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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鲍辛格的书 《结果型社会：日常文化的诸多层面》这本书的内容也许可以总结如下：对日常生活各领域的观察表明，我们似乎处处都以量化的结果为取向；重视数量的做法，并不能简单地归于社会更新加速、机会供给增多，因为很多貌似新潮的做法其实并未走出传统行为模式的窠臼；放慢速度的做法，未必会提供良方；破除以结果为取向，这关乎朴素、减少愿望、承认限度，需要的是笃定而放松地面对各种可能性，也许也需要学会放弃。在“引言”和“结语”两篇之外，作者还选取了16个日常生活的领域来进行分析，每个话题单独成篇，每篇的文字长度不过四五千字，而全书的长度在十万字上下。德文版的书中，作者没有添加注释，没有列出参考书目，而是把提到的作者和书名融入文本当中。 在鲍辛格看来，这种风格的学术写作是他在卸掉教授职责之后获得的一种自由：没必要去顾及学术从业者的写作规范，不必严格地去总结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不必让参考文献林立，如同一排排墓碑一样；不必去刻意搭建某个理论，或者为自己的理论不足而竭力辩护。这些学术从业者必备的技能，他都掌握得很纯熟。前文提到的那本为庆祝鲍辛格八十诞辰的谈话体学术传记《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将他至2006年发表的著作、学术文章按照编年整理列出。2014年在准备中文版时，我在鲍辛格本人以及助手的帮助下补充了他在2007—2013年间的著作目录，目的也是为了存留一份资料。这份1951—2013年间的论著目录在中文版中占据了76页的篇幅。此后他几乎每年都有书出版，这本《结果型社会》就是其中之一；他撰写的《施瓦本文学史》聚焦于那些主流文学史忽略的文学作品——地方上的文学杂志、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历书上的故事，教会提供的图文资料，他带着文学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叙述一个地区的文学生活；作为时代见证人，他在《战后的大学》这本“小书”中将图宾根大学经历的种种危机处理娓娓道来，让人看到“学术与政治”这个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大问题在大学日常实践中的呈现。最近的一本小书，是他与一位有移民背景的绿党女政治家、巴登-符腾堡州议会主席穆特·阿亚斯（Muhterem Aras）关于“家乡”（Heimat）这一概念的对话，而民俗学界关于“在开放社会中如何有意识地面对‘家乡’概念”的讨论，则是由鲍辛格一篇发表在1990年的论文而引发的。 当鲍辛格不再正式承担学术责任之后，他有意地选择写“小书”这种举重若轻的做法，尽管他也无惧于拿出厚重之作。他在195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已经长达239页，题目为《活态讲述》，研究的是符腾堡北部地区的口传作品；而1961年出版的《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则经受住了学术共同体的多年检验。该书在德国已经出了第3版，被翻译成英文（1990）、日文（2005）、意大利文（2005）以及中文（2014）。他不光能写这些专题研究著作，也能在不减损专业质量的前提下，把专业知识深入浅出讲给更大范围内的读者。他曾经应一家出版社之邀，在该社策划的“当代学问”系列中撰写了其中的一本，即《民俗学：从古典学到文化分析》。尽管他本人对“民俗学”的说法并不满意，但是出版社却不能舍弃这个学科概念，否则读者会感到难以定位。在这本书问世的同一年，即1971年，鲍辛格把自己执教的民俗学研究所改名为经验文化研究所。这本书在德国已经出版了第4版，1990年被翻译成法文。当鲍辛格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时（《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的英文版在1990年出版），他已经马上就要步入法定的荣休年龄，他自己早已把这些研究远远地甩在身后；而使用其他学术界“小语种”语言的学者对他的关注则更迟滞些。在这个意义上，把鲍辛格视为民俗学探险队的先锋队员，实非虚美夸饰。 谈到鲍辛格的著作，我会避免将这份长长的论著目录中的任何一本（篇）看作他的“代表作”，因为他的每项成果都不足以“代表”全体。我们往往习惯于一位大学者会提出一个、甚至一套理论，可适用的范围越大，便越显得有深度、有水平。但是，鲍辛格显然没有把提出理论看成自己的学术使命。他的目标是解释人的日常生活，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是如何变成习以为常的，因为这里才隐藏着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的深层根源，而理论只是解释现象的工具而已。学者声称自己并不致力于构建理论，或者最多以罗伯特K.·莫顿所言的“中型理论”为目标，在今天已经变得比较容易被接受，甚至在有着较强理论自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学者们都自甘放下构建“宏大理论”的雄心。