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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1963年生，籍贯山西大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二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学术专长是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社会兼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理事等。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和人口学系，先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当代中国研究所。专著有《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论文有《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经验和展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福祉增进》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国史中的社会史》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围绕建党100周年、国史研究、“四史”学习教育、编辑和科研的关系等问题，李文老师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高考“偶然”选择 走上史学研究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老师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上大学选择的是史学专业，请您谈谈您为何选择研究历史？ 李文：我当时选择史学专业，纯粹是偶然。因为我在中学阶段感兴趣的一直是数学，当时还曾参加过全国数学竞赛。我是1979年参加高考的，77级、78级、79级被称作是“新三届”（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三届大学生），那时候高考考生主要还是以知青为主要结构。当时的背景是高考刚刚恢复不久，信息闭塞，我对许多情况根本不了解，再加上年龄小，生活在农村，所以对大学专业选择毫无目的性。我那时的物理、化学两门课学得还不错，老师问我学文科还是学理科？我问老师，文科、理科有什么区别？他告诉我说，学文科还要多学两门课——历史、地理。我一听，可以多学两门课，那就选文科了。高考成绩下来后，开始填报志愿，参考着宣传广告填。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南开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当时在山西我应该是第一个拿到南开录取通知书的，北大招办的老师还跑出来问我为什么把北京大学放在第二志愿，我就跟那位老师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哪个学校好，只是看到南开大学是周总理的母校，又离海边近，想去看看海。”实际上那幅宣传画显示的是个湖而不是什么海（笑）。为什么填报历史专业？也是因为我历史考得分数最高，数学的分数在其次。当时我以为不管学什么专业，数学肯定是必修的，所以开学的时候我还带了一大堆数学书去了南开大学。结果一看，历史专业根本就没有数学课，心里很后悔，还想着能不能调专业，但是不允许。所以一开始我是不情愿地学历史，而且数学情结很深，当时为了学数学，自己还专门去旁听经济系的课。 对史学的兴趣，是在大二培养起来的。因为我慢慢发现，学史使人明智。如果知道过去是如何演变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历史的一个功用就是知古鉴今、资政育人，同时也能够使人变得通达、聪明。在南开读书时，很有幸能够聆听一大批史学大师的课程。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名师荟萃，是全国主要的史学重镇，因此真的很荣幸，南开求学的时光奠定了我这一辈子的学术基础，也培养了我对史学的兴趣。 编辑经历对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研究生毕业之后，一段时间是在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请您谈谈这一工作经历对您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影响？ 李文：大学毕业后我就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先是师从孙毓棠、刘永成等先生攻读经济史硕士学位，工作后又师从田雪原先生在职攻读了法学博士学位。我做了二十多年的期刊编辑，可以说是大好青春都奉献给了编辑事业。这也有一定的偶然性。1986年我硕士毕业以后，因为年龄小，社会经验少，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研究生在全国很稀缺，是属于“新生事物”，好多单位都认为硕士很“高大上”，社会需求量也比较大，所以可供选择的单位非常多，让人眼花缭乱。我最后干脆就不选择，先到一个学术期刊单位，我以为这样既不脱离专业，同时接触面比较广，对下一步选择有好处，所以就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当然是全国最好的刊物，我在经济编辑室工作，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编研工作，一呆就是十五年多。2001年年底，我调来当代中国研究所，一开始本来是要去研究岗位的，但是来了之后，又是因为工作需要到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又干了十年多，一直到2010年社会史研究室成立，我才算是告别编辑生涯，回到书斋中做学问。所以这样一算，我做编辑的时间前前后后大约是二十五年。我做编辑工作面对的研究方向也不一样，一开始是面向经济学界，后来是面对国史研究，可以说是又回到了史学领域。每一次的工作方向调整，对我来说都是新开始、新挑战，但25年的编辑工作经历给我的人生包括学术研究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个人觉得编辑工作经历非常重要，对个人的学术研究大有益处。搞科研，你自己首先就得对研究领域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估价和把握，了解最新的研究动向，了解学术前沿所关注的领域，这是期刊编辑的基本功，从事这样的工作，自身的科研能力会得到潜移默化的提高，因为你对文章的把关会越来越严，对文章的质量要求会越来越高，因此对写文章也会做到心中有数，有分寸。所以我个人非常建议，年轻的同志如果想从事学术研究，不妨在编辑岗位上锻炼几年，熟悉一下如何写文章，这样会对今后的科研大有帮助，但不能像我这样（做二十几年的编辑），时间太长了。其实中国很多一流的学者，他们既是学问家，同时又是编辑家，像我们熟知的李大钊、鲁迅等人，不光学问做得好，编辑能力也很强，可以说是通才。不像现在咱们这样分工很细，全都专业化了，有利有弊。 对于编辑行业，我再强调一下，算是自己的一点体会吧。编辑某种程度有点像中医大夫，为什么这么说？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经常评审研究成果、学术论文，要是做过编辑的话，看文章就可以比别人快一些，而且能够抓到存在的问题，原因无他，就是相似的问题，见到的很多，只要是你擅长的研究领域，还是会很容易看出这篇稿子的优点以及不足之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像中医大夫。其实优秀的编辑人才非常宝贵，编辑行业是需要时间来磨练的，有经验的编辑和新来的编辑差别很大，跟中医大夫治病是一个道理。所以要特别珍惜那些刚退休或者接近退休的优秀编辑，这样的编辑资源很宝贵，也很稀缺。 经济史研究要重视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网：经济史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您认为从事经济史研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同时在历史研究中，您如何看待史料和理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李文：我到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后，实际上还是侧重于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史研究的情况熟悉一些。