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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继中文版《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一书在2014年问世之后，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的第二本中文书《结果型社会——日常文化的诸多层面》出版了。鲍辛格著作众多，而这两本书却是与他的学术生涯中的关键性节点连在一起，两本书的完成时间相距半个多世纪。可以说，前者以中规中矩的学术经典风格让鲍辛格在1961年叩开学术共同体大门，后者则是他留给民俗学同仁的一份礼物，是他在淡出学界时对学术共同体的致意和感谢，是团结、合作与友谊的见证。鲍辛格以“大家小书”那种娓娓道来的风格，从16个话题出发，观照当下日常文化中以量化结果为取向的现象。我们可以以书中“病有所得”一节为依托，尝试着去理解新冠疫情下在德国可以观察到的某些现象。 关键词：赫尔曼·鲍辛格；结果型社会；日常生活；疾病应对；新冠疫情；德国 作者简介：吴秀杰，旅德民俗学、社会人类学学者，自由译者，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的《结果型社会——日常文化的诸多层面》是一本“小”书。首先，它的篇幅小。德文版总共150页，翻译成中文大约在10万字左右；其次，它的论题小。正如副标题所示，书中讨论的是“日常文化的诸多层面”，没有奔放豪迈的宏大主题。第三，它的预设读者群小，出版方不是某家著名出版社，而是图宾根民俗学会。然而，我认为这是一本可以归为“大家小书”类的轻学术作品，或者可以这样说，这是学术作品中的“散文”。文学作品中耐看的散文，往往不是因为抒情充沛或者词句华丽，而是因为作者能将丰富的知识娓娓道来；学术作品中的“大家小书”与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作者具备专业领域内的博闻洞见，能在不经意中把同行们关注的论题串起来。鲍辛格把这本“小”书放在图宾根民俗学会出版人的手上，毫无疑问充满了象征意味：这是作者奉献给自己所归属的那个学术共同体的一份特殊礼物，是合作、团结和友谊的见证。不过，这是一份没有回忆的纪念，书中讨论的对象并不是这个学术共同体本身，而是其研究对象。书中的观察素材都来源于德国，虽然不是关于当地日常生活的系统性民族志，但是对于理解德国现状则多有助益。 带着鲍辛格的书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意味着双重的幸运。一方面，这里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镇；另一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设有一个德文书系列“德意志文库”，而且颇为青睐“大家小书”类型的著作。促成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的人很多。动手翻译这本小书的契机，是2018年初杨利慧、巴莫曲布嫫召集的那场“敬文沙龙”。那时我自己刚刚开始读这本书，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印象并得到与会学者的反馈；岳永逸帮我牵线与出版人谭徐锋相识，而后者慨然承诺出版此书，让我有动力把翻译这本书的事情做下去。还有很多人的助力，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一本外文书能变成白纸上的中文汉字，离不开特定学术共同体的支持与帮助。正如德文版一样，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是合作、团结和友谊的见证。谭徐锋工作室的编辑们认真负责的校对和修改，让文字变得更为准确和通畅；德文书版权方图宾根民俗学会和作者鲍辛格也乐见本书的中文之旅成行，免费提供了中文版权；图宾根大学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Ludwig-Uhland-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简称LUI）的卡琳·比尔科特（Karin Bürkert）还特意为中文版编写了主要参考文献列表。因此，这本书不乏学术著作之实，值得写一篇较长的书评文章。 本文由三部分组成。首先介绍作者，而后介绍鲍辛格的著作风格，第三部分则是一个应用“案例”，即我自己如何在本书的启发下去观察新冠疫情下德国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层面。 一、鲍辛格其人 赫尔曼·鲍辛格是德国民俗学界备受尊敬的老前辈。我自认为是他的“粉丝”，希望这个带有娱乐文化色彩的用词不会给人带来有失敬意的印象。一般而言，成为“粉丝”的先决条件是：对一个人略有所知，有深入了解其人的愿望却无法企及，那是一种若即不肯离、飘忽把握不准的状态，而这正是我看鲍辛格这位学术前辈的著作时产生的感觉。梳理鲍辛格的学术生平，是一件挑战性极大的事情：我自己写不来，也没有看到哪位德国学者有文章或者著作来应对这一挑战。七八年前，我曾经偶遇一位来自美国的民俗学博士生，她打算把鲍辛格的学术传记写成博士论文，当时正在德国搜集资料。至于后来这份计划是不是完成了，我无从知晓，至少迄今我还没看到公开出版。