但是，让我们回到二战后的学术语境：以传统为对象的民俗学一方面得面对20世纪风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抵抗那种摧枯拉朽、高歌猛进、扫荡一切的嚣张，同时需警惕19世纪浪漫主义式滥情于“乡间传统”对这一学科的侵害，还要高举以凡俗日常为目标、抽象理论为工具的大旗，在自己的田野小路上跋涉，争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许置身于这样的氛围当中我们才能够想象，在当时的处境下，鲍辛格需要有多大的底气和自信，才能淡定地说出来：我不在意理论。 从鲍辛格的观察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很多理论家们的借鉴。他对自身作为“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定位，得益于图宾根的哲学家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近视域的伦理”这一概念；对“民俗主义”现象的解释，依托于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非同时性的同时呈现”（Gleichzeitigkeit der Ungleichzeitigkeit）。这两位哲人都是图宾根大学的教授，是近在咫尺的思想源泉。然而，他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也跨越不同学科，前辈学者的描述和分析让他看到人们当下行为的历史延续性。比如，在《结果型社会》这本书里，鲍辛格几次提到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西美尔大概是最能吸引民俗学者的社会学家，因为他关注的话题太有市井气息：城市化，时装，货币，饮食仪式。此外，还有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同时代、远不及韦伯名气大但重要程度不相上下的维尔纳·索姆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和卡尔·比歇尔（Karl Bücher，1847—1930）——索姆巴特曾经指出价值伸张的物化性（Versachlichung），饮食奢侈也是凸显地位的手段，只是在底层社会那里奢侈的标志是以量取胜而已，而同样的现象在几十年之后依然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当中；卡尔·比歇尔则是劳动社会学的奠基人，曾经系统地考察工作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两位学者在当时归属于“国家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一个如今已经不存在的专业，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前工业时代的经济生活以及工业时代的社会转型。多年以后，索姆巴特和卡尔·比歇尔（尤其是后者）被社会人类学重新发现。当人类学学者受到卡尔·波兰尼的提醒后发现劳动力已然成为“虚拟商品”之后，他们迫切地想弄清楚前工业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本质究竟是什么，此时重拾卡尔·比歇尔的著作，仿佛遭遇海难者看到远处海岸的微茫灯火。比索姆巴特更不为人知的诺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堂弟——的社会学论文集也在鲍辛格的阅读范围，更无需说那些19世纪或者更早的作家作品，从特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到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鲍辛格对他们的引述似乎信手拈来，毕竟他就读的是德国语言文学专业。 “读鲍辛格的书，是能在人前吹牛的利器”，这几乎可以说是我的肺腑之言，同时也带着一种无论在哪里踹一脚都会引起雪崩而让自己被掩埋的不安。如我这种从他的书中定点式获取片段知识的做法，大概也会被鲍辛格归为“半教育”（这一概念出自特奥多·W.阿多诺）现象。阿多诺在半个世纪前指出，“半教育”（Halbbildung）不是教育的一半，而是教育的反面。接受“半教育”的人恰好是那些力图获得教育的人；那些兴高采烈地传播教育的人，就是直接毁灭教育的人。文化产业不间歇地把打磨过的教育碎片提供给我们，让我们感觉好像手里有些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无法将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于是，教育凋落成闲侃的谈资、成了某种态度，用以获得发言机会和群体归属。鲍辛格对“半教育”现象的解释是，教育的原本目标在于获取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最重要的表达形式，那是一个会形成区隔的领域，在那里等级阶序得到公认，经典著作居于核心。然而，何为经典这一标准在不断改变，由教育而形成的区隔领域的边际线日益模糊，阶序变得不再明晰，一清二楚的文化价值建设不复存在。也正因为教育的阶序性结构还依然存在，并且还在发挥一定的作用，“半教育”才成为人们努力的目标。正如同“半真相”最终会比谎言更为糟糕和危险一样，“半知识”和“半教育”也是如此：两个受到“半教育”的人碰到一起，合起来的结果不是完整的教育，而是无稽之谈。 正是出于对“半教育”陷阱的畏惧，我在翻译鲍辛格的书时总会感到某种畏缩感。