我个人的体会是经济史学界，尤其是现代经济史学界，主要分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就是史学界的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另外一种是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来考察研究经济史。这两大流派如果能够有效结合起来最好不过。但两者结合有一个难度，就在于数学。因为以往学习历史不需要掌握数学，这种（不学习数学）知识结构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逻辑思维缺失。史学研究者可以讲故事，甚至讲得非常好，从头至尾滔滔不绝，而且现在史学研究者都热衷于泡档案馆，查档案，看资料看得很细，这当然是好事，档案看得越多，资料就掌握越充分，研究做得就会越扎实。但最终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查找资料加以论证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应该是表明自己的观点，而观点需要提炼升华，这是很重要的，这需要一种抽象的逻辑思维，而这恰恰是史学研究者的一个短板吧。经济学理论出身的人，他们的短板是不擅长于查找资料，讲故事的能力也有待提高，但他们的长项在于归纳、提炼、总结观点，这样看来，经济学和历史学两者可以优势互补，如果能有效融合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和成就，经济史的研究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如何提高自己的分析归纳能力？我认为其中一个就得有逻辑思维，理解经济问题需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不然很可能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逻辑都弄不懂。再有就是多阅读与哲学相关的知识，具备了一定的哲学基础，有了一定的哲学思维，这样才能去进一步分析、归纳。这里边需要强调的是逻辑学，逻辑学在咱们国内不是太受重视，因为非常抽象，但逻辑学对思维训练非常重要，这方面如果不重视，确实会影响到抽象思维的训练，逻辑能力上不去，分析能力自然会受到制约。我前面说学习历史使人聪明，而学习哲学则能够使人深刻，看问题不是看表面，而是看到本质。史学研究中史料很重要，发现新的史料就可以写文章；但还有一种文章，史料还是原来的史料，只是思考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老题新做，这样的文章更有味道，因为新思想总是能够带给人们新思考。 为什么有人会有新视角、新方法？我觉得原因就在于具备了比较好的逻辑思维，分析、归纳能力比较强，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所以还是希望年轻学者能够多学习哲学，多了解学术史，这样肯定会对以后的研究大有帮助。做学问最怕闭门造车，画地为牢。为什么博士论文前面都要求有一个学术综述，因为你需要做到心中有数，有哪些成就，有哪些不足，自己研究的亮点在哪里，要有所回应，这都是基本的要素。而且也不要写成流水账，一定要善于整理归纳，体现出你的思考，有所评论，对于目前的研究状况，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要和你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有效对话，你的研究意图是什么，让别人一看，你的文章很有条理，既有资料支撑，又有逻辑，这样就是一篇比较成功的文章。 关于史料和理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我从国史研究这个角度讲。国史研究有它的特殊性，跟其他时段的史学研究不大一样，但只要是史学研究，史料就是前提，只要选择史学作为毕生从事的职业，恐怕会很辛苦。史学文章最难写，而且出活比较慢，因为你得先去搞一大堆史料，必须充分地占有史料。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句话是“孤证”不能成立。这个就比较苛刻，就是说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得有两条以上的根据，这也成了我做史学研究的一个“追求”。这也是中国固有的史学传统。这样的话，要写好文章你就需要付出艰辛努力，这里边我谈两点。首先是充分地占有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大家现在都有这个自觉，但要充分地占有既有材料，然后自己学会利用、分辨档案，开展学术研究。现在官方披露的文献、档案、文件虽然比以前多了，但依旧不充分，我们作为国史研究者还是希望档案的开放程度能够越来越高，以便学者能够充分地开展学术研究。其次，国史和现实离得太近，昨天发生的事情就变成历史了，就成为当代史研究的内容了。史学研究要把对象搞清楚，就需要一定条件，历史需要沉淀，缺乏这个沉淀过程，就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结论。 国史研究大有可为 中国社会科学网：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您现在从事的社会史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受重视。请您结合自身的科研经历谈谈国史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国史研究下一步可以从哪些方面拓展加强？ 李文：新中国史在历史学界确实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很长一段时期，历史学界不认可国史研究，因为过去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认为当代史不是适宜研究的领域。后来随着人们观念的逐渐转变，大家开始认可国史研究。因为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这样的例子，大家熟知的司马迁就是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当代人修当代史，一分为二地看，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后人所难以达到的，比如，当代很多人亲历很多，如果你想问什么事情，他能把这个过程都讲清楚，那么后人就不可能有这个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准确地讲，是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学科。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无论是国史资料整理、研究成果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一些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国史研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的思考。首先是国史研究太像党史研究，这两者关系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党史功能也会与国史功能混淆不清。国史研究工作者除了研究工作，还有很多任务。我们除了做科研工作之外，还承担一部分智库工作，以及和宣传相关的工作。要把科研、智库、宣传三者关系处理好，不容易。国史研究本质上还是史学研究。它是要遵循史学本身的一些客观规律，按照历史学的客观规律去研究。因为国史研究与现实比较接近，它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它的政治性比较强。这就和宣传工作拉近了距离，所以要和国家大政方针保持一致，要把国史研究、智库工作、宣传任务的角色处理好，这是我的一些体会。国史研究是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中国历史上国史馆的地位很高，只有地位高的官员，甚至宰相才能负责修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优秀传统。当代中国研究所承担的责任，实际上是承担着为共和国修史的重任。 