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太原慕容氏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家族,其在北宋的发展脉络,呈现出一个由武转文的过程。从因武兴到以文显,家族的转化幅度看似剧烈,但过程却十分自然,慕容家族的发展轨迹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一个微观反映。不过,文治导向确为慕容氏的重振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家族的衰落却未见“轻武”的影响。文武之间的职业色彩,在慕容氏家族延嗣的过程中,并非首要考虑的因素,家族的重新振兴才是其后世子孙关注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重文轻武; 慕容延钊; 慕容彦逢; 社会流动; 宋代的“重文轻武”现象,亦有学者演为“崇文抑武”之说1,或被认定为是宋代的基本国策,或被描述为赵宋王朝的潜规则。2宋人苏辙亦曾提出:“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进而导致“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3认为,朝廷对武臣的轻视使得将门子弟的发展出现了转向。不少学者也引以为“重文轻武”或“崇文抑武”一说的注脚。4 武臣子孙转换门庭,并非宋朝所独有,学界曾多有讨论,笔者也曾对文武家族的转化问题做过初步的探讨。5但文武的转向,是否必然就是宋代“重文轻武”抑或“崇文抑武”的结果?转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社会流动的问题?6转化之后,家族内部又是否会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从而产生学者所关注的文与武的对立呢?7这些问题,似应借助家族个案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拟通过对北宋太原慕容氏这一典型的由武转文家族发展历程的考证梳理以及对家族成员的角色分析,试图从家族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一、家族世系及成员蒋瑎在慕容彦逢墓志铭中曾追述慕容氏家族的起源:“其先曹魏时建国,为率义王。历晋、隋、唐,世有显人。”8 但从莫护跋拜王至于五代,慕容氏的世代显人多已于史无征,家谱世系也难以考实,其家族发展相对清晰的记载集中于北宋时期。 慕容氏早期有三位成员在《宋史》中有传,分别为延钊、德丰和德琛。后世成员的记载多集中于墓志等金石材料,伯才和彦逢的墓志铭,记载较为详实,另有四位女性成员,韩国公赵从霭夫人、蒋季平之妻、朱正纯之配及赵望之夫人的墓志中,亦有关于家族的相关记载,这些墓志多幸存于《永乐大典》残本之中。彦逢著有《摛文堂集》三十卷,亦保留了一些家族资料。这些文献资料中所反映的只是零星的片段,并非家族的全貌,但时段上,自五代宋初至于两宋之际,大致可以描绘出慕容氏在整个北宋王朝的发展脉络。 五代以来慕容氏见诸史籍的最早成员为慕容章,曾任襄州马步军都校、领开州刺史9,生有三子,长为延钊,次为延忠,三子名延卿。 慕容延钊“少以勇干闻”③9,是家族兴起的重要人物。后汉时,他便在郭威帐下效命,周世宗临终前,命为殿前副都点检。入宋后,升任殿前都点检。平定李筠叛乱之后,延钊一度被解除军职,徙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但乾德元年(963年)春,延钊作为名位已高的宿将,虽然被病,却仍被“诏令肩舆即戎事”,收取荆湘之地。当年去世,获赠中书令,追封河南郡王。慕容章次子延忠,乾德二年随李继勋攻辽州,官至磁州刺史。三子延卿,官至虎捷军都指挥使。10二人之履历、成就均远不如其兄延钊显赫。 慕容氏第三代主要有以下几人:延钊四子:德业、德丰、德均、德正;延忠二子:长子德俨,另一子为彦逢的祖父;延卿一子,名德琛。其中知名者仅德丰与德琛二人,传记均附于延钊之后。 德丰最为延钊喜爱,八岁便荫补为山南东道衙内指挥使。开宝年间曾随太祖征太原,后参加平南唐的战争。太宗朝,镇边九年。真宗咸平年间,辽朝南侵,德丰因缮兵固守,饷馈不绝得到褒奖。⑤10履历显示,德丰仍旧继续着戎马生涯。德琛,初以延钊荫补供奉官。曾参与平定李顺之乱,先后在龙山、开州等战中立功。咸平二年(999年),于荆湖北路击退蛮人入寇。天禧年间,改右监门卫大将军。11德业,官至卫州刺史。德均,官至尚食副使。⑦9德正,太子率府率。12德俨,东头供奉官。13彦逢祖父姓名无考,右卫将军,家于滏阳,随子官宜兴,并卒葬于此,后世遂为宜兴人。