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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以致用：新冠疫情观察的“案例” 我并不寄希望于通过读鲍辛格的书来找到自己的研究题目，而是要借助于书中的智慧来理解在德国的日常生活。鲍辛格在书中检视了16个日常生活中的截图，所涉及的话题包括体育排名榜，成就管控，信息获取，社交密度，流言蜚语，购物，着装，账户余额，餐食习惯，疾病处置，性爱安排，旅行，收藏，习俗庆典，游戏，知识竞答。在2020年读这本书时，让人不由得最想翻看“病有所得”这一节，参照着去观察德国的新冠疫情应对。 在这一章里，鲍辛格首先从“疾病收益”（德语为Krankheitsgewinn，英语为morbid gain）这个被多方使用概念说起：医学上用来讨论疾病——一种与惯常的生活状态完全隔断的情形——的心理学背景；哲学家把患病看作一个人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思考、获得人生智慧的契机；平常人也会把（不严重的）疾病与一些正面的经验连在一起：安静、休息、得到关照、战胜疾病的体验，都可以被感知为是收益。在面对疾病时，结果型取向的做法体现为：许多人医学知识有限，却掌握大量医学词汇；对不适症状，要求有明确的疾病名称和证据（拍片或者化验结果）；无论病情严重与否，都要求医生给出药物治疗方案——如果得不到医生开具的处方药，很多人会寻找另类医学疗法，自己购买非处方药；讲述自身病情病史成为社交谈话之一部分的情形变得普遍，人们通过讲述，把疾病的负面体验转化为正面的结果。一种根植于传统、今天仍然没有得到纠正的做法是：那些不会导致惯常生活完全停摆的疾病，则难以被当成疾病看待。带着这些画面来观察德国的新冠疫情应对，会有一切都似曾相识的感觉——前所未有的疫情，并不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人类行为。 新冠病毒（Covid-19）在2020年1月就在德国有感染者，由于发现早、检测及时，传播链在初期得到遏制，但到2021年3月形成了蔓延之势。但是，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新冠疫情状况算不上是灾难，只能说是一种对大众健康形成严重威胁的传染病。从世界卫生组织（WHO）到各国健康部门以及私营机构都在汇总数据，德国的数据显得亮眼，绝对死亡人数以及病亡率都处于相对低水平，而社会停摆措施（民间戏称为“家里蹲”）则相对宽松，限制居民外出的做法除了在个别疫情暴发点短暂实行以外，并没有在大范围内成为常态，在户外公园散步、运动一直都没有禁止；最严格时，不在一起居住者的聚会人数限定为二人。这种“一枝独秀”的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系列受文化影响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吗？是因为德国人性格中的“理性”使然吗？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外力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德国的联邦制的社会管理机制，联邦和各州政府快速出台的纾困举措，抗疫的目标定位于在避免医疗资源崩溃的前提下将经济损失最小化、做长期与病毒共存的准备，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如果从个体应对新冠病毒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此番的病毒应对恰似日常疾病应对方式的放大。对“疾病收益”的意识是人们最先乐于表达的感慨：终于能安静下来，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做了多年来一直想做、但苦于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重新看到代际、邻里、社区之间的关爱和互助，归属感增强，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呼吁全社会要关照那些“风险群体”（年长的以及有基础病的人），其中不乏有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公益活动来救助那些受打击最大的群体，尤其是那些无法举办音乐会、展览的艺术家们以及精神文化创造者以及为他们提供辅助服务的人员。 公众看重结果的取向，表现在特别看重那些能以数字方式展示的结果，这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负责传染病监测和应对的联邦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简称RKI，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疾控中心）在官方网站上每天发布感染人数的细分信息。这些数据是由各县的卫生局逐级上报汇总而成，每24小时更新一次，周末两天的数据往往会低于平日，这是由于上报延迟造成的。但是，延迟报告的病案并没有掉出统计数据，会体现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对此，科赫研究所在新闻发布会上不厌其烦地对公众进行解释，其中也包括如何正确解读相关数据。比如，当时的感染人数少并不意味着德国的疫情管理比其他国家好，只是因为德国还在疫情发展初期；初期病亡数极少并不意味着病亡率低，只是从染病到死亡会有一段时间。总体上，科赫研究所要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不要轻视病毒的危害，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出现的灾难情景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这里。当时还有另外一份数据源备受关注，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根据互联网上的信息抓取汇总的数据，那里显示的感染人数以及病亡人数总是高于科赫研究所官方网站上的数据。科赫研究所属于联邦政府的官方机构，他们给出的任何信息、意见和建议，都具有指导全国抗疫安排的意义，需要基层付诸实施。因此，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都是所长亲自出场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表述也非常谨慎。当病毒学家们意识到对这一病毒有很多知识盲点时，发言人就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这就让公众开始怀疑官方机构是否有隐瞒实情的嫌疑。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非常关注相关信息，于是几乎每次新闻发布会的实况转播我都会跟踪观看。我不是数据怀疑派，也不苛责记者们的追问，明白记者们也是在替他们的受众发出质疑。过分看重数字式结果的取向带来的负面效果，在疫情中让人看得更加真切：人际间最宝贵的资源——信任——受到极大伤害。一个场景令我难忘：当科赫研究所的所长威勒（Lothar Wieler）又一次被问到为什么他提供的数据感染人数要低于其他数据源时，教授说：“请您相信，我们是掌握了自己专业技能的人。请您相信我。”这几乎是在以个人的信誉为机构的信誉背书，一种退无可退的处境。