能是大本营性质的聚落，兼为冬季营地；B1类聚落可能为大本营的附属功能区；B2类聚落多沿山谷两侧分布，可能是为狩猎动物服务的夏季营地；C类聚落可能是为狩猎和设伏服务的临时营地。 在调查基础上，我们最终选择在新发现的兴隆遗址开展发掘——根据分析，此遗址应当为一大本营性质的定居聚落，且保存情况较好，堆积丰厚，可以较好揭示所属文化的整体面貌，并全面反映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精细化发掘与多学科合作 2018-2019年，兴隆遗址正式发掘。针对遗址堆积和项目目标，发掘过程中我们秉持精细化发掘理念，坚持以“最小堆积单位”为发掘和记录的基础单位，并辅以临时号编号、照片全面记录等方法，较完整地理清了各遗迹堆积形成的具体过程，并获得了若干更完善的细节信息，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完善的资料。其中田野考古意义较重要的方面有三。 一是明确了房址开口层位，确定了位置相近房址的具体关系。遗址房址叠压打破关系复杂，某些学者曾认为存在“二层台”结构。但精细发掘证明：所谓“二层台”，实际多是先民在相近位置两次或多次扩建、改建房址形成；且这些房址原本开口层位不同，只因遗址空间有限，某些后期房址的建造位置恰好与早期房址接近，所以形成相套式的二层台假象（不排除某些晚期房址在挖穴时曾利用早期房址的可能）。仔细观察就可发现，不同期房址范围和朝向实际多有错位，且遗址明确存在某些早期房址位置未被晚期房址利用的现象。 兴隆遗址F7、F9、F11位置图 二是确定了若干不明显的活动面。坝上地区土质砂性极大，短暂活动难以形成较好硬面，短期烧烤等行为的痕迹也不明显。针对如此，我们一方面坚持以最小堆积单位为基础发掘和记录单位，尽可能将不同的堆积区分；另一方面借鉴旧石器发掘方法，对土质土色相近的较厚堆积也分为不同的临时号单位，逐层发掘并注意观察遗物的相对位置——是否共存于相同层面。综合“不明显的遗迹”+“遗物共存同一层面”判断活动面的存在，最终辨识出若干室内活动面，且其共同特征为：中部有一处不甚明显的烧烤面（应为短暂使用的灶），周边有较密集的动物骨骼和石器。 同层遗物的分布和标识 三是确定了支石灶、细石片堆等遗迹。遗址发现的支石灶大多使用天然石块，易与自然现象混淆，应用上述方法，并注意观察与周边遗迹的关系，发掘确定了大量保存或好或差的支石灶、石片堆等遗迹，并发现支石灶多位于地层层表之上，石片堆位于石灶之旁。 细石片堆的清理 田野工作本身外，项目伊始即根据阶段成果，确定主要问题，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如调查阶段确认了坝上密集的史前遗址，我们即思考聚落与环境的关系，尤其高寒环境中先民的生计方式。与相关专家持续合作，从调查到发掘，项目组已开展了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和人骨分析等多种研究。 人骨DNA现场取样 学术课题引导下的田野工作 五年系统工作，坝上地区史前考古的序幕其实刚刚揭开。回顾项目策划、实施以及各阶段思考与继续推进的整个过程，均可谓课题意识引导下的田野工作。而这一过程也使我们对主动性考古项目的实施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首先，主动性项目的设立必须在充分的学术研究上，方可能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工作较少或充分区域，都应该综合考察区域的整体背景，不仅包括资料收集，更应开展系统的田野考察、调查等工作。 其次，主动性项目的实践必须系统而机动。一方面田野工作应踏实推进，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应根据田野和研究的线索不断调整目标和思路，“要被材料牵着鼻子走”，要及时开展服务于总目标的文化面貌分析、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工作。 最后，主动性项目的实施，应系统策划、精细工作、持续投入；应放弃企图短时间内获得“重要”遗迹遗物的“挖宝式”思想，以及“短平快”“挖大挖全”的田野模式。只有目光长远，扎根田野，才能更好地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达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光荣目标。 （郭明建、邱振威、王刚、池振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