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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概而言之，伴随着中国城乡快速走向现代化、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多元宗教生态格局也在发展变化之中。而各类政治化、族群化、经济化等场域的“信俗主义”运作，包括各层级的非遗保护实践，显示了中国民间信仰与当代的基层社会和政治制度、族群关系、跨境网络的紧密关系，并有效地重构了种种的“遗产性记忆”。官方部门、地方精英、社会团体、民间信仰团体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类似“智猪博弈”的相对均衡格局，在非遗保护运动和信俗主义浪潮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各界也达成某些“话语共谋”，其中针对民间信仰的“尊重与排斥”“传承与改造”的双重变奏当然也在有选择性的累加。 然则，既然带有神圣性、超越性的“信仰”或“宗教”不方便在场，只剩下空洞化、民俗化的“信俗”或“信仰遗产”，所谓“被保护”的宗教信仰活动或场所，当然也无法真正激发人们对于活态的信仰记忆的先天的敬畏的情感。而诸如“民俗宗教”作为一个描述性的、策略性的范畴，同样是试图在神圣性和世俗性之间进行“调和”，以期强调宗教、信仰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于是乎，信俗或信仰遗产的保护这一社会事实本身，远比信俗活动及信仰场所指涉的日常生活世界来得更为重要。这样的文化后果往往意味着，保护就是调适、变容的代名词。而被变容的信俗记忆，表明保护的目标正从信守日常的信仰生活的记忆转向被正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 是故，“信俗”对“信仰”的替代策略，更意味着“信俗记忆(遗产性记忆)”与“信仰记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人为运作的内在张力，势必对信仰事实本身造成根本性的冲击波，并可能颠覆信仰的生成逻辑和内生动力。信仰不再单纯是对超自然的或终极实在的信仰，而只是一个满足政治、族群或经济场域需要的集体性、策略性的展演符号；信仰活动不再单纯是信众出自内在良知的反省和表达虔信的个体的自觉性活动，而只是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或功能性目标的一堆文化事件、一种纪念现象；信仰场所不再单纯是提供修行或超凡入圣的地方，而只是作为遗存物和纪念物的“文化空间”，从而服从于其所申报的团体或社区以及提供保护机会的官方机构的现实需要。对于信俗记忆或遗产性记忆的运作，其实是他们获得身份合法性或自身之持续存在意义的重要元素。因此，对于国家力量及其代理者来说，它们首先是“政主教(信)随”规则下的权力关系的“记忆之场”；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民众而言，它们只是自身储存的信仰记忆的异化或表象而已。在此意义上说，“信俗主义”也是各种权力关系对于地方性的信仰传统的驱逐和消解。信俗遗产保护的需要就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要，它在首先满足现代的国家主义建构的诉求之际，必然要走向各种形式的消费主义和分裂性的地方主义。 是故，在中国当下的非遗运动中，民间信仰走向弱化宗教性的信俗主义实践虽有其历史惯性和内在驱力，然而相应的“遗产性记忆(信俗记忆)”的建构难免也使之陷入了笔者所谓“宗教内卷化(过密化)”的处境，如反复出现了一些刚性化、边界化、修饰化的模式；只能靠复制或扩大其固有的、确定性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增长)。如何深刻地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在多元宗教生态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观察它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发展态势，进而精准地认识国家和地方的宗教治理策略的演进，也在考验我们的学术洞察力。   （本文刊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