⑩8 到了第四代,可考者仅有如下几人:惟素,德丰子,曾于天圣元年(1023年)以内殿承制、閤门祗侯身份副王臻出使契丹。14惟绪,德俨子,东头供奉官,累赠左骁卫将军。13理,延忠孙,彦逢父,官宜兴,赠少师。15另外,德正有一女,出嫁宗室赵从蔼。 第五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延忠一支的后代已经普遍转为文官,代表人物为伯才和彦逢。伯才,惟绪子,中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凡用年劳,转朝奉、朝散、朝请郎三官。”13致仕后隐居于河清县。子彙,女四人。孙男五人:长曰嗣祖、次嗣弼、次嗣功,皆业进士。彦逢,理之子,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复中绍圣三年(1096年)宏词科。预编《哲宗皇帝御集》,官至刑部尚书,“五司文衡,一时俊杰多出其门”。受知于徽宗,列侍从达十五年,“一时典册,多出其手”16,其孙纶将之整理为《摛文堂集》三十卷。政和七年(1117年)卒。彦逢不仅在文学上造诣出众,仕宦经历也算比较显赫,这对家族的发展至关重要。 彦逢诸位兄弟基本都担任文职官员。二子邦佐和邦用,也分别为承议郎、行太府寺丞和承事郎。孙男九人:纲,承事郎;绍、綯,均为通仕郎;纶、约、绘、綖、绛、纯,皆将仕郎。二、家族发展与北宋政治社会变迁从家族世系可以看出,慕容氏始自五代慕容章,入宋后有慕容延钊、延忠和延卿三支。延钊和延卿及其子嗣武功较显,后世子孙的事迹却很少见诸史籍。延忠一支则是前几代相对寂寞无闻,后世有子孙以文登科,门风始振。总体上看来,慕容氏经历了一个从因武兴向以文显的转化过程。 延钊一支,至其子德丰,亦是以武功世其家,通过战场上的拼杀,最终官至团练使。再下一代由于史料的关系,我们不能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其总体发展方向,但从惟素的閤门祗侯这一职任,德正之女蕴慈与赵德昭之孙从蔼以及惟素孙女与府州折氏的婚姻17来看,延钊这一支的后嗣应是保持了以武承续其家的传统。 而延忠这一支变化较大,延忠三子当中,德俨生活在河南府,彦逢祖父(右卫将军)先居家磁州之滏阳,后随子迁居常州之宜兴,慕容瓘曾娶蒋之奇侄女,亦有可能迁居宜兴。德俨之子惟绪的身份仍为武官,但其子伯才却以文登科,后世子孙也均举进士。彦逢祖父事迹无考,父理仅有为官宜兴的记载,并不清楚是文官还是武臣。但慕容理诸子均以文进,彦逢最为知名,其子孙也均在文官系统发展,并延嗣至南宋时期。 可见,慕容氏在北宋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多面向的分蘖,延钊一支始终坚持在武职系统发展的策略,而延忠一支则出现向文人世家转化的趋势。 慕容氏的发展脉络,是五代北宋政治与社会变迁在微观层面的反映。五代是武人跋扈的时期,“今世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尔”,不少“少读书有大志”之士亦不再孜孜事笔砚,投身军旅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慕容章开始军旅生涯,是形势使然,也为慕容氏在军事方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延钊由五代入宋,封王建节,光大门庭。通过两代人的努力便已发展为一个比较显赫的将门。 勇干与军功之外,对时势的准确把控也是慕容家族迅速崛起的助力因素之一。陈桥兵变后,“率所部兵按治边境,以镇静闻”18,即为慕容延钊作出的正确判断。在事变前一日,他与韩令坤先行渡河,驻兵真定、成德。“初,延钊与太祖友善,显德末,太祖任殿前都点检,延钊为副,常兄事延钊。”④18韩令坤“与太祖同事周室,情好亲密”。19从他们与赵匡胤的私人关系来看,有学者提出这是预谋的精心布置,慕容延钊与韩令坤一起,控制了河北局势,为陈桥兵变的顺利发动,提供了切实的保障。20但从事变时的策略及事后的处理过程来看,赵匡胤对河北这两股势力即使有类似期望,却并未有十足的把握。举事前赵普曾说:“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21可见,其对河北的兵马与四方节度使同样保持着戒备。宋太祖顺利即位后,延钊与韩令坤“两人皆听命”22,选择了识时务的路线,故史官将慕容延钊等五人均列为“起义将帅”。23延钊的归顺行为也使得与赵匡胤兄弟般的关系顺利延续,甚至一度升任殿前都点检这一武将的最高职位。随后的荆湖之役中,也体现了宋太祖对这位宿旧老将的倚重。故延钊卒后能封王建节,得到了与翊戴功臣同等的身后哀荣。延钊的个人成就,也成为慕容氏在北宋发展的一个起点。慕容氏世居河北,延钊“葬于洛,子孙遂多居河南”,洛阳亦成为了家族在北宋时期生息延嗣的主要区域。 