可以说，这是整个疫情新闻中让我感到最为难过的画面，最直观地感受到以量化形式的结果为取向的做法有多么荒谬。 科赫研究所提供的是流行病学的数据和知识，而公众对新冠病毒最新研究状况的了解只能来自于专业的病毒学家。在此期间，公共传媒想方设法让专业学者发声，给公众提供相关知识，其中最为出色的是柏林的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教授开设的科普广播节目。德罗斯滕是专门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专家，从武汉获得病毒基因数据之后，他的实验室很快便开发出检测工具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他的专业知识背景是无可置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同意开设科普广播专栏的理由，因为他用不着花太多时间准备，就几乎可以回答这一领域的任何问题。偏巧他也有语言表达方面的天赋，有本事把复杂的事情解说得让外行人也能听懂。这个广播节目的听众超过一百万，这是他本人以及主办者都未曾想到的。我自己以及周围认识的人，几乎都成了这一节目系列的听众。这也是对渴求医学知识这一做法的放大，因为还没有通俗医学读物让公众获取相关信息，而专业论文是普通人看不到、也看不懂的。德罗斯滕会挑选出一些尚未正式发表的预印本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媒体上带来某种轰动效应的论文，向听众转述病毒学家的论点。他的科普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光表述病毒学知识，另一方面也让听众了解知识产出过程。比如，他曾经直言自己对一篇论文的不屑，认为该文章对病毒基因变异的分析采用了哺乳动物基因变异的理论，实验做得也不干净。据说他的这些广播节目马上就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传播，其中也包括汉语。一旦这种“教育”资源变得火热之后，各种以专家、医生名义评点病毒、抗疫的做法便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其中也包括完全否认疫情严重性的各种阴谋论论调。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一些此前几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词汇，仿佛大家都可以对病毒、疫情、患者治疗发表些自己的看法。这些一知半解的知识、不全面的信息，自以为是的质疑权威的态度，恰好符合“半教育”情形下的状况：一群受到“半教育”的人并没有带来知识社会应有的理性，反倒成了反智“阴谋论”的滥觞。 口罩成为本次全球疫情中讨论最多的话题。在民众是否应该戴口罩阻止病毒扩散这一问题上，德国的抗疫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呼吁民众不要使用医用口罩（当时口罩为紧缺医用品，仅供医护人员使用），到建议民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自制的普通口罩即可），再到出台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违者罚款的新规。疫情之初，在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很少有人戴口罩，这被解释为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的“非理性”行为，因为这里没有像东亚那样的“戴口罩文化”。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的话，后来的事态发展则足以说明，文化因素的屏障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击破的。可能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利他的公共道德要求与对抗疾病中“手段即结果”行为模式的叠加，使得戴口罩戴做法很快被接受，也给“违者罚款”的公共管理政策提供了理由。 夏季到来让疫情缓解，而进入八月份之后，德国以及欧洲各国的新增感染人数都在急剧增加，随着秋冬将至，流感与新冠疫情的叠加会使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尽管防疫政策如履薄冰，德国疫情的第二次高峰还是在圣诞节前出现了。病毒感染者的病程和症重程度显示出极大的个体差异，如此一来，人们对该疾病的感知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人而异。虽然有个案表明，私人聚会和庆祝活动是新冠传播的重要源头，但是限制私人活动的方案却极难获得认可。总理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严正提醒公民，不要忘记遵守抗疫规则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祭出“责任”这面道德大旗的做法，实为罕见之举，这也足以说明问题的含混性、复杂性和艰难性。 对于日常表象不要快速给出非黑即白的解释，这是鲍辛格倡导的经验文化研究认为有必要让其长鸣不止的警钟。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研究进路也难以获得线条清晰的框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沿着鲍辛格的思路去观察，我们几乎看不到有所谓的“典型的德国人”现象，在诸如“理性”“严谨”“秩序”“做事一丝不苟”这类标签下，可以看到很多以获取（显示为数字的）结果为目标的行动主义。比如，在入境口岸临时增加新冠病毒检测站，为那些从国外度假回来的人做咽拭子采样。尽管病毒学家从专业角度认为，目标不确定的海量检测是对检测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是这种能“立竿见影”的举措仍然被当作获取执政资本的利器，仍在各地大量实行。以数字形式展示出来的结果，是对复杂的实际状态的极简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的数据仍然是政策出台的依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数据是每10万人口7天内新增感染数。如果这项指标达到50以下，就可以考虑到逐步放开限制措施，恢复正常。但是，这个目标目前似乎还难以实现。当全球各地接种疫苗普遍展开以后，已完成的疫苗接种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又成了一个颇为直观的结果，很容易被公众用来衡量抗疫施政的成功与否。数字背后那些复杂关联会遭到无视，在遭遇严重疫情之后，社会是变得更加公正和自由还是正好相反，分化和对立是变得更加严重还是得到弥合，共同体变得更加团结还是更进一步走向分崩离析，这些才是真正的结果。数字形式的结果，尤其是在流行病控制方面，虽然是万万不可忽视的，但是那些以获取数字形式的结果为取向的行动主义，既缺少高尚的动机，也谈不上价值伸张或者执政效率，无非是把普通人庸俗的日常行为逻辑进行复制、粘贴后做成一份升级版而已。鲍辛格的书会让我们明白，你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才是那些冠冕堂皇的行动的真正原型。 （本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