他的书和文章大多具有很强的地方关联性，这与中国的读者相距太远。在这方面，也许《结果型社会》算是例外，在全球化趋势几十年以及技术世界趋同后，书中提到的很多现象一定程度上在中国也不陌生。此外，另一个考虑也是令我犹豫的原因：鲍辛格的书，也许能帮助人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以及自身的行为方式，却无法提供处理和走出日常困境的办法和途径。甚至，他对日常现象的阐释也不会是线条明晰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口号，给民众以他们能“快刀斩乱麻”式地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幻象，已经被实践证明这类口号难以兑现；而在学术问题上给出干净利落的答案背后，往往是削足适履式的损害。习惯于获取短、平、快结论并期待学术领袖的读者，难免会有“不过瘾”的感觉，因为他们在这里望不见灯塔，找不到拿过来便可用的现成范式，也看不到一位能指点江山的学术领袖。鲍辛格的同事伯恩德·尤尔根·瓦内肯曾经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鲍辛格：
值得说明的是，鲍辛格尽管是学术界的一位“现象级”人物，但他的学术方式不是民俗学的圭臬，甚至他也代表不了德国的民俗学——他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说来不可思议，鲍辛格这位深深植根于乡土、接地气（bodenständig）的学者发出的声音，在很多热爱传统、热爱民俗的人听起来未免有些刺耳。比如，他很早就告诉博士生们不必以占有完备的资料来要求自己，因为那是没有人能达到的目标；他提醒人们不要把“传统”和“民间”浪漫化，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载歌载舞的节日习俗，如今纷至沓来的习俗庆典是把不同空间里的习俗进行叠加的结果；哪怕在昔日的乡村田园中，驱动人的行为的因素也不一定、或者说首要的不是美德和高尚情操；他告诫人们，对那些在书本上读到的民间知识尤其要细加甄别，因为那很可能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他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去“呵护”传统。正好相反，他认为辩证传统的要义，只是为了发现当下日常生活中真正的新颖之处，只有这些节点才有可能产生新事物，而大多数我们以为是现代技术世界新事物的东西其实并不新。在涉及学者的任务范围时，他甚至走得更远：将前人已经知道的知识，重新讲述给当下的读者，也是学者的应有之义，不要寄希望于每一句话都是发前人所未知：人类不是一直在复述已有的知识，使之得以传承吗？ 鲍辛格这些听似“异类”的看法，源于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取向：民俗学的对象——无论是当下还是过去——都不是本体论的存在，而是知识生成的结果。近年来，我有幸通过翻译接触到科学史的视角，关注到历史学家对知识产出之历史情形的描述。关于专项知识的保密和公开问题，关于书籍太多、信息过剩的问题，在16世纪都曾经是让人们感到焦虑不堪的新问题，与今天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本关于中世纪女性生育健康的书，对学术界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和伤害。莫妮卡·格林（Monica H.Green）在一篇资料丰富的长文中揭示了一个错误断言的由来，这个断言的内容是：在男性权力还没有占据女性身体的“黄金时代”，女性从事医学实践、彼此自由地分享关乎自己身体的知识，只有女性才拥有某些关于女性身体的“天然”知识。这一断言来自一本在1971年初版时只有45页、完全基于二手材料拼凑而成的一本小书《女巫、助产婆和护士》（Witches，Midwives，and Nurses），该书的两位作者中，艾伦瑞克（Babara Ehrenreich）是一位获得生物学博士的美国专栏作家、公共知识分子，英格利希（Deidre English）则是一位记者。这本书几乎被翻译成各种西方语言，长销不衰。更令人遗憾痛心的是，这本书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通俗读物，而且进入专业知识生产的循环当中。当著名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对分娩进行人类学比较研究的奠基人布丽吉特·乔丹（Brigitte Jordan）在自己的著作中接受了前者给出的历史描述之后，这一断言便借助于乔丹的著作被纳入更大的学术生产范围。在格林看来，这种大范围的以讹传讹，阻碍了对复杂历史状况的进一步探讨，一个貌似为女性主义发声的不实断言在实际上伤害了女性主义的学术探索。乔丹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在一千多年里，分娩无可争议地是助产婆的领域。那个（近代以前）时期的助产婆也许是民间治疗者，她们不光照顾分娩，也在总体上负责普通人的保健需求……分娩被明确地认定为女人的事情，这一界定显然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这种描述往昔风俗的方式和风格，让人感到多么似曾相识！ 科学史和民俗学，两个原本没有很多交集的学科意外地相遇，像是在给鲍辛格的观点做了一份扎实的注脚。 (责任编辑：admin) |