如果有一本分量十足的鲍辛格的学术传记，像人类学家斯坦利·谭拜尔（Stanley J.Tambiah）梳理埃德蒙·利奇学术生平那样的鲍辛格传记，我会非常愿意第一时间动手翻译的。 鲍辛格生于192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没能逃过应征入伍的命运，从战俘营回来之后他才开始就读于图宾根大学，主修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并兼修教育学课程。他的家境并不好，读语言文学专业获得教师任职资格，由此获得一份稳定的生计，这是当时许多家境清寒、却渴望读书的年轻人做出的理性选择。从进入大学开始，读书求知、教书育人，他一直是图宾根大学的一分子，去美国俄勒冈大学当一年客座教授，也是在大学间交流项目的框架下进行的。他掌门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学研究所（Ludwig-Uhland-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简称LUI）长达32年之久，开设的课程没有重复的，提交的研究项目资助申请没有被毙掉的。那时德国大学里的人文学科在真正实践着“教学相长”的原则，教授和学生之间讨论问题的气氛非常浓烈，鲍辛格涉猎的知识范围之广、兴趣之多，使他断然不会在课堂上重复陈旧的老生常谈，让自己感到乏味。“一位现象级人物”，他的“徒子徒孙”都没法不叹服。2006年，为庆祝鲍辛格教授的八十寿辰，他的晚辈弟子们策划了一场就其学术生涯与他的对谈，三代学人共同完成一本很特别的学术史追溯，书名精准地映射出鲍辛格给自身的学术定位：《日常生活的启蒙者》。这位“启蒙者”从来没打算居高临下地“开导”陌生人，他总是从自己最了解的、地处德国西南的巴登-符腾堡州文化为出发点，跟本地人说本地事儿，做到了“有一件东西，我看到了你却看不到……”。鲍辛格不是那种充满精英意识的人，他甚至都不觉得自己在知识上有优越感。然而，他的文字总能发人深省，用心者总可以从中举一反三，豁然开朗。他出场的公众活动，无论是新书发布会还是专题论坛，从来都不会缺少听众，但他从不以公众人物自居。什么时候他觉得过自己是公众人物呢？可能只有一次吧，他说。他去一个以前没去过的牙医诊所看牙，当他被叫进诊室时，医生拿起病历本，看到上面的名字，不无惊喜地问他：“啊，您就是那位大学教授？我读过您的书！”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两个相距那么遥远的学科会产生交集，一位属于精英社会阶层的牙医居然读过他的书、记住了他的名字，这让他对自己的影响面之广、力度之大有了一些具体的印象。不过，这位有名气的人，从心里把自己看成“小地方的人”。2009年，他被授予巴登-符腾堡州功勋奖章，以表彰他对地方文化研究的功绩。那年夏天，我们在柏林召集了一个研讨会，很荣幸地请到他来做演讲，在介绍这位嘉宾时，我提到他不久前被州长授予奖章的事情。会下他问我：“您怎么知道这事儿呢？我们那个小地方的事儿。”在柏林，谁敢说巴登-符腾堡州是个“小地方”呢！那是有海德堡大学、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的地方，那里的大学有五百多年的历史，那里是学术和思想的策源地！ 鲍辛格不觉得自己是国际知名学者，或者他根本就认为自己走不出“那个小地方”——地方知识太丰富，“吾生有涯而学无涯”。欧美的同行知道他倒也罢，毕竟语言上或者地理上的距离不那么大；为什么日本学者、中国学者会知道他的名字，这着实让他感到奇怪，东亚对他来说真的太遥远。鲍辛格的文字处处体现出一种不敢断言、不敢绝对化、无法脱除自身主观性的谦逊，以及有机会说出自己想法的那种欣喜。那是一种基于“小地方的人”这一身份认同油然而生的谦逊，赋予他一种包容庸常的大格局气象，即便在自己最有资格说话的领域里，他也不会言之凿凿、气势凌人。比如，关于战后的图宾根大学，他这样定位自己作为“时代见证人”（Zeitzeuge）的角色：
我之所以被这段文字特别打动，是因为从中读出了鲍辛格教授的那种谦逊，以及他平淡讲述中隐藏的高标尺。鲍辛格从战俘营归来，作为大学生、助教、教授一直都在图宾根大学求学、授业解惑、参与大学的行政管理、把民俗学改名为经验文化学、把研究所从哲学系改到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系，工作直到荣休年龄，而后每天到大学专门给他提供的空间（资料室兼办公室）去著书写文章。关于战后岁月的大学历史，还能有谁比他更有资格称得上是“时代见证人”呢？可是，他的说法显得那么云淡风轻的，好像全部重点都在“活得长久”这一必要条件上。然而，“一个人得有足够的能力对当时的各种关联情形做适当的描述”，这一要求相当高的充分条件，在他那里却是“当然”的。具备这种能力的人，需要满足哪些要求呢？鲍辛格对此毫不含糊：“对时间进程特别留意、精准的观察、敏锐的判断、不带偏见地重述事实、能清醒而客观地进行描述。”做过口述史访谈的人都会知道，找到完美的“时代见证人”实际上几乎不可能，而历史书写者的挑战恰好在于能够意识到其中的不完美之处，并以理想化的标杆为参照尺度而进行相应的交叉校验。鲍辛格在关照自身作为“时代见证人”的角色时的自我意识，何尝不是来自于他职业生涯中对口承传统的研究呢。鲍辛格从一桶水里小心翼翼地舀出一碗，心存谦卑，放在读者面前时还小声说上一句“不成敬意”。也许有人会把它当成止渴的甘霖一饮而尽，有人会把它当成护身辟邪的“圣水”而珍藏慎用。我大概属于后者。所以，这本“轻”学术的小书，在我这里也会变得分量很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