但是,慕容延钊并非宋太祖登基的核心功臣。荆湖之战中与监军李处耘的矛盾,亦显示出他与太祖近臣的关系并不是十分融洽。这对家族的延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呈现的轨迹与翊戴功臣家族的世代簪缨又有所不同。 延钊之后,慕容氏的第三代子孙均为武职。其中,官至遥郡刺史以上者有三人,《宋史》立传者有两人,可谓能世其家。但从德丰、德琛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升迁过程均与战场的立功有着直接的关联,即其家族的维系方式还是依靠军功。 这种状况与延钊在入宋四年后便即去世应该有很大关系,其王爵似乎并未像其他翊戴功臣那样给家族提供更长久的助力。虽然在他卒后,宋廷录其子弟授官者四人,但德琛仅靠延钊荫补为供奉官,被延钊寄予“兴吾门者必此子”厚望的德丰,在延钊卒时虽已授如京使,体现了宋太祖对故人之子的体恤,但此后的升迁并不像此前迅速,基本上是依靠自己在战场的拼杀。 宋初的战事仍旧频繁,战功依然可以作为有效的进身之阶。但宋太祖为国家长久之计,统治策略已经与五代的帝王迥异。鉴于平定后蜀之弊,“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24,成为此后宋太祖统一战争时的既定策略。让武将知为治之要,亦是宋太祖致力的目标。征南唐时,德丰为洞子都监,攻取城池之功,朝廷仅命为升州都监;而“市廛安静,泽国富饶,使者多裒聚金箔,德丰独以廉洁闻”,让他得到了“俄领蔚州刺史”的奖赏。25可见,对时局及政策的正确认识以及本身廉洁的作风,对德丰的仕途也有着明显的帮助。 到了第四代,慕容氏子孙中见诸史籍的数人,事迹乏善可陈。除了慕容理仕途不详之外,其余子孙仍旧是以武职进取。家族成员的仕进之路似乎是通过荫补来延续,但官位已大不如前代。如惟绪与慕容理官位俱不显,更多的是要靠子孙的地位来获得赠官。 就时代背景而言,惟素这一代主要生活的时段应是真仁之际。随着太宗守内虚外的战略调整以及真宗时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辽之间开启了百年的和平时期。这被宋人称为“天下久承平”的时代,武备不戒、人不习兵,故慕容氏的第四代子孙,普遍缺乏军功的记载。 虽然与宗室有联姻,但德昭之孙与真仁时期皇室而言,已为疏属。军功既少,恩荫渐衰这一趋势对家族的影响亦未能借以改变,重振家声是第五代子孙面临的首要问题。“废天下之武举”,则又反映出此时武将之家上升渠道的进一步减少。“汝曹无父,不为儒学,何以光□□□。”26董之奇母胡氏教子之语,是为当时北宋社会的生动写照。失去了父祖的恩荫特权,进士科就成为家族重振的一条重要途径。 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2019年5月发布的资料,我们统计了北宋4316位科举入仕者的籍贯分布。可知,北宋科举十分普及,但各地区发展情况并不均衡。洛阳与开封是北方两个中心。江南普遍较北方发达,太湖流域更为兴盛,为江南之人文渊薮。 文治的大环境,对宋代社会及其成员的熏陶不言而喻,而伯才与彦逢生活地区的文化环境,对他们职业生涯的选择亦有着重要影响。伯才所居之洛阳,“一时文士,游宴吟咏”, 是宋代人文荟萃之地。彦逢所居之宜兴,虽然进士数量较周边的吴县、武进尚有差距,但仍可与北方的洛阳相伯仲。可见,这二人生活的地方均为北宋科举发达、文化繁盛的区域。 伯才与彦逢自幼生活的环境即为读书为文的风气所笼罩,而交游圈又有一批如蒋瑎等有志于学的朋友,其所交往之文彦博等亦为著名文士,所娶之妻,亦均出自士大夫之家,二人生活的小环境对他们职业的选择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转而为文应是很自然的选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宋文武转化的情况,既有类似何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27的无奈,亦有焦宗古“耻任子之禄,自致决科之美”28的坚持。但史料中并未见到慕容伯才与彦逢二人关于文武的好恶与选择。墓志载: 幼卓伟不群,六岁丧母,哀毁如成人,默识强记,读书一再过辄不忘。常有异人语少师曰:“是儿手有纵理,足有二黑子,他日必贵。”视之信然,初未之见也。少长,锐志于学,痛自砥砺,穷经缀文,不少懈。出与诸儒试,常为魁首。29 彦逢自幼便展现出了良好的读书天赋,加之奇人异士“他日必贵”的预言,俨然家族振兴的希望所在。而其“友爱三弟,所以抚育教诲之甚,至稍长,进之于学,讲习琢磨,以身率之”④29,对诸弟的培养,亦无不出自家族发展的利益考量。 