第二，国史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充实。国史研究中的社会史领域，原来基本上是空白。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其中就有关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地租、租赁制度的研究都涉及，当时比较关注的是对剥削关系的研究，但对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如何生活，基本就不涉及。那么具体到当代这一块就更没有。现在学界公认的说法是社会史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复兴，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社会史研究确实从那时起迅速发展，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近些年来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也在发展，但是不如其他时段发展得好。有鉴于此，有识之士大力呼吁，加强国史研究，重点支持中国当代社会史领域的研究。朱佳木同志曾经指出，国史研究和党史研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许就在社会史研究这一块。2010年我所在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的组建，其实就有承担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使命。这里边需要提到的是一个社会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一开始是三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后来加了一项（社会建设），社会史研究室的成立可以说跟党中央的总体布局谋划密不可分，当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是五位一体，又多了（生态文明建设），也是表明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社会史研究是一个新事物，如果说具体研究的话，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关于社会史整体研究的话，一开始我们也是不知从何做起，社会史作为整体对象如何把握？学科如何定位？什么是社会？这里边涉及的概念、逻辑、学科，都需要厘清，这样才能开展社会史研究。社会视野有宏观微观之分，社会的内涵有广义狭义理解之差。社会有不同的界定，我们是从事国史研究的，那么社会史就要服从国史研究的需要，我们关注的社会史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社会史，这样的社会史就等于是国史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这样就可以对社会史里面的内涵、外延、主线进行分析鉴定，我是把民生建设作为社会史的一条主线，把社会建设作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这样就可以和国家层面的社会建设进行比较分析，我这里所说的“社会”跟社会建设并不是完全一样，有一些区别。我们有了这样一些理论认识上的基础以后，也做了一些相关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这本书出版后反响还可以，现在教材也快出来了。 还有，从国史研究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空间和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国史研究目前研究最充分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这一段时期研究的成果最为集中。越往后研究空白越多，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的空白更多。我们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力度是不够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不断认识、艰辛探索的结果，我们需要把这个过程搞清楚、搞明白，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哪些是需要值得反思的，我感觉这是我们一个研究者的责任。改革开放史这一块很值得去研究，但难度也很大，因为离现在、离现实太近。 学好四史，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国上下正在进行“四史”学习教育。请您谈谈对“四史”学习教育的认识。 李 文：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又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大踏步前进。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中国共产党需要总结历史经验，也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这也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所在。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百年的奋斗历史，可以说是一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我在《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场接力赛》（《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3期）中写到，与其我们现在列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还不如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是如何带领全国人民本着初心和使命进行这一场持久的接力赛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像体育项目中的接力赛一样，一棒接着一棒干，一直接续奋斗，朝着一个目标不断努力奋进，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作为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执政，而且一直朝着一个目标不断砥砺前行，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到了。我们也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比如宏观层面的中长期规划和微观层面的基层组织建设，这是属于制度上的安排。 我们需要总结我们走过的路哪些方面是成功的，哪些方面是有教训的，只有这样，我们在以后的征程中才能走得更好、更稳。毫无疑问，以后的任务会更艰巨，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会更艰难，但“改革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我们首先要使自身统一思想，通过学习“四史”来统一思想认识，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为今后的发展总结更好的经验。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逢五、逢十的时候，都要系统地总结回顾。 学“四史”是一个难得宝贵的机会，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四史”，对国史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科研院所、高校已经形成学“四史”的浓厚氛围，都在组织学术研究力量，成立相关机构。我作为国史研究工作者，很高兴、也有幸能够参与其中，希望国史研究接下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好地凝心聚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