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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故事诗学是故事学研究的新方向。新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七十年，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总体而言，多学科参与形成了方法论的多样性，促使故事研究跨学科发展，从中国文学领域拓展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广阔天地。从“求好运”故事(AT461)的研究历程和《中国民间故事》的编选案例出发，立足学科新时代背景，反思学科研究方法论，走向故事诗学将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取向：一是民间故事研究需回归文艺美学方法，二是民间故事的文选原则应突出经典文本及其诗学价值，以期对民间故事研究有新的启示。另外，中国民间故事多在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发育成熟，进行诗学探索，有助于发掘其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走向故事诗学，将为民间故事回归文学、回归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精神文化家园开创新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中国民间文学；故事诗学；文艺美学方法；诗学价值；回归文学 在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史上，无论是1920年代《歌谣》周刊创刊之际或是195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之时，都申明这项事业有“文艺的”和“学术的”两个目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也延续了这种“双重的目的”，在其影响下，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界学习和重视民间文艺蔚成风气，并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里，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民间文学事业的思想基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作为新中国负责民间文艺工作的主体机构，工作方针是“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看起来它是把“文艺的”与“学术的”这两个目的都包括在内，实际上还是着重于文艺方面，在学术研究上很难有大的作为。笔者在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积极参与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探索与建设工作，对学科发展中的故事诗学问题有较深入的感受，希望以自己的学术观察点为基础，尝试讨论故事诗学的几个问题。 一、中国民间文学的价值重申 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认识中国民间文学的民族特质，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真正走向成熟的首要标志。例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而孕育生成的民间文学不论在生活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格外丰富多彩；又如，民间文学的普遍形态本是口头传承，而中国丰厚的上层文化、繁复的中层通俗文化和扎根泥土的下层民间文化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合，显得十分复杂纷繁；再如，民间文学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学正保持着它最鲜活的姿态，散发出最旺盛的生命力，因而这期间采录得来，以《民间文学集成》为代表的这些作品特别光彩照人，尤其是民间文学中所饱含的下层民众要求挣脱黑暗、渴求光明的心声，正应和了一批民族精英立志改天换地的宏图大略，于是才有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这些破天荒之举。关注民俗和民间文学，虽然是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东渐而兴起的，其根底却深深扎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之上。这同西方列强伴随殖民主义扩张而兴起民俗学之类学科实有天壤之别。这也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很早就受到共产党人的青睐，以至于成为左翼文化一个侧面的历史机缘。笔者无意就此问题泛泛而论，只想谈谈近期阅读刘锡诚先生《双重的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的一点感想，具体即著作所引毛泽东1940年就如何估价旧中国乡村文化写给周扬的一封信而生出的感想。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被推举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周扬，既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中国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堪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主帅，刘锡诚撰写的长文《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对他组织领导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作了翔实而全面的回顾与评说。最引人注意的是此文引录了毛泽东1939年11月7日读到周扬刊登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上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后所写的一封信，信中既肯定周扬此文“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又对一些“不大妥当的”地方作了修改，进行讨论。毛泽东认为周文“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他特别强调指出：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毛泽东的这封信，直到2002年才被收入《毛泽东文艺论集》正式发表。刘锡诚说，“毛泽东给周扬的这封信，对于理解周扬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以及如何理解农民，都极为重要”；而作为标志，周扬的这篇文章“完全改变了他本人以及‘左联’朋友们曾经的贬低和忽视民间文学的偏见，同时也为两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民间文艺的重视和提倡做了铺垫”。可见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兴起，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重视和提倡民间文艺学之风渐入文学主潮，新中国建立后又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侧面持续发展，是同共产党人重视乡村、重视农民的历史创造作用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从西学东渐和少数学人对新学的探求来解释。笔者曾以《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历程》为题撰文，在1999年12月出版的加拿大华文学刊《文化中国》刊出，文章开头写道：行将结束的二十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书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倍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九十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问世；从鲁迅称道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为“不识字的作家”，到毛泽东亲自倡导采集民歌，向民间文艺学习以补益新文艺之创作；从《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到一系列口头文学家的口述作品专集纷纷问世，享誉全国并走向世界，等等，诸多事例构成百年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笔者个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投身于民间文艺学园地耕耘不息，也是从新中国诞生后在洪湖师范学校就读，被安排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搜求洪湖革命歌谣，由珍爱这一草根艺术的社会氛围所吸引而以之为业的。新中国诞生后，国家即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半官方的群众文艺社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为推进全国民间文艺事业的核心部门持续至今，尔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艺调查，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一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被誉为采录研究民间文艺的几个黄金季节接踵而至，所获成果蔚为壮观。