由上可知,慕容氏的发展过程与五代北宋的政治与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慕容章与延钊以武兴族,是五代战乱时期的普遍选择。伯才与彦逢以文显其家,既是北宋文治的大背景与他们生活的小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也是家族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选择。三、文武转向与社会流动从慕容氏家族转型与北宋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来看,由武向文转化的过程应是一种自然的演变。北宋“崇文”的政策导向对家族发展的影响不可谓不显著,但在家族的延嗣上,文治政策的影响却并非立竿见影,慕容氏在武臣系统中延续的时间并不算短。伯才为皇祐五年进士,此时已经是仁宗朝后期,大约与苏辙策论之时代接近,彦逢更迟一些,哲宗元祐三年进士及第。无论伯才还是彦逢,从有史可考的慕容章算起,均为第五代子孙;即便是从延钊这一后世共同追忆的祖先算,也已是第四代。那么,在慕容氏的延嗣及文武转向过程当中,是否有学者关注的社会流动问题存在呢? 对于宋代社会流动性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柯睿格(Edward Kracker)论证了科举对宋代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但是以父祖三代家庭为单位的讨论。30彦逢等以文官身份重振家风恐均不具备科举语境下代际流动的实质意义,遑论郝若贝(Robert Hartwell)与韩明士(Robert Hymes)将研究单位拓展至家族层面的精英理论了。31伯才与彦逢父祖虽然并不显要,但仍属于官僚群体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家族向文官转化的仅延忠一支,延钊的子孙应还是以武嗣其家,并未出现子孙参加科举的记载。科举对于慕容氏而言,更像是郝若贝所论,是家族延续政治地位的一种方法。 柯睿格、郝若贝、韩明士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均引发了学界广泛的质疑与争论。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新思考,如走出科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社会流动进行多渠道的观察;以代内流动为基础,以家族成员为单位,优化分层方式等等32,值得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吸纳验证。回到原典,的确可以让我们对社会流动产生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为索罗金(P.Sorokin)1927年所著《社会流动》一书首创。33按照他的定义,社会流动是个人或社会事物或社会价值,从这一社会地位到别一社会地位的任何转移。它包括横面流动和纵面流动两个主要类别。纵面流动,又包含上升与下降两种形式。34 北宋文武职业的转化,属于社会的横面流动。自仁宗朝“诏文武官奏荫子弟者各从本资”之后,限制荫补官员文武的条例越来越严密35,由文入武的流动渠道在制度上已经开始堵塞。同时规定“武官弟侄子孙之习文艺者,听奏文资”,使得习文艺、举进士业成为由武至文流动的主要途径。伯才与彦逢等就是通过科举顺利入仕,实现了由武入文的转化。 就慕容氏的发展脉络来看,不仅包含着社会的横面流动,在纵面流动的上升与下降两个方向也有相应的体现。自慕容延钊“启王爵”之后,慕容氏的发展便处于下降潮流当中。按照索罗金的职业阶层理论,在战争时,社会组织和社会统治的任务寓于军事组织和军事领袖中;在太平时这些任务又大不相同。③34由五代入宋,文武两种职业在政治与社会中存在的重要程度发生扭转,可与之相契合。亦如王安石所言:“宋兴百年,而大定于太宗,至真宗,内外富矣。内外自是遂务以无为养息天下,朝廷所尚贤良进士,而将相大臣之世用。”36随着政局的稳定和国家战略的调整,在“无为养息”的日常政治中,武将群体逐渐淡出,社会组织与社会统治的任务逐渐让渡给士大夫群体,武人政治转变为士大夫政治。再想试图“怀古人趋赴功业之意,欲起贫贱”,则显然“众圆独方,用非其时”。⑤36研究亦证实,武将被责以文事,似有制度害人之嫌,从而会影响时人对武人的评价。37武将群体在社会及政治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下降是必然的趋势,亦即苏辙所论:“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可见,慕容氏以武世其家逐渐没落的过程,寓于整个武将群体在北宋社会及政治中重要性下降的大趋势之中。 伯才与彦逢以科举入仕,实现由武至文的转化之后,家族发展的趋势又重回上升潮流之中。但从伯才与彦逢二人的仕宦经历来看,由将门进入文官系统的艰辛,与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入仕,突破官民区隔,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并无二致。 伯才一生并没有显赫的作为,致仕时仅为正七品朝请郎,交游的记载也不多。文彦博娶陈贯长女,伯才与之为连襟,也是因为这层关系,其晚年“时入洛宅,陪太师潞国文公游”。38文彦博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长期出判外郡。慕容伯才政治立场当与文彦博类似,在仕途上没有达到高位或许与此有关。《遗戒》中之所以不希望以官服入殓,拒绝刊刻墓志,很自然的让人与其仕宦的不甚得意、无法光大门楣产生联想。 而彦逢不仅靠自己的科举与仕进重振了门风,还对家族的整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过程亦非一路顺畅。乍入政坛之时: 初无左右之助,小心兢畏,以义命自安。无所附丽,非公事未尝请对。天子思见,公至,被命乃敢请问。39 谨小慎微,孤立无援,足见其在政坛立足之不易。而扶持自己的家族势力,让他们能够尽快进入政坛,以便相互帮衬,无疑是解决“无左右之助”的一种方式。谥号“文友”即是这方面的体现,“谥法曰:德美才修曰文,能善兄弟曰友”。40彦逢“友爱三弟”,可为兄友弟恭的典范。彦逢有六位弟弟,有史可考者五人,分别为彦许、彦傅、彦季、彦喜⑩39,还有位兄长,名彦义。彦逢对诸弟的教诲非常在意,休沐之时,还不忘与诸弟讨论文义,通宵达旦而不厌,故兄弟多以文进。彦逢去世时,长弟彦许为开封府刑曹,仲弟彦傅为太常寺丞,季弟彦季通判常州,彦喜亦举进士。 彦逢对诸弟的仕进也极力提携,所得荫补奖赏,先考虑诸弟而后虑及其子。如大观年间,彦逢任集贤殿修撰,时“法得任子,不许及旁”41,但其仲弟彦傅尚未授官,彦逢“慨然曰:‘吾子可先吾弟官乎?’乃以至诚祈恳,朝廷多公议,特从之。”②41不惜违反制度,也要为诸弟争取入仕机会,无疑是扩大家族势力,巩固政治地位的一种积极方式。 在“无所附丽”的问题上,缔结婚姻则是彦逢提升家族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主要渠道。彦逢娶葛书思之女,葛氏“自宫以下,簪缨相继”42,是江阴的显赫家族。彦逢诸弟的婚姻对象也多大族,彦季娶安定郡王侄女,叔畸娶石景衡侄女;女弟一适赵廷美五世孙赵徽之,一适通仕郎金华单知微。 对于子女的婚姻,彦逢也十分重视。长女与三女分别出嫁蒋瑎二子蒋宁祖与蒋及祖,二女嫁给贾安宅。蒋氏世家宜兴,为当地大族,“班班可谱,无世无人……言东南家法之盛,未有能先之者也。”43贾安宅“历仕三朝,累司文柄。”44 另外,彦逢还为侄女“择命士之贤者归之”,兄彦义之女,便由彦逢做主,嫁给宗室赵望之,即秦王廷美五世孙,《云麓漫钞》著者赵彦卫的祖父。45 从彦逢对诸弟、子女的婚姻安排,可以看出他为家族发展所做的努力。慕容氏与蒋氏家族算是世代姻亲,彦逢的从祖父慕容瓘曾娶蒋之奇从父兄之女。46而彦逢与蒋瑎又“居同乡,进同年,仕同寮,有游从之好”。⑧41两个家族通过世代姻亲,关系更加紧密。 至于第二女嫁给新科状元,则是彦逢利用职权之便“榜下捉婿”的结果。大观三年,慕容彦逢知贡举47,而贾安宅正是此次的进士第一人。由门生而翁婿,关系进一步拉近,也为以后家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做好了储备。三弟彦季娶太祖之后、安定郡王侄女,女弟适秦王廷美五世孙赵徽之,兄彦义之女嫁给廷美五世孙赵望之,一方面是在延续与宗室世代婚姻的传统,另一方面,考虑到彦逢的显达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受知徽宗”48,与宗室联姻亦能进一步拉近二者的关系。 综上,慕容氏发展过程中体现了社会流动的多个方面,既有横面的流动,亦包含纵面的升降两个方向。家族的重新振兴较为值得关注,但过程并不顺利。伯才虽历官40余年,但最终仍不显耀。彦逢虽重振家声,但最初也经历了“无左右之助”,“无所附丽”的困境,只能小心兢畏,安守本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武转化的过程中,类似慕容氏这种遭遇并非孤例。翟守素从子翟希言,“独好文学,举进士中第,负材任气,不肯有所屈,以终不得意。”49“刚直任侠,善弓马”的刘平,武将刘汉凝之子,“读书强记,进士及第”50,转入文资之后,却遭丁谓所忌,又走回了以武世其家的老路。可见,要实现文官阶层内部自下而上的纵面流动,仍旧困难重重。 北宋文武分途带来的两个职业之间的区隔,使得将门子弟的家族优势在文官体系之中似无用武之地。同时,在文武更迭的背景下,家族的没落也伴随着政治地位的降低。科举虽然为朝廷所崇尚,对维系家族地位也有所帮助,但在“将相大臣之世用”这种官僚高层略显固化的现实环境下,要实现家族的重新显耀,仍旧要像彦逢那样,不断在科举与官僚体系中争取更高的地位,并从婚姻、交游等多方面进行经营,尽力拓展家族的势力与影响。四、文武观念与家族认同借助伯才与彦逢的科举成就与努力经营,慕容氏实现了从武到文的转变。但是,从其后世子孙身上仍旧可以看到某些家族传承和文武职业的观念,值得进一步探讨。 伯才虽为进士出身,但文学成就并不太显赫,存世作品仅有两篇,一是《剑阁》诗,为《舆地纪胜》收录;二是其《遗戒》:“道冠琴尾槟榔褐,不要朝衣近此身。速葬便需开故穴,莫刊碑石罔他人。”51其中,伯才明确要求后人不要刊刻墓志,但其子彙却认为: 使我先君之令善无以传子孙,则为人之后者罪莫为大……铭父之美,有自来矣,今若告诸先君平生相知之居上位者,乞文以铭其墓,是礼也。②51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观念。据慕容彙所言: 吾家世以武进,先君嗣其家而以文登科,历官四十余年,清节介行,有羔羊、素丝之德而不大耀。③51 “嗣其家而以文登科”透露出一种重要的观念,即在慕容氏后人的心目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职业色彩的淡化。即将门的延嗣问题,其关注点并非“世为将家”等观念,而是关注家族的发展兴盛。旁人眼中将门“没落”并向文人世家转向的印象,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只是世其家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另外,在慕容氏为数不多的几篇墓志中,除了彦逢的墓志及欧阳修所撰韩国公夫人墓志中追溯到了慕容章之外,其余几篇均以延钊为始祖。如叶梦得为彦义之女、赵望之妻子所作《夫人慕容氏墓志铭》载: 夫人姓慕容氏, 河南郡王延钊之曾孙,祖理,父彦义……叔父尚书公讳彦逢。52 韩驹为彦逢长女、蒋宁祖夫人所作墓志云: 安人父彦逢,故刑部尚书太子宾客。慕容氏世为河南著姓,国初,延钊以功为河南王,而其别子有为宜兴吏者,卒葬宜兴,因家焉,三世而尚书显。53 何澹在为彦季之女、朱正纯之妻所作《恭人慕容氏墓志铭》中也提到: 恭人慕容氏,其上世曰延钊。佐太祖定天下,启王爵。54 通过与前文的对比即可看出,这些墓志中所列之世系并不能与真实情况完全对应,这三位慕容氏夫人也均非延钊的直系后代,而是延忠一支,彦逢的后人。可见,延钊已经成为家族各支共同的回忆。另外,此三篇墓志均撰于两宋之际,此时,慕容氏已经在彦逢的经营下转向文人世家,实现了家族的重新振兴。对延钊的追溯,与后世子孙所居之地和从事的职业亦无直接关联。祖辈的武略并未因家族的转化而遭忽略,而是得到了后世子孙普遍的认同。 武将的家风,亦带给后世子孙以英武的品质,并在关键时刻凸显出来,发挥重要作用。如赵望之夫人的墓志记载: 京师再告急,忠文公领兵复勤王。夫人长子时为邓州穰县丞,率民兵以从。干办君奉夫人复随,道遇剧寇,围之数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舆前,吿之曰:“京城失守,两宫北狩,正忠臣义士取功名之秋。况汝等皆国家儿郎,何苦作此?我长子已率兵勤王,此次子也。能从吾儿,可转祸为福。”众罗拜曰:“知吾母来,故迎候耳,非有它也。”夫人命干办统之,誓于众。⑦52 靖康之难后,盗贼猖獗。赵望之夫人依靠过人的胆识,收服贼寇为勤王之军,“不独免于难,卒保一城生聚”,诚可谓“夫人胆略,烈丈夫有所不能”⑧52,体现出了将门之后独特的气质。叶梦得在铭文中将之归结为“赫赫勲阀,庆源委长。奕世载德,缵懿流芳”⑨52,亦是对慕容氏武将之家门风的一种肯定和褒扬。 “遇事英发,狂暴亦回”⑩52也成为两宋之际为将门女性写作墓志铭的一种模式,刘一止为殿帅杨存中祖母刘氏所作墓志中亦有类似的描写。而刘氏祖刘斌,号“喫香刘太保”,曾从狄青讨侬智高,为时名将。史料所限,这些传奇事迹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书写方式隐含的时人对将门家风的认同,却值得注意。这种家风未因文武职业转换而泯灭,而是在家族后世子孙身上持续传承,对个人的性格品质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结 语从因武兴到以文显,慕容氏是北宋家族发展由武到文转化的一个成功的个案,但绝非个例。正如何澹所云:“延钊,佐太祖定天下,启王爵。其四世孙曰彦逢,位文昌,门风始振。”55延钊与彦逢一武一文两种不同的职业,使其家族发展呈现出了两种不同道路,同时也代表了北宋时期两种典型的家族发展模式。 