不论是少数民族的多部史诗，被誉为“文化长城”的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还是现今列入国家规划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都是在国际上超群出众，值得引以为豪的文化珍品。而这些都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工程强劲实施所取得的。由于民间文艺“出身低微”，长时期受到上层封建文化的压制和社会的轻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和创办《歌谣》周刊，才使得民间文艺学进入新兴人文学科的殿堂，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获得长足发展。但民间文艺学受到漠视的境遇并未完全改变，至今在高校的学科目录中，它还没有获得独立位置，而是在“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中，以“民俗学(含民间文学)”这样的方式来处置，严重地影响了这门学科及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解决。现已有人建议在“艺术学”门类中列入“民间文艺学”分支，或恢复上世纪80年代学科设置中将“民间文学”同“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并列的体制，笔者以为都是可取的。由于民间口头文学及其采录研究活动在世界各国具有普同性，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从五四时期发端之日起，就深受日本、苏联和欧美学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以同国际接轨为前进趋向，其间有利有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经济文化大潮汹涌澎湃向前的今天，深入体察中国各民族创造传承的民间文学的特质和百年来中国几代学人奋力耕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求好运”故事类型研究三十年追踪 笔者长期追踪研究“求好运”故事属AT461类型。笔者从1979年刊于《民间文学》杂志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开始，直至2012年在《光明日报》发文讨论，先后公开发表了七八篇学术文章，已有30余年历史。2016年，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将笔者30余载研究“求好运”故事汇集的中外学术论文和故事异文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出版，篇幅达60多万字，为学界所关注。此书已有多篇书评刊出，特别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龚新叶远程专访，写成《追故事的人》，尤为引人注目。经多年的研究，笔者认为，“求好运”故事“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集中表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在世界民间故事海洋中，它的各种样式的单篇异文，并不特别耀人眼目；可是当把它作为一个覆盖地球上多数居民的故事圈来考察，就显露出史诗般的宏伟特征”了。搜求中国故事异文200多篇(全文索引约80篇)，把它们联结成为一个口头叙事作品整体来看，再联系中国大地为“求好运”而涌动的民工潮来深入体察它的文化意蕴，其史诗魅力与诗学价值得到显著昭彰。关于“求好运”故事研究的大致情形，学界多从故事起源、流变、类型及文化内涵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笔者在此拟着重就这类以神奇幻想为突出标志，惯常被称为“民间童话”的叙事体裁的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以求对提高中国故事学的诗学水平有所裨益。这一论题可从李丽丹的评论文章《刘守华与“故事诗学”评说——以AT461型故事研究为中心》说起。她认为，“AT461型故事之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也代表了中国故事学的文本研究历经‘个案·对话·整体·诗学’的多重建构，逐渐形成故事诗学的研究范式”。在这篇文章中，李丽丹多次引述刘锡诚先生的相关评说，特别强调以笔者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具有的‘故事诗学’的特征”，认为“民间文学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精神的体现，对民间文学进行诗学研究，应该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肯定笔者的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不仅打破了对民间故事学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学研究，在多重文化纵横交错的历史背景上审视中国民间故事的构成演进，揭示各族民间故事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从而以自己独有而深入的学术成就推进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这里，拟从故事诗学的角度，对“求好运”故事的认识，再作几点必要的补充：其一，列入AT461型的这个“求好运”故事的研究，是笔者在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丁乃通教授是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中著名的中国故事研究家，曾以独立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而蜚声国际学苑。他曾于1985年应邀前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学，期间，他热心鼓励并手把手地指导笔者用芬兰学派方法研究这个世界著名的巨大故事圈，引导笔者步入这个有着“千年故事，百年追踪”宏大背景的故事学研究园地，使我眼界大开。可惜由于学力及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达到他的要求，但在借鉴历史地理学派方法的同时也融入中国以历史唯物论为主导的文艺学、美学方法即本文所讲的故事诗学方法，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开拓还是有所裨益的。其二，《光明日报》“国学版”2012年刊发的《“求好运”故事解析》作为本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亮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搜求到200多篇故事异文，梳理它在中国故事海中的完整存活状态；二是勾勒出它在中国以“做好事不问前程”和“问三不问四”为标志的精美而独特的叙事形态；三是联系中华大地涌动的民工潮，把握到本故事的巨大生命力；四是联系古代墨子“兼爱”学说，探求到本故事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被联合国大会所吸纳，可以说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故事的主人公本来就被人们称为“命运之子”，故事的核心母题就是去远方寻求好运道，故日本学者称之为“运命谭”。每一篇异文都包含着困扰大众、妨碍人们生存的几个难题，现已采录成文的全球400多篇故事所提到的几百个难题，大体不出自然灾害的破坏、疾病的侵害以及贵族阶级的欺压等，实际上它们都延续至今，世界人民为求解这些难题而奋斗的功业也生生不息。童话故事中的美满结局不过是浪漫主义的虚构，可是贯穿其中的思想红线——在互相救助中求好运却震古烁今，撼动人心。再联系到《墨子》讲的“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求好运”故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典和民间智慧熔铸而成的民间叙事经典之作。作为一个巨大故事圈来看，“求好运”故事无疑具有史诗般的艺术魅力；进一步审视，其深含的民间智慧和情感，竟然还有着可供世纪伟人们治国理政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借鉴价值，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振奋！《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出版后于2018年12月获湖北省文联颁发的湖北文艺评论二等奖。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陈岗龙教授在书评中指出：“刘守华教授的《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正好用追踪三十年研究的学术成果及丰富多彩的故事文本向读者们展示了把世界连接起来的人类命运的神奇故事。”这一事例正是故事诗学愈益受到中外学人关注的生动佐证。笔者曾在“学术期刊与民俗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故事诗学方面的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在会议综述中写道：“‘故事诗学’的提出，并非单纯就民间文艺学方法的开拓而言。民间故事是一种最为大众化且富于魅力的口头语言艺术，进行诗学解读，有助于向大众展示其优美动人的特质……有助于发掘其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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