延钊的功勋,给家族带来了数世的恩荫传承;彦逢开创的道路,则是宋代士大夫普遍追求的家族门风。何澹将彦逢与其家族最有影响力的延钊相提并论,固然是对彦逢文学成就及家族影响的肯定,也是宋人更专注于家族振兴的证明。 无论是延钊以武将角色“启王爵”,还是彦逢以文臣身份“门风始振”,都是其家族振兴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文武之别虽然明显,但都应是在争取家族振兴的前提下,顺应时势做出的选择。社会的变迁、政局的变动,时刻影响着慕容氏发展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家族的没落、转向抑或重振,均留下了政治变迁与社会流动的时代印记。 不管慕容氏采用何种职业和延嗣策略,慕容延钊等先祖的武略及长期形成的家风都对后世子孙产生影响,塑造着他们的个人性格特质。文与武,孰轻孰重,对慕容氏而言并非关注的重点,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局势的变化,维系家族地位的不同选择而已。 注释 1参见陈峰:《尚武精神的沦落——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 2张邦炜:《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栾城应诏集》卷7,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99页。 4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287页;魏鸿:《宋代孙子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5姜勇:《允文允武——北宋家族文武转化探析》,邓小南、范立舟主编:《宋史会议论文集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280页。 6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2分。 7伍伯常:《北宋初年的文武界限——以出身文官家庭及文士背景的武将为例》,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8《永乐大典》卷539《文友公墓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页。 9《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834、8834、8835页。 10《宋史》卷251《慕容德丰传》,第8835、8835—8836页。 11《宋史》卷251《慕容德琛传》,第8836—8837页。 12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37《韩国公夫人太宁郡君慕容氏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49页。 13(12)(14)文物出版社编:《千唐志斋藏志》第1302号《宋故朝请郎致仕慕容君(伯才)遗戒》,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仁宗天圣元年九月戊子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34页。 15《永乐大典》卷539《夫人慕容氏墓志铭》,第80页。 16《永乐大典》卷539《文友公墓志》,第77页。 17参见高建国、艾媛媛:《府谷县出土〈慕容氏夫人墓志铭〉考释》,《宋史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 18《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第8834、8835页。 19《宋史》卷251《韩令坤传》,第8833页。 20参见王育济:《论陈桥兵变》,《文史哲》1997年1期。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条,第2页。 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丁巳条,第7页。 23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卷3下《国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3页。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太祖开宝七年冬十月丙戌条,第324页。 25《宋史》卷251《慕容德丰传》,第8835页。 26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3《繁昌县尉董君墓志铭》,民国石印本,第20b页。 27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29《举何去非换文资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7页。 28《千唐志斋藏志》第1264号《故朝奉郎尚书田员外郎上骑都尉南安焦府君墓志铭》。 29《永乐大典》卷539《文友公墓志》,第77页。 30Edward A.Kracke,“Family vs.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Studies,Vol.10,No.2(1947),pp.103—123. 31[美]郝若贝著,易素梅、林小异等译:《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美]伊佩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246页;Robert P.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9—61. 32罗祎楠:《社会流动理论与历史研究》,豆丁网https://www.docin.com/p-449476.html,2019年1月23日。 33赵子祥、曹晓峰、王策:《西方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6期。《社会流动》一书,民国年间钟兆麟译本作《社会变动论》。 34[美]索罗金著、钟兆麟译:《社会变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205、128—130页。 35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8页。 36王安石撰、聂安福等整理:《临川先生文集》卷98《右领军卫将军致仕王君墓志铭》,《王安石全集》第7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6页。 37参见柳立言:《北宋评价武人标准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38《千唐志斋藏志》第1302号《宋故朝请郎致仕慕容君(伯才)遗戒》。 39《永乐大典》卷539《文友公墓志》,第78、76—80页。 40慕容彦逢:《摛文堂集》附录《慕容彦逢谥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5页。 41《永乐大典》卷539《文友公墓志》,第78页。 42《宋史》卷333《葛宫传》,第10705页。 43汪藻:《浮溪集》卷27《徽猷阁待制致仕蒋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第274页。 44董斯张:《吴兴备志》卷11《人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第385页。 45《永乐大典》卷539《夫人慕容氏墓志铭》,第80页。 46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9《辞免监察御史奏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409—410页。 47《宋会要辑稿·选举》,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237页。 48《四库全书总目》卷155《摛文堂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0页。 49王安石撰、聂安福等整理:《临川先生文集》卷100《乐安郡君翟氏墓志铭》,第1717页。 50《宋史》卷325《刘平传》,第10499页。 51《千唐志斋藏志》第1302号《宋故朝请郎致仕慕容君(伯才)遗戒》。 52《永乐大典》卷539《夫人慕容氏墓志铭》,第80页。 53《永乐大典》卷539《安人慕容氏墓志铭》,第80页。 54《永乐大典》卷539《恭人慕容氏墓志铭》,第79页。 55《永乐大典》卷539《恭人慕